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域图志》对新疆方志编修的推动效果

2023-10-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西域图志》成功榜样的带动下，乾隆、嘉庆间成为中国古代地方志撰作的鼎盛时期，各省府州县长官及地方士绅无不以修志为务，成就惊人。在数量众多的新疆方志中，质量高、影响较大的属徐松所纂的三部方志，即《钦定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新疆赋》。如在《钦定新疆识略》中采用了《西域图志》的两个编纂方法：一是借鉴了《西域图志》图表互用、经纬互参的编纂方法，绘舆图23幅，各图系以图说，并开列有诸表。

清朝统治者对地方志资治育人化民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乾隆间，在《四库全书》撰修的同时，朝廷十分重视各种典籍尤其是地方志的撰述。乾隆皇帝亲自带头抓实地方志的写作，首先进行《西域图志》的写作，指出：“是西域志之书，必应及是时成之，用开历代之群疑，垂千秋之信录，间亦涉及诸史，以存述古……惟是筹耕牧计久长图，所以永乾贶奠丕基。”^[6]在皇帝的亲自指导与参与下，该书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启动，至四十七年（1782）成书。在从事撰修《西域图志》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受其成就的鼓舞，陆续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诏令开始京都城市志《日下旧闻考》的写作，乾隆四十三年（1778）诏令开始龙兴之地《满洲源流考》的写作，乾隆四十四年（1779）诏令开始旧京《盛京通志》的写作，乾隆四十六年（1781）诏令开始“神皋奥区”^[7]《热河志》的写作。仅从这些“钦定”地方志写作的时间就可以看出，《西域图志》之为先、为范的带动意义。

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史曹学闵就上疏，请求将西域内容增入《大清一统志》中。乾隆皇帝谕令“可即令方略馆按照各条厘订纂辑，一并纂出稿本”^[8]。自此，重修《一统志》的工作启动。《西域图志》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撰成初稿。乾隆四十二年（1777）皇帝下旨增纂，乾隆四十七（1782）方才告成，并予以刊刻和抄入《四库全书》中。于是《大清一统志》便据之补充，撰成卷四百十四至卷四百二十的《新疆统部》及《新疆藩属》部分，并补入滇南整欠、景海及两金川诸内容，乾隆五十四年（1789）完成了乾隆《大清一统志》的重纂工作。

1763年，乾隆皇帝赦命大学士傅恒等人在充分利用《西域图志》的基础上，编撰了《西域同文志》，经乾隆皇帝审阅修订后，更名为《钦定西域同文志》。

《钦定西域同文志》共两函24卷，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及各部统治者人名。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十三卷，它们是：卷一《天山北路地名》，卷二、卷三《天山南路地名》，卷四《天山南北路山名》，卷五《天山北路水名》，卷六《天山南路水名》，卷七、八、九、十《天山北路准噶尔部人名》，卷十一、十二、十三《天山南路回部人名》。“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声音，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9]

《钦定西域同文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钦定西域同文志》是一部具有辞典性质的工具书，与《西域图志》相辅为用。书中对《西域图志》一书中的地名、山名、水名以及人名等专有名词语源、语义的解释，对西域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专有名词有“谙其字形，悉其文义”^[10]的作用。

第二，《钦定西域同文志》展示了西域地名形成的规律和特点。从《钦定西域同文志》（卷一至卷六）的专有名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清代天山以北以蒙古族为主，天山以南以维吾尔族为主，因而形成了北疆多用蒙古语命名，南疆多用维吾尔语命名的地名特点。同时，由于西域多民族、多语种的存在，一部分地名是由不同的语言联合构成的。如有的专有名词是维吾尔语和蒙古语构成的，有的是维吾尔语和波斯语构成的，还有的是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构成的。此外，有些地名还沿用了古老的历史地名，如库车、喀什噶尔、和田、哈密等。

第三，《钦定西域同文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它包含历史、地理、语言、植被、矿产等方面的内容，对西域研究和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们在肯定《钦定西域同文志》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的不足，主要是有些专有名词的词源或者词义解释有误。如《钦定西域同文志》卷一：(www.chuimin.cn)

天山北路地名巴尔库勒路

［汉字］巴尔库勒回语，巴尔，有也。库勒，池也。城北有池，故名。转音为巴里坤。古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地。池即匈奴中蒲类海也。后汉为伊吾卢地。魏入蠕蠕，隋属伊吾郡，后入突厥，唐属伊州，明属瓦剌，《后汉书·班超传注》蒲类海在敦煌郡北。^[11]

