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域图志》研究：揭示中国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新进展

学界论及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往往以清嘉庆年间为起源时期。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洪亮吉在嘉庆时所撰《伊犁日记》《天山客话》“实为言新疆事之嚆矢”^[18]。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违西北边疆史地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西域图志》问世之前，我国学者研究西域历史，多借助于《汉书·西域传》，但能知而不能“晰”，能晓而“莫能详”^[19]。《新唐书·艺文志》中虽著录有许敬宗的《西域图志》六十卷，但早已失传。因此，研究西域的学者多叹“边地书籍罕征”^[20]。“史地学是以地域沿革、地理考察为纲领，融入社会历史内容的有机组成，其特点是系史于地、以史释地。”^[21]《西域图志》是西域历史上第一部记述新疆历史、地理、疆域、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以实地勘察测绘的科学方法，全面、系统的历史地理的详细记述，历史文献的考订、汇总，为西北边疆史地学奠定了基础。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将《西域图志》列为“清人新疆史地著述”的第一部，认为清人边疆史地书籍，“既与一般地方志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有不少差异，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方志”。^[22]学者乔治忠在其研究《乾隆官修〈西域图志〉考析》中指出：“《西域图志》无疑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开山之作，它对新疆地区的勘察记述，对历史文献的清理考订，对当代所有文献的汇总，就其全面性、系统性而言，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亦罕见，为西北边疆史地学奠定继续探索的基础。”^[23]上述观点否定了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以清嘉庆年间为起源时期的说法。

《西域图志》是否是清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开山之作，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部方志对清西北边疆史地学有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西域图志》开启了边疆史地学新的研究之风，如《西域图志》对罗布泊考察的记述，引发黄河之源的探讨，批评唐代杜佑、宋代欧阳忞等人的说法乃“徒以其所及见者，执此一隅，概彼全局，有如东面而不见西墙者矣”^[24]。后来，清廷组织了实地考察，并将“所有两汉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辩证诸书，允宜通行校阅，订是正讹，编辑《河源纪略》一书”^[25]，这是《西域图志》研究方式的继续。官修《热河志》《日下旧闻考》《盛京事迹图》等等历史地理著述，亦皆采取《西域图志》这种立足实地考察、参订历史记载的研究方法，正如清高宗在《热河考》一文中所指出的，地理问题记载参差，传闻驳杂，“苟非命使亲履其地，焉知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乎？”^[26]

《西域图志》开启了史地学研究的治学之路。该书从对西域地方的全面调查勘测入手，以西域历史资料的全面系统搜集为基础，以对西域社会历史和国家需要有充分了解的学者来从事历史考据工作，对西域历史和地理进行了充分的考据调查，从而对西域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记录。不仅为学者进一步从事西域历史的研究扫除了障碍，减轻了西域历史地理研究的负担，提出了许多西域历史研究的新课题，开阔了学者对西域历史和现实的视野，使西域历史的研究成为一个持久日兴的热门学术课题，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较有成就的学者洪亮吉、祁韵士、徐松、龚自珍等莫不受此影响。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贵州学政。嘉庆四年（1799），洪氏因越职上书指陈政事，被遣戍伊犁，次年赦还原籍。他本来精通文史地理，此次得到出塞的机会，便以探究西北史地为己任，撰成《昆仑山考》《西海郡》《与安西州守胡纪谟书》等论说，对西域史地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诸文收入洪氏《更生斋文甲集》卷一，可见洪氏对这些研究成果的重视。

