中华职教社史：陆费逵的职业教育思想

陆费逵（1886—1941），浙江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书局的创办人。1908年秋，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并兼任《教育杂志》的主编、记者；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他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出任局长，后改为总经理，1月7日，创办《中华教育界》月刊；1914年发表《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其中对职业教育的概念和含义都做了较为清楚的说明。1917年5月，他同蔡元培、黄炎培等48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曾担任职教社议事部议事员，1929年创办了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纵览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历程，他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与人才教育并重，堪称近代职业教育理论界的先驱。陆费逵一生丰富的教育活动，在学制改革、职业教育、女子教育、语言文字教育改革、教科书等方面形成了自己丰富而又独特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陆费逵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最早倡导人之一，对于民国初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为此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实践，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先驱之一。具体而言，其职业教育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实利主义教育方针与职业学校建议，职业教育与人才教育、国民教育并重，女子职业教育，职业道德等几大方面。

（一）实利主义教育方针与职业学校建议

陆费逵在其《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实利主义教育方针，他说：“实利主义，非惟乐贫，实足以增进国力，高尚人格”^[82]，“且夫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知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人是也。欲迭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83]。基于实利主义的教育思想，陆费逵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希望大家通过职业教育获得谋生的技能，能够在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民国早年重要的职业教育思想家之一。

陆费逵在实利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对民初学校职业教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概言之，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陆费逵将职业教育看作中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初年，中等学校学生的职业训练与农工商业的人才需求相脱离，加之当时普通教育更是脱离实际生活，导致中学生的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者比比皆是，中等教育的问题日益严峻。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陆费逵将职业教育作为他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与人才教育“三轨制”教育构想中之“一轨”，体现了他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及其作用的深刻认识。其次，陆费逵基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解决国民生计的观点，指出实用性是学校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并且职业学校也应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而设立，不可盲目设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实业还不甚发达，基于此，陆费逵提出应设立“职业传习所”，帮助民众谋生，来改进当时的农业和工业，以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职业传习所”是根据当时的农工商业的实际情况而设立，具体为以“老农”“老工”的办法为主要的办法，同时请受过“新教育”的人简要讲述相关理论和“新器物”的使用方法，传习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但大都从“一年半载”到三年五年。陆费逵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些非常实用的建议，是因为他对晚清民初的实业发展状况、教育的问题以及民众的贫苦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

（二）职业教育当与人才教育、国民教育并重

陆费逵对于职业教育概念与内涵的深刻认识集中体现于其1914年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的《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在文中，他指出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夫国民教育，以水平线行之，所以使全国之人，具有人生必不可少之智识，以为国家之基础也。人才教育，则以出类拔萃为宗，所以使天才卓越之人，习高等专门学问，以为国家社会之中坚也。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所以使中人之资者，各尽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也。”^[84]陆费逵深悉中外教育发展状况，认为职业教育若不兴盛，实业则不能发达，人民则不能富裕，因而他提出职业教育是挽救危亡的重要途径之一。他说：“故吾以为今日欲救危亡，第一须有人才，第二须有款项。”^[85]在陆费逵看来，不管是款项的筹集，抑或是民族的救亡，都舍职业教育而别无他途，如果离开职业教育，“他国之实业，将充牣于吾国”，结果则是“非以教育救亡，直以教育促亡矣”^[86]。

陆费逵主张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与人才教育三者应该并重，他曾在1911年自己编著的《世界教育状况》的序言中说道：“吾国今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而国势之隆替，教育之盛衰，厥惟人才教育。”^[87]由此也可以显示他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对于解决国民生计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说：“无职业教育，则生活维艰。”^[88]陆费逵对于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与人才教育三者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故吾以为今日欲救危亡，第一须有人才，第二须有款项。有此二者而无国民教育，犹可力支危局，徐图补救。无此二者，即使国民教育真能普及，而国无栋梁之恃，民有破产之忧，国已不国，则彼普及之教育，亦昙花一现而已。况主持学务，必需人才，维持学校，尤恃款项。无人才，无款项，国民教育决无由普及。而无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则国民教育即使普及，亦不过增无数识字之游民而已。”^[89]而且“人才教育、职业教育所费不多，收效至弘且速”^[90]。因而有鉴于此，陆费逵针对当时的款项，认为“当以六成办普通教育，二成办人才教育，二成办职业教育”^[91]，显示出陆费逵“三轨制”的教育构想。陆费逵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无职业教育，则在下者生计艰困，在上者辅助乏人。”^[92]

（三）女子职业教育

中国历来都有男尊女卑的传统，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重视甚至限制女子接受教育，不过在民国鼎革之后，这一传统出现了改变。伴随着西方民主、自由、科学等观念的涌入，女子要求接受同样的教育，在冲击传统的过程中，陆费逵非常重视女子教育，他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有四项目的：“第一，健全女子的人格；第二，养成贤母良妻；第三，在男子能养家的时代，从事无害生理、无妨家庭的职业；第四，预备充足的实力，于必要的时候代男子做国家社会一切的事。”^[93]虽然陆费逵重视女子教育，但他也承认男女因生理的自然差异而导致一定的不同，如男女职业分工的不同。但是不同不代表全部，在做人的条件上，男女都应具备相同的六个条件，“才（才干）、德（德性）、学（学问）、识（识见）、气（气度）、体（体魄）”。而要具备这些条件，必须依靠教育而获得，由此体现出中国女子教育的迫切性。

