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民主革命家，在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炎培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时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在他身上，有着众多的身份标识，而教育家的身份是其最为重要的一个。黄炎培出身于清末一个没落的秀才家庭，自小在家塾中接受了旧式的启蒙教育，并且同旧式知识分子一样，他也积极追求科考功名，在24岁时中举人。但是在晚清变化万端的社会大局中，黄炎培不可能继续旧式的科举应仕之途。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浪潮中，黄炎培深感中华民族之危难和体察人民生活之困苦，因而不断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1917年，黄炎培等48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以研究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致力于提倡、实验、推广职业教育。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实践场所，希望通过职业教育来挽救民族，增进国家的生产力，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在黄炎培的带领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的先行者与推动者，如直接促成了职业教育在新学制中的最终确立。作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其多年办学实践的结晶，其思想体系之完备，内容之广博，哲理之光辉，影响之巨大，足可称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在丰富的教育调查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在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前，黄炎培对国内外教育开展了广泛的考察，尤其是在1914年至1917年间，黄炎培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方面的理论探讨。1915年4月，黄炎培随同游美实业团赴美开展实地考察。黄炎培的兴趣主要在于教育领域，遍访所到之地的各个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对于美国教育界的理论、学说和新的教育改革动态都有了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美国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有着非常深切的认识，更为坚定了他提倡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1月，黄炎培第二次去国外考察教育，这一次考察的对象是中国的近邻日本与菲律宾。特别是在菲律宾考察期间，他深深地感受到职业教育在菲律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国外考察完毕之后，他又以上海《申报》记者和游美实业团编辑的身份对国内各省市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先后到过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等省，希冀找寻到改革中国教育的良方。黄炎培一方面对国内的教育状况进行考察，“寻病源也”，发现教育问题之根本所在，另一方面考察国外的教育状况，“读方书也”，希冀能够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此可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1916年9月，在黄炎培主持下，江苏省教育会职业教育研究会成立。1917年，黄炎培联络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所作《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一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有着深厚的本土渊源，其基于本国实情出发，主张用实用主义教育来改造中国的教育，通过职业教育来发展民族工业。

1926年，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了《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明确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念。他认为从事职业教育的人应该参加社会运动，到生活中去，不能关起门来办职业教育，由此引发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具体实践中，黄炎培将职业教育不局限于学校，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同时通过回顾过去已有的活动经验加上乡村运动等的推动，他又将视野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不懈努力下，其职业教育事业逐渐形成了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与农村改进四位一体的格局。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后，相继出版发行有《教育与职业》《救国通讯》《生活》《展望》等杂志，以此来宣传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在上海、重庆、云南等地创办了许多职业学校，引领着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到1943年，全国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在校学生67227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改造，曾举办了北京函授师范学校和中华函授学校，继续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以下对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做简要的概述。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

1.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

历来对于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尚未有标准的定义，黄炎培在其许多著作中都谈及自身对于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起源于社会分工，“社会生活方式采分工制”，才产生了职业和职业教育，他关于职业和职业教育内涵的一系列论述集中体现在《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职业教育析疑》《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职业教育谈》等文章中。从这些论述中，可知黄炎培心中的职业包括了“用劳力或劳心换取生活需求的日常工作”“一种确定的互助行为”以及“对己谋生，对群服务”的内涵。^[23]相应地，职业教育就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24]。黄炎培从职业的内涵出发，把教育与职业联结起来解释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可知黄炎培心中的职业教育，教育是方式，职业是目的。

黄炎培所秉持的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问题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一种仕官的教育，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进入仕途，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近代中国。当时的社会的情状是学校教育与社会严重脱离，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异常严重，黄炎培对此等现象感触颇深，他希望通过沟通教育与职业来促进教育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相连接。因此，他将发展职业教育看作沟通教育与职业的直接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他主张普通教育应与职业教育相沟通，在普通学校中，应该开设职业教育的内容，施行职业指导和开办职业科等，同时在职业学校中，应在提升学生职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加强其普通文化知识的普及，以使其成为社会国家的健全良好分子。