祁韵士（1751—1815）他很早就潜心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撰成《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奠定了其在西域史地学中的地位。嘉庆十年（1805）被罪戍伊犁，在那里，他撰成《西陲要略》四卷，叙述了新疆的疆域、山川、卡伦、军台、城池、职官、驻军、屯牧、水利，以及蒙古、哈萨克、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等族的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西域释地》一卷，分述新疆所属各地的疆域、山川、沿革、物产等，是研究新疆史地的重要著作。在新疆期间，祁韵士还应伊犁将军松筠之邀，将知县汪廷楷的初稿加以改撰，并由宗室赓宁绘图，松筠最后定稿作序，成《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卷一为乾隆时期清朝平定反叛统一新疆的事迹，卷二系新疆总图和天山南北两路、伊犁各图十九幅，卷三为疆域、山川和卡伦，卷四至卷九叙述伊犁本境的职官、城池、粮饷、军务、屯务、牧场、钱法等，卷十叙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南疆各城，卷十一、十二叙土尔扈特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等族的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是一部新疆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作于《西域图志》成书26年之后，所记史实和资料对前者多有补充。离开新疆后，他还撰成《皇朝藩部要略》十六卷，主要叙述蒙古各部、回部（今维吾尔族）、西藏的封爵、建置等，是一部西部边疆民族历史的著述，而新疆民族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徐松（1781—1848）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又为湖南学政。任全唐文馆提调时，曾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成《宋会要辑稿》五百卷。嘉庆十七年（1812）因事贬戍伊犁，在伊犁将军松筠支持下，他对新疆各地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每有所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盈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27]。根据这些资料和研究，他用十年时间，仿《水经注》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该书以水为经，自为作注，内容丰富，方位准确，且附以地图，是西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影响和价值极大。其选题应该是来自《西域图志》之“水”门，书中对诸地“晷度”的记载，更是直接引自《西域图志》，可见《西域图志》对徐松《西域水道志》的影响。

在新疆期间，他受命将祁韵士修订过的《西陲总统事略》加以续补、修订，由松筠署名，于道光元年（1821）奏进，皇帝赐名《新疆识略》。徐松本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被释放回原籍，道光元年（1821）回京，因撰述《新疆识略》之功，被赏给内阁中书之职。其后他又撰成《汉书西域传补注》《汉书地理志集释》等书。

龚自珍（1792—1841）他将西北史地学视为自己“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一部分，曾协助程同文修《大清会典》，完成其中“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独立撰成《蒙古图志》一书，可惜毁于火灾。还撰成《御试安边绥远疏》。他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撰成的《西域置行省议》。他通过对西域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在高度评价清朝对西域经营的同时，建议适应形势，在新疆建立行省以代替军府制，将内地大量的无业游民移徙到新疆去从事农业生产，废除效果不大的屯田办法，将土地分给屯田兵、回部人和遣犯等，对新疆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并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处理、新疆与内地的贸易、移民和当地居民的文化教育、军事布防、官员待遇、对阿富汗等藩国的联系管理等发表了有益的意见，以安定西部边疆，防止分裂主义者和外国势力的侵蚀阴谋。他的许多建议，当时未被重视，他自信“五十年中言定验”^[28]。果然，在光绪十年（1884）新疆正式建省。龚自珍在西域设置行省的意见，显然来自对《西域图志》的认真研读，其中所用西域现状与制度材料全都来自该书。如文中言，西域“地纵数千里，部落数十支，除沙碛外，屯田总计，北才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亩，南才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亩，合计才二十八万八千一百零八亩；田丁，南北合计才十万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无实者，二百零四名”^[29]，就来自《西域图志》卷三十二、三十三《屯政》。

从洪亮吉到龚自珍，他们所从事的西北史地之学，重点多在新疆，讨论的问题多是《西域图志》涉及的新疆历史、地理、民族、文化教育和社会治理问题，虽然嘉道间的西北史地学研究领域更宽广了，见解和考据结论更准确了，但是这些成果显然是在《西域图志》影响下做出的，是《西域图志》之学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创新。

民国年间，新疆历史研究和著述更是风起云涌，数量渐大。以罗振玉《高昌麴氏年表》和英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开头，如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裴文中《新疆之史前考古》，徐炳昶《西游日记》，黄文弼《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吴蔼宸《新疆种族宗教风俗记》，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李符桐《撒里畏兀尔部族考》，里克《漫谈新疆各种族》，关震华《新疆回部王公世系之研究》，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周东郊《新疆十年》，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张西曼《乌孙即哈萨克考》，袁复礼《新疆之哈萨克民族》等。