陆费逵在女子职业教育方面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他曾在1912年提出女子接受职业教育的原则是“即授以谋生之能力，而为自立计者也”^[94]。因而他基于女子自立的目的，认为女子应该接受如养蚕、裁缝、刺绣、纺纱、订书、教师、图画家等方面的职业教育，这些方面比起设置完备的实业教育容易且见效快。由于陆费逵当时身处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加之他本人受传统文化观念的习染，由此他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程度的保守性，就其女子职业教育观而言，一方面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陆费逵指出各级学校女子职业教育的主要内容为：“（甲）高等小学，加家事科，中学第一、二年亦然，并注重裁缝、烹饪之实习。（乙）中学加教育大义。（丙）多设女子职业学校，裁缝、蚕桑、美术尤要。”^[95]上述职业教育内容的设置是因为在陆费逵看来，男子与女子的生理基础不一样，女子在人的生理上比男子较弱，而且女子将来会为人妻，为人母，为家庭主妇，所以女子职业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以妻之教育，母之教育，适宜职业之教育。陆费逵根据男女间的生理差别就严格区分了职业学校的学习内容，明显带有传统的印迹，因而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他认为女子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多设许多传习所，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情，具有可操作性，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陆费逵对于女子职业教育的内容提出了三个要求，分别为要女子适宜的、要女子胜任的和要扩充范围。陆费逵认为女子职业不一定适宜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体现了其思想中传统的保守性。但是他的女子职业教育观中，反对将女子完全培养成贤妻良母，又反对男女教育无差别式的平等，主张应该采用家庭主义、教育主义、职业主义三者来进行女子教育，在新旧交替的民国初年确实具有很大的进步性。时至今日，陆费逵关于女子教育的诸多论述仍具有现实意义。

（四）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陆费逵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这与他自身的诸多身份息息相关，同时他对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相关论述，也主要是针对他所身处的出版业、实业和工商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陆费逵的职业道德教育的思想来自其自身的实践活动。

在担任上海书业公会主席期间，陆费逵曾发表了《书业商之修养》一文，在文中，他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的最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的利益定非浅鲜；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96]所以出版商的思想必须要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世。而对于著者，他认为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关系到社会的盛衰、国家的存亡、国民人格的高低，因此作者的职业道德很重要。其次，陆费逵认为实业家和工商业者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新政府在经济方面鼓励发展实业，人们也认识到了发展实业的重要性，当时实业救国与立国的呼声高涨，但是真正有志于实业者，为数不多，即使从事实业者也是成功者少、失败者多。对于此种现象，陆费逵认为是实业家缺乏职业修养所致，因此为了提高实业家的职业修养，从1915年起，他先后发表了《实业家之修养》《工商界做人的条件》及《我对于商业人才之意见》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加强对工商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针对实业家应具有的职业道德修养，陆费逵曾说：“以余所见，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识也，技术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缺。”^[97]由此可知，陆费逵对实业家的职业道德修养有着深刻的认知，他还经常在其他杂志，如《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刊登当时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与方法。

陆费逵的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其在学制改革、职业教育、女子教育、教科书和教育出版业、语言文字教育改革等方面都有所贡献。虽然他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存在着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对近代中国教育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陆费逵的教育思想是以“人”为核心，他提出了在民初开风气之先的职业教育理念，指引着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早期的先驱者。陆费逵的有些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活动仍然有着指导意义。

【注释】

[1]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一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序言第39页。

[2]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一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序言第54页。

[3]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进程（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49页。

[4]王相钦主编《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197页。

[5]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第4版）》，中华书局，1994，第234页。

[6]数据资料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第93页。

[7]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24页。

[8]楼世洲：《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近代工业化进程中江浙沪职业教育考察》，学林出版社，2008，第24页。

[9]夏偕复：《学校刍议》，载琚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172页。

[10]严复著，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第203页。

[11]《教育部咨各省都督兼民政长、民政长请饬所属实行本部所定入学转学办法毋任疏违文》，1913年《政府公报》第420号，第11-12页。

[12]《法令文牍：教育部通咨各省巡按使申明部章并饬甲乙种实业学校认真办理文》，《教育周报（杭州）》1915年第91期，第23-24页。

[13]蔡元培，黄炎培等：《内外时报：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东方杂志》，1917年第7期，第163页。

[14]黄炎培：《附录：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教育杂志》，1913年第5卷第7号，第55页。

[15]蔡元培，黄炎培等：《内外时报：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东方杂志》，1917年第7期，第164页。

[16]蔡元培：《教育界之恐慌及补救方法——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词》，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482页。