2.职业教育的目的

黄炎培对于职业教育的目的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其职业教育目的更是其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一开始黄炎培在《职业教育谈》中指出了职业教育的目的，“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25]。社会上有人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技艺教育，不足以发展个性，黄炎培先生不认可，并将为谋个性之发展添加为目的之一，且是第一个目的。黄炎培认为，“自社会生活方式采分工制，求工作效能的增进，与工作者天性天才的认识与浚发，进而与其工作适合，于是乎有职业教育”^[26]。这里谈及的天性、天才即包含有人的个性的意味。同时，在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中，黄炎培明确提出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这些都显示了职业教育与个性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他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的四大目的，分别为“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27]。这四个方面体现了为个人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三个层面的含义，同时集中反映了黄炎培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其世界观与社会发展观。黄炎培在实践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并将职业教育目的提炼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一目标反映了其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职业是“增进所以供给生活需求”的最好手段，教育是“广其知以大其爱”的最好办法，教育与职业的沟通、结合，必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3.职业教育的实施方针

黄炎培为实施职业教育提出了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的方针。社会化与科学化的方针集中体现在其“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之中，这一思想的产生是为了改变当时教育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困境，推进职业教育。黄炎培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解释，为“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出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同时，在开展过程中，要“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28]“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内涵即体现了实施职业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化与科学化的方针。在社会化层面，黄炎培认为，“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的……所以提倡职业教育而单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还是不行的”^[29]。那么对于职业教育机关而言，“职业学校有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30]。在他看来，“职业学校的基础，是完全筑于社会的需要上”^[31]，不管是在专业设科、课程设置、招生人数、培养规格，还是在职业道德标准的制定上，都是建立在详细周密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的。他曾说：“各种教育都应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职业教育尤应如此。所以办理职业教育，事前必须有缜密调查，以决定社会需要，职业趋向，环境要求。事后尤须有详细考查，以占所造就人才是否能适应职业的环境，切合职业界的要求。”^[32]

在科学化层面，黄炎培认为，“设什么科，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33]。这体现出其实践职业教育时的科学化诉求，在设科、课程设置、教材、培养目标方面都需要遵循职业教育界的要求，反映出办理职业教育以科学方法为前提。在《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一文中，黄炎培明确提出，“所称新教育，他所表现的特色，只有两点：一是科学化，一是平民化”^[34]，职业教育的科学化即“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35]。那么怎样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呢？黄炎培将职业教育的事业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物质问题，用科学来解决，如农业，工业，家事应用化学机械学等是，又一类为人事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如工厂，商店，学校以及各机关应用科学管理法等是。”^[36]并且他特别指出，“因职业的各不同，与人的天性、天才、兴趣、环境的各不同，替他分别种类，准则宜用某种，准则不宜用某种，发明所谓职业心理学，以为选择和介绍职业的标准”^[37]，这是极为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的方针不仅体现在办理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同样也体现在其所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组织与运作上。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工作中，非常注重调查，试验，总结，并且还专门设立了研究科学管理问题的机构，组织了事务管理委员会，正如他在《机关管理一得》与《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两书中，所总结的“实欲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合一炉而冶之”^[38]。

在平民化层面，在《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一文中，黄炎培指出第一大决心是“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39]。他认为：“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有是处。”^[40]本着职业教育为平民服务的方针，中华职业学校的校址选择在上海西南的平民区，在招生时对贫苦人家的子女实行减免学费，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城市开办职业补习学校时，采取了“晨校”“夜班”和“送上门”等多种补习教育的形式，方便了广大职工接受职业知识与技术的培训。

黄炎培所秉持的实施职业教育的三大方针，社会化是针对职业教育的范围而言，科学化是针对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而言，平民化是针对职业教育的受教对象而言，可以说在整体上对职业教育做出了一个全方位的把握，是中国职业教育史上的重要探索。