1949年以后，新疆历史研究更呈迅速发展之势，高质量的著述不断涌现。其中，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就是影响很大的一部。《西域通史》深受《西域图志》的影响，在许多地方引用了《西域图志》的观点、内容。如《西域通史》写到天山北路准噶尔部及其属民布鲁特、哈萨克等民族的衣食住行皆取自牲畜时，引用《西域图志》“饮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驰驱资其用，无一事不取给于牲畜”^[30]；在谈到天山北路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时，引用《西域图志》“准部不乏泉甘土肥，性宜生殖之地”^[31]；在谈到清代维吾尔族农业生产中已广泛使用铁制和钢铁合制的农具时，引用《西域图志》农具“恰特满，形似铁镢，其头甚圆，以枣木为直柄，用以垡土开沟，并引沟水灌田”^[32]；在写维吾尔人所造之纸时，引用《西域图志》“以桑枝嫩条捣烧为之，色微带碧，其光洁者略似高丽纸”^[33]；在写准噶尔改铸的新钱等内容时，引用《西域图志》“凡台吉新立，则于钱面易名改铸。其法：先铸新钱一万，换易旧钱。新者以一当二，旋换旋铸，旧钱销尽乃已”^[34]。《西域通史》中，还大量引用《西域图志》“屯政”“兵防”和“官制”的内容。如在论述乌鲁木齐军事布防时将《西域图志》“兵防”和“屯政”内容概括引述“乌鲁木齐驻有满、蒙八旗携眷官兵3000余名，乾隆三十七年（1772）调自凉州、庄浪，编为八旗二十四佐领，驻防巩宁城。乌鲁木齐市新疆绿营屯驻重地，当地驻防、屯田绿营官兵总计将近1万名”^[35]。在论述清朝统一后的行政管理制度时引用“乾隆二十一年晋镇国公，旋晋贝子。二十二年赐贝勒品级。二十三年授多罗贝勒，旋赐郡王品级”^[36]。论述伯克制时首引《西域图志》“官制”门：“按回部官职大小旧有等差，伯克其统名也。”^[37]上述情况说明，《西域图志》对当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注释】

[1]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前《初稿进书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前《谕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3]此“不”字疑误衍或讹，但可见几种版本皆如此，故未敢臆改。

[4]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一四《疆域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5]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四《列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6]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前《御制皇舆西域图志序》，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7]［清］永瑢著：《四库全书提要》卷六八，中华书局，2013年，第603页。

[8]《大清一统志》卷首《谕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页。

[9]［清］傅恒等著，额尔木图整理：《钦定西域同文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

[10]［清］傅恒等著，额尔木图整理：《钦定西域同文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页。

[11]［清］傅恒等著，额尔木图整理：《钦定西域同文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页。

[12]牛汝辰著：《新疆地名概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3页。

[13]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凡例》，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www.chuimin.cn)

[14]史念海：《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载《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15]［清］王树枬著：《新疆图志》卷首《凡例》，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第5页。

[16]［清］王树枬著：《新疆图志》卷二《建置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第488页。

[17]［清］王树枬著：《新疆图志》卷六二《山脉六》，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第376页。

[18]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本，第321页。

[19]［清］王芑孙：《西陬牧唱词六十首》，［清］和瑛：《三州辑略》，民国间九卷抄本（国家图书馆馆藏）。

[20]［清］汪廷楷：《西陲总统事略·序》，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7页。

[21]乔治忠、侯德仁：《乾隆官修〈西域图志〉考析》，《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2]白寿彝著：《中国通史》（修订本）卷一七《中古时代·清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23]乔治忠、侯德仁：《乾隆官修〈西域图志〉考析》，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4]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二七《水四》，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2页。

[25]［清］庆桂等著，左步青点校：《国朝宫史续编》卷九一《书籍·志乘》，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67页。

[26]［清］乾隆：《热河考》，［清］庆桂等著，左步青点校：《国朝宫史续编》卷九一《书籍·志乘》，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77页。

[27]［清］龙万育著：《西域水道记·序》，中华书局，2005年，第5页。

[28]［清］龚自珍著：《定庵文集·己亥杂诗》，清光绪万本书堂刻本。

[29]［清］龚自珍著：《定庵文集·西域置行省议》，清光绪万本书堂刻本。

[30]余太山著：《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21页。

[31]余太山著：《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21页。

[32]余太山著：《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23页。

[33]余太山著：《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24页。

[34]余太山著：《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24页。

[35]余太山著：《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34页。

[36]余太山著：《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37页。

[37]余太山著：《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