“巴尔库勒”，即今巴里坤，历史上，巴里坤居民的民族成分变化很大。秦汉时期，这里的居民以匈奴人为主。魏晋以后，铁勒、突厥曾居住于此，蒙元时期，成为蒙古和硕特部的游牧地，明清时期，准噶尔部又进入这里。清康熙年间开始，迁入了大量的汉人。1883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签订后，居住塔城、阿勒泰一带的哈萨克牧民迁入巴里坤草原。

“巴里坤”是由“巴尔库勒”一名音转而来的。《钦定西域同文志》对“巴里坤”的语源解释正确，但语义解释是错误的。“巴里库勒”是突厥语，清代有“巴尔库勒”“巴里库勒”等名称。巴里坤的“巴里”为“蒲类”的音转，而蒲类系突厥语bars之译音，意为“虎”，“库勒”系突厥语“湖”“池”之意。“巴尔库勒”即“虎湖”的意思。^[12]原文解释为“巴尔，有也。库勒，池也”，巴尔库勒就是“有湖”的意思，按突厥语的语法规律，应该说成“湖有”，而不该说成“有湖”。

在《西域图志》成功榜样的带动下，乾隆、嘉庆间成为中国古代地方志撰作的鼎盛时期，各省府州县长官及地方士绅无不以修志为务，成就惊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9年，我国历代撰修并得以保存的地方志为8200余种^[13]，清代修成的约5600种^[14]，占总数的近70%，其中很大部分为乾隆中期以后的作品。

在数量众多的新疆方志中，质量高、影响较大的属徐松所纂的三部方志，即《钦定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新疆赋》。《钦定新疆识略》上承乾隆《西域图志》，下接宣统《新疆图志》，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反映了清朝中期对新疆的经营与管理成就，是一部兼具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新疆方志文献；《西域水道记》是嘉庆时期一部有关新疆的地理水系专志；《新疆赋》则是体裁罕见的赋体志书。这三部志书，都大量借鉴了《西域图志》。如在《钦定新疆识略》中采用了《西域图志》的两个编纂方法：一是借鉴了《西域图志》图表互用、经纬互参的编纂方法，绘舆图23幅，各图系以图说，并开列有诸表。《钦定新疆识略·凡例》指出：“考证地理，非图绘不明，高宗纯皇帝《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河源纪略》上稽星度，下列土方，山水钩联，道涂经纬，提纲挈领，缕析条分。是故此次辑纂《钦定新疆识略》，谨首编新疆总图一卷，次北路舆图一卷，南路舆图一卷，伊犁舆图一卷，南北路各城，每城各为一图。伊犁疆域较广，非一图所能尽，特绘总图一，分图四，以期详悉具备，无少遗漏。”二是地理标注采用“晷度”说，主要坐标晷度都来自《西域图志》。

《新疆图志》是新疆建立通志局以后组织编纂的大型、多卷本省志。在编纂体例上，也借鉴了图、志、表相结合的方法。《新疆图志》1911年付印，116卷、200多万字。书前开列《西域图志》等50种参考书^[15]，内容也多有引用《西域图志》且明文注出，更有辨正《西域图志》疏误之处。如《新疆图志》对《西域图志》关于“哈密”的辨正云：“案《西域图志》以伊吾与哈密音不相类，意扦冞国人尝居此，因转托采为哈密……此益见《西域图志》之为凿空矣。”^[16]《新疆图志》卷六十二“库克雅尔山”条载：“《西域图志》，在裕勒阿里克东南，听杂布谔斯腾发源山中”^[17]。此类引证之例在《新疆图志》中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西域图志》之所以能为全国地方志的撰修树立榜样，是因为第一，其在前无可参考、无可利用志书的边陲之地，写出如此质量高、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的方志，对全国大部分没有前志可鉴的地方志书修撰有巨大的鼓舞；第二，其撰写班子的模式，即皇帝指导参与、重臣全力以赴、史臣具体负责，给各地方志撰写班子的组构和责任有示范作用；第三，其科学测量先行，资料搜集完整，考据细致卓越，因地制宜的体例，造就了该志的高质量，引导了全国尤其是民族地区和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地方志撰修方法的改进；第四，《西域图志》作为一部边疆地区的地方志，其明确的寻求长治久安的目标和内地西域合为一体的国家意识，提高了各级地方志撰修者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责任感。

清代《西域图志》对新疆方志编修的推动效果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