4.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

黄炎培所秉持的职业教育的基本教学原则为“手脑并用”和“做学合一”。他认为：“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41]这是他对职业教育教学提出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同时他明确地指出：“职业教育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到此种境地，须手脑并用。”^[42]他反复强调：“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万万学不成的。”^[43]他对中国封建教育中盛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旧有的等级观念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有着切身的感触。尤其是在对国内的教育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后，他发现社会中旧有的观念仍然深厚，读书人大都鄙视劳动，轻视实践，处于死读书的状态。(www.chuimin.cn)

一般而言，实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在中国的早期形态，晚清便已开设了众多的实业学堂，而这类实业学堂的办理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弊病。黄炎培对此类实业学堂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所谓实业教育，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44]同时“毕业于农、工、商学校者，乃至舍而求为官”^[45]。这种以培养实业人才为目的的教育类型在形式上与过去的学校教育并无差别，学校课程的设置重理论而轻实践，且学校富于欲望而贫于能力。为此，黄炎培在中华职业学校创办之时，在该校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本校特注重实习，生徒半日受课，半日工作，务期各种技能达于熟练。”^[46]具体而言，从中华职业学校所设置的铁工、木工、珐琅、纽扣四科的课程表中，可知每周授课时间总数约计48小时，基础课程与实习各占约24小时，有时甚至在休息时间也需要参加实习。在中华职业学校教师的聘用方面，黄炎培要求：“凡职业学校欲聘专门教师，如不易得学校教授与经验并重者，毋宁聘有职业经验者，较之仅受学校教授者必差胜。”^[47]可以看出，他以为聘请职业学校的教师应更加注重其职业经验方面。同时，对于职业学校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的问题，黄炎培主张招收那些有某种职业经历家庭的学生，且这些学生入学后选择与家庭职业背景相关的学科。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直接与农工商各界相联系，作为一种实践性与操作性都强的教育类型，其所注重的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与普通教育相比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需求。

总而言之，黄炎培认为教学工作中每一个环节都应与实际相联系，如职业学校须附设工厂、商店等，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职业学校招生应尽量招收家长有某些方面职业背景的学生进入相应的学科专业；职业学校的教学模式应实行半工半读，规定半日授课半日工作；职业学校的课程安排，理论课应与实习课的课时数相当，同时教材的选编应注重实践；学生的毕业须通过学校的考核，并且在企业实习满一年，才能够获得毕业证书。这些方面都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了职业教育实践性强的特点，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5.职业道德教育理论

黄炎培非常重视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与训练，他认为，“服务社会，德莫大焉”。职业道德的培养与训练本就是职业教育的内涵之一，不只是职业技能的教授这一方面，这二者缺一不可。黄炎培所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时，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职业学校，不单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还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和品德。”^[48]黄炎培所秉持的职业道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敬业乐群的精神。“敬业乐群”是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也是黄炎培所秉持的职业教育的基本规范。所谓“敬业”，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所谓“乐群”，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49]对于国家、社会而言，黄炎培希望学生，人人成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公民，人格好，体格好，同时人人都有一种专长，为国家社会所用。“敬业乐群”作为一条校训，体现了黄炎培对于职业学校学生在职业道德方面的希望与要求，是其职业道德的思想核心。

第二，培养爱国的精神。“职教救国”是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家群体基于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形势，希冀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沟通教育与职业，让社会人人都能有职业，以此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样一种职教救国的思想具有片面性，因为当时中国的教育问题只是众多问题之一，不管是“教育救国”，还是“职教救国”，都不可能拯救中国。不过这样一种救国、爱国的思想是需要的，黄炎培将职业道德教育与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将爱国精神贯穿于其职业教育思想之中。这一点仍可从创立的中华职业学校得知，该校首先要求的就是学生要热爱自己的国家，之后才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同时在1933年中华职业学校成立1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特别要求，人人须成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须有一种专业为国家、社会所用。由此可知，在黄炎培心目中，国家兴亡、民族利益始终处于第一位，他将国家民族的兴盛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第三，学生人格的培养。黄炎培非常注重学生人格的培养，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能力等个性特征的总和即为“人格”，而学生的人格必须完整。在中华职业学校中，他对学生的人格修养提出了五项基本要求，分别为：“高尚纯洁的人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正确进步的思想。”^[50]他曾为了办理职业教育，两次拒绝出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他曾数次奔赴南洋，向华侨募集到了大量的经费，自己却分文不取；他不曾被名利所惑，立足于农村基层，开展乡村改进运动，从不居功自傲。这些都可以显示出黄炎培人格之伟岸。