[17]黄炎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职业教育》，载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第239页。

[18]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89页。

[19]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147页。

[20]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教育杂志》，1912年第3卷第10期，第5页。

[21]黄炎培：《苦——中华职业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给诸教师诸学友一封公开的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123页。

[22]黄炎培：《我之最近感想》，《教育与职业》，1919年第14期，第3页。

[23]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序言第5页。

[24]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4期，第193页。

[25]黄炎培：《职业教育谈》，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254页。

[26]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200页。

[27]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4期，第193页。

[28]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48至149页。

[29]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48页。

[30]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是什么》，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488页。

[31]黄炎培：《职业教育机关惟一的生命是什么》，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489页。

[32]黄炎培：《断肠集》，生活书店，1936，第54页。

[33]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48页。

[34]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0期，第829页。

[35]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0期，第830页。

[36]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0期，第832页。

[37]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0期，第832页。

[38]黄炎培：《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三十周年告毕业和肄业诸同学》，《中华职业学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17页。

[39]黄炎培：《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446页。

[40]黄炎培：《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446页。

[41]黄炎培：《断肠集》，生活书店，1936，第54页。(www.chuimin.cn)

[42]黄炎培：《断肠集》，生活书店，1936，第54-55页。

[43]田正平：《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第145页。

[44]田正平：《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第145页。

[45]黄炎培：《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教育杂志》，1917年第9卷第1期，第3页。

[46]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设立之旨趣》，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2页。

[47]田正平，周志毅：《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第242页。

[48]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0页。

[49]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0页。

[50]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1页。

[51]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5页。

[52]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0页。

[53]张健主编《中国跨世纪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第518页。

[54]张健主编《中国跨世纪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第518页。

[55]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11期，第159页。

[56]江问渔：《民众职业指导》，《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9期，第3页。

[57]江恒源、沈光烈：《职业教育》，正中书局，1937，第123页。

[58]江恒源、沈光烈：《职业教育》，正中书局，1937，第126页。

[59]江恒源、沈光烈：《职业教育》，正中书局，1937，第126-129页。

[60]江问渔：《民众职业指导（续）》，《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2期，第5页。

[61]江问渔：《民众职业指导（续）》，《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2期，第5页。

[62]江问渔：《民众职业指导（续）》，《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2期，第5页。

[63]江问渔：《民众职业指导（续）》，《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2卷第2期，第5页。

[64]江问渔：《民众职业指导》，《教育与民众》，1930年第1卷第9期，第2页。

[65]江恒源、沈光烈：《职业教育》，正中书局，1937，第81页。

[66]江问渔：《补习教育的效用在那里？》，《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133/134/135期，第195页。

[67]江恒源：《对于成年补习教育的意见》，《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9期，第1455-1456页。

[68]江问渔：《职业青年与补习教育》，《青年生活（重庆）》，1939年第7期，第1页。

[69]江问渔：《职业青年与补习教育》，《青年生活（重庆）》，1939年第7期，第1页。

[70]江恒源、沈光烈：《职业教育》，正中书局，1937，第81页。

[71]江恒源、沈光烈：《职业教育》，正中书局，1937，第93页。

[72]江问渔：《教育评论：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140期，第525-526页。

[73]江问渔：《教育评论：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140期，第526页。

[74]江问渔：《教育评论：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140期，第526页。

[75]江问渔：《商榷：关于乡村改进问题的解答》，《教育与职业》，1931年第122期，第197页。

[76]江问渔：《商榷：关于乡村改进问题的解答》，《教育与职业》，1931年第122期，第197-198页。

[77]江问渔：《理想的乡村中学》，《教育与职业》，1931年第123期，第262页。

[78]江恒源：《“富教合一”主义》，《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8期，第1365页。

[79]江恒源：《“富教合一”主义》，《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8期，第1367页。

[80]崔军伟、徐保安：《江恒源农村改进理论述略》，《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59页。

[81]江问渔：《关于农村教育的三个重要问题》，《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3期，第42页。

[82]陆费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中华教育界》，1912年第1卷第2期，第3页。

[83]陆费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中华教育界》，1912年第1卷第2期，第4页。

[84]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中华教育界》，1914年第13期，第2页。

[85]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中华教育界》，1914年第13期，第3页。

[86]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中华教育界》，1914年第13期，第6页。

[87]陆费逵：《〈世界教育状况〉序》，载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89页。

[88]陆费逵：《〈世界教育状况〉序》，载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89页。

[89]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中华教育界》，1914年第13期，第3页。

[90]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中华教育界》，1914年第13期，第4页。

[91]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中华教育界》，1914年第13期，第5页。

[92]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教育杂志》，1912年第3卷第10期，第5页。

[93]陆费逵：《女子教育的急务》，《中华教育界》，1920年第1期，第6页。

[94]陆费逵：《新学制之要求》，载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131页。

[95]陆费逵：《新学制之要求》，载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131页。

[96]陆费逵述，许瘦鹤整理：《书业商之修养》，载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313页。

[97]陆费逵：《实业家之修养》，载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