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小学从1945年秋开始扩大招生,除了六个年级外,还办有一个实验班,学校的经费,除组织董事会募捐一部分外,大部分是靠学费收入。中华小学的诞生是由于当时教育界普遍存在着“生活与教育”脱节,“社会与学校”分离的现象,同时受到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华小学不仅注重学校生活,同时也注重社会活动,比如1945年秋到1947年秋,开展了对外演出、办《少年报》、组织小先生举办自动小学等。......
2023-10-14
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发展而独立发展,而且教育的发展也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由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三者构成,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被赋予了特殊的职能——“教育救国”,然而这一救国愿望却在现实面前走进了困境。
(一)是实业教育,还是“失业教育”
近代中国实业教育是伴随着洋务运动而兴起的。从“洋务教育”到“戊戌变法”,清政府在大、中、小学均未建立前率先创办各类实业学堂,不仅开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先河,而且开创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新纪元,并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技术人才,为新教育制度的产生起了奠基作用。[8]1902年清政府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但是未来得及实施,随即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并且将实业教育分为农、工、商三种,学制分为高、中、初三等。
一般认为实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早期形式,实业教育的概念与职业教育既紧密联系又难以完全重合。“职业教育”一词在近代中国最早出现于1904年,由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在其文牍中使用,但是却直到1922年才在《壬戌学制》中通令使用,此前都是以“实业教育”的名目出现。而对于实业教育的阐释也有所不同,如夏偕复在《学校刍议》中,就用“实业学校”的概念指“中等农、工、商实业之教育”[9],严复1906年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演讲时,认为:“实业,西名谓之Industries,而实业教育,则谓之Technical Education。顾西人所谓实业,举凡民生勤动之事,靡所不赅,而独于树艺、畜牧、渔猎数者,则罕用其事。至所谓实业教育,所苞尤隘,大底同于工业。”[10]
近代中国的实业教育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寄予了极高的希望,备受推崇,如经元善认为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可温饱。可是愿望总是与现实相差甚远,实业教育的发展和对其原初的希望大相出入。根据当时教育部第七区视学林锡光等的报告:“窃维民国新立,尤以实业为急务,顾实业学校之科学,较难于普通,入学生非英算汉文稍有门径者,对于实业科学多不能理会。查部章高等小学毕业生,得以直入甲种实业科并各中学,而现时高等小学毕业生程度日浅,欲入甲种实业,其英算程度恒苦不足,例须先入补习课;如入中学,则得直入中学二年级。是小学毕业生,入中学校只需三年毕业,入甲种实业,须先入补习科,反须五年方能卒业。此实业学生之所以不能发达也。光复以后,办理实业尤为困难,以学生自由转学,无可制止,业经咨请教育司禁止,卒归无效,而各学校因学生缺少,愈任意乱收。满清学部规定转学规程,非同校性质之学校,不能转学,如工业二年级,不得转商业二年级,以所习科目不同。现则实业学生,可任意而转入法政矣。中央教育部令,转学生须具有转学理由书,经本校认可,给予转学证书,他校得转学证书,按该生年级相当程度,而后附入相当学级,现则未经本校认可,不须转学书,他校得以滥收矣,甚至不按学生学级,不察学生程度,有甲种实业第一年级学生,直入中学第四年级,是肄业不满一年,而中学居然卒业矣。学生何知,但择年限较短毕业较易者而趋之。破坏学制,换乱系统,无有甚于此者。”[11]此报告阐述了当时实业学校的学生情况,以及实业学生在入学、升学、转学等方面非常混乱,没有相应的制度规约,严重影响了学制系统。
实业学校旨在增进个人技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这类学校的数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成正比。可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学校多,却没能产生实际的效用,究其原因,是:“现时各省甲乙种实业学校,设备多不完全,甚至号称实业,而一切校室、校具及其他实习用具、场厂、器械、标本、画图、药品等事,均付缺如。”[12]因而,实业学校的毕业生能否将所学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可想而知。而且由于中华民族历来有推崇“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当时的实业学校的学生都热衷于法政学校,法政学校属于分利的事业,而兴办实业学校是生利的事业,因而也就严重影响了实业学校的专业门类。
在上述状况下,当时实业学校、专门学校毕业生的情况为“有以毕业于纺织专科,而为普通小学校图画教员者矣;有以毕业于农业专科,而为普通行政机关助理员者矣;甚有以留学欧美大学校专门毕业,归而应考试于书业机关,充普通编译员者矣”[13],实业学校毕业生所学非所用的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被时人戏谑为“失业教育”。(www.chuimin.cn)
(二)普通教育的困境
普通教育是教育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其发展的好坏关乎整个国民的文化素养高低。近代普通教育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同的困境。
黄炎培对当时中国的普通教育感触颇深,他认为:“乃观今之学子,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扞格之情状亦愈著。而其在家庭社会间,所谓道德身体技能知识、所得于学校教育堪以实地运用处,亦殊碌碌无以自见。”[14]从中说明了当时的普通教育交给学生的知识,对于学生的生活根本没有帮助,学生无法运用连贯的文字写书信,无法辨别各种植物等,学校所学对生活毫无用处。而且他在1915年考察中国教育时,记下了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发现:“依教育统计,全国中学四百有三所,而甲种实业学校仅九十有四;高等小学七千三百一十五所,而乙种实业学校仅二百三十。夫中学毕业力能升学者,或不及十分之一;高等小学毕业力能升学者,或不及二十分之一。”[15]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普通学校的升学率特别低,而且当时很少的一部分学生“虽有业而大都非正当者也”,同样说明当时学生所学的知识与生活无关,与学生的工作没有关系。
蔡元培也表达了对当时普通教育的忧虑,他说道:“在高小毕业生毕业后,不能悉入中学,其间虽有力不逮者,亦有牵于种种原因,不能入中学者。顾就他方面观察,有志入中学之人数亦不鲜。奈何中学招生,限于定额,不能悉数容纳,其招考额与投考人数,为十与二之比例。于是,有志上进而不克获选者,势必一而再,再而三,而往投考,使青年有为之士,光阴作废,志愿消磨。”[16]这样的教育情状,与清朝的科举教育没有差别,如果这样下去,则会造成一种不信任学校的心理。如果学校都不被社会所信任,那么教育经费将会减少,教育也就无法进展,社会自然也会陷入一种恐慌。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普通教育,特别是在中等教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升学率低下和学校教非所用的情况,致使大部分的学生都无法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即使能够升学,学到的知识也与当时社会的需求不相衔接,学生毕业无法在社会上寻求适合的工作,这是当时普通教育存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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