第四，劳工神圣的精神。“劳工神圣”是黄炎培职业道德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黄炎培在1918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时为其所题的词。所谓“劳工神圣”是指每个受教育者应做工自养。黄炎培反对不劳而食，认为先劳后食是每个受教育者的天职。在黄炎培看来，“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教育与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应脱节”。^[51]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所填写的入学誓约书第一条即为“尊重劳动”，在学校具体的生活管理中，提倡学生自治，全校清洁卫生等事宜均由学生划区包干，自行管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黄炎培还大力主张“双手万能”与“手脑并用”，他曾将“双手万能”作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徽图案，还曾亲笔题书“劳工神圣”匾额悬挂于学校、工厂，希望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自己动手建造校舍、工场、运动场等，“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并起家来”^[52]。这种思想是希冀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与生产技能，将读书与劳动相结合。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特点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其职业教育实践密不可分。中国的职业教育一开始为模仿德日模式，借鉴其制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需求，因为这不是基于中国实际的职业种类及其性质而做出的选择。黄炎培通过广泛的国内外教育考察，创立了以发展职业教育为职志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介绍欧美、日本等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最新动态，并且开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将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情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同时，黄炎培并不只是就教育谈教育，就职业教育谈职业教育，而是逐渐将职业教育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密切联系。他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将职业教育与整个社会密切联系，同时将重点转向了占据中国大多数的农村，投身于乡村改进事业之中，职业教育是其进行乡村改进的方式之一。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创办了乡村改进区，下设了总务、建设、农艺、宣传、娱乐、教育、卫生7个部门，教育作为其中的一个部门，教农民识字，指导与发展农村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黄炎培作为徐公桥乡村改进所的设计师，认为：“吾们的理想要把中国治好。无疑地须着重下级政治。最下级乡镇，次之县镇。”^[53]他非常重视乡村的发展于国家民族振兴的作用，他说：“把乡村作国家的单位，把一乡村的改进，做全国改进的起点。”^[54]由此可知，振兴乡村在黄炎培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希冀通过乡村改进以达到治理好中国的理想，与其怀抱着浓厚的爱国之情、为民之心息息相关。其实践职业教育的过程，明显呈现出平民化、实用性、社会化的特征。具体而言，如下。

第一，教育对象的平民化。黄炎培一贯主张职业教育应面向平民大众，因为他深知国家的贫困，人民的困苦，而改变这种现实，需要提高人们的生存技能。因此，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以提高生存技能为重，对象为广大平民阶层，不仅包括城市地区的平民，还包括更为广大的乡村群众。黄炎培希冀通过调查了解社会分工的需要，根据社会需要设置职业学校或是职业科，以此使得民众接受相应的职业训练，获得职业技能，从而生存于社会之中。

第二，教学方式的实用性。实用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黄炎培在开展职业教育教学活动时，非常重视实用性。尤其是“大职业教育主义”将职业教育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更加重视实践性。早于1913年，黄炎培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中，即主张小学教育中应采用实用性的教学方法，提出应“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55]黄炎培所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旨在解决在校学习脱离实践的问题，通过学校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革，使小学生在校所学能切近其生活。

第三，办学模式的社会化。职业教育是直接与农工商等产业部门相连接的教育类型，与社会需求密切结合。黄炎培等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积极与工商界相联系，如直接向工商界推荐学生，向金融界贷款等。同时，还同大实业家、企业家展开广泛的联系，获得他们的支持，如在学生实习、培训和教学实践等方面。总的来说，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中的社会化特质，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包括了办学模式、职业教育本质、学生角色等多方面的社会化。

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是中国职业教育史上不可不提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积极地推进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创生与发展，而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黄炎培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与观念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对于促进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