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历史渊源:清代《西域图志》研究成果

2023-10-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维吾尔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是西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袁纥氏被认为是今天维吾尔的祖先。民族形成之后，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被同化或融合的“族”只能是“流”，不能把这些被同化或融合的“族”视为维吾尔族的族源。

维吾尔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是西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维吾尔族族名的演变

“维吾尔”是民族自称，意为“团结”“联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称谓也不同。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出现“丁零”这个名称。正式记录这一族称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匈奴传》，在同书《李陵传》里又写作“丁灵”。后来，《汉书·匈奴传》《后汉书·乌桓传》和《魏略·西戎传》中，除称丁零外，也写作“丁令”或“钉灵”。实际都是同名异译。两汉以后，通称丁零或丁令。《晋书》仍称丁零，而同书《慕容下隽载记》中又称“敕勒”。南北朝时期，《魏书》对北方“五胡”十六国建国时已有的丁零，仍称丁零，但对大漠草原的丁零人，却称作“高车”“敕勒”。南朝史籍中，对北朝人称呼的丁零、高车、敕勒无所区别，一概称作丁零。关于这些称谓，《魏书·高车传》曾经做过解释说，高车是古代赤狄的种类，原名本叫“狄历”，可能是高车人的自称；鲜卑人和柔然人，称丁零为敕勒，中原的汉人或漠北的鲜卑人以及南朝人，则称其为高车或仍沿称丁零。

《魏书·高车传》记载：“高车有狄氏、袁纥氏、解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等六氏。”其中的袁纥氏被认为是今天维吾尔的祖先。6世纪后期，袁纥逐渐由蒙古北部的色楞格河流域南迁至蒙古高原中部的鄂尔浑河流域游牧。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到了隋末唐初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来高车部落之一的“袁纥”，在铁勒诸部中又以“韦纥”的称谓出现。7世纪，铁勒诸部得到长足发展并逐步统一，统名回纥。到8世纪中叶，在漠北建立了强大的回纥汗国。公元744年，回纥在其首领骨力裴罗的带领下，在鄂尔浑河畔建立了鄂尔浑回纥汗国（744—840）。公元788年（唐贞元四年），回纥可汗上书唐朝，请求把回纥改名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此后，回鹘这个族称，从唐代一直沿用至宋代。

元、明以来，史籍又多以近音译称。《元史》写作“畏吾”“畏兀儿”“畏兀”和“辉和儿”；《元朝秘史》写作“委兀”“委吾”，并注释说“畏兀本卷作委兀”，后文十一卷作委吾，《元史》作畏吾儿，是回鹘二字的对音，畏即回，兀即鹘。金人乌古孙仲端《北使记》写作“瑰古”，《长春真人西游记》写作“畏午儿”，元欧阳玄《圭斋集》写作“伟兀”，《通鉴纲目》写作“威武”，并解释说“威武即畏兀儿”。此外，还有写作“畏孤儿”“畏古鲁”“外吾”以及“魏哥尔”“维伊歌儿”等等，都是回鹘的音译。

清代史籍多称为“回回”“缠回”，《西域图志》称为回部。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清末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说：“今者，玉门关以西、天山南北悉为回部。按《辽史》始有回回之名，与回鹘并列；而《元史》则回回、回鹘彼此互称。纥转为鹘，鹘又转为回，音有缓急，故转译不同。”钱大昕在其《二十二史考异》中说：“谓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纥者，非也……回回与回鹘实非一种。”

清末，维吾尔族用“威武尔”来称呼自己，寓有雄武之意。中华民国建立后仍沿用清代的称呼，五族共和中的“回”，既指维吾尔族，也包括回族。民国二十三年（1934），新疆执政的盛世才根据威武尔教育促进会恢复维吾尔族名称的建议，在省政府第30次会议上，决定在汉文里放弃以前使用的种种名称，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的称呼。同年12月14日，新疆省政府发表《新疆省政府令改缠回名称为维吾尔布告》，将这一决定通告全省。布告全文如下：

查汉（西历前206—后219）、唐（618—905）居住天山南路的人民给与种种名称。清朝（1644—1911）都把他们叫做缠回。新疆威武尔教育促进会呈请本省府正式把缠回改用具有雄武意义的威武尔一名称。本省府查关于新疆种种书籍，都用畏兀儿一词。此名称含有畏惧之意，或原系名其种族一部分之称，有以偏概全之嫌。一个民族改变名称这样的大事，不便随便沿用，兹经本府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用维吾尔三字。此名称狭义言之，为保护自己民族之意，广义意之，为保护国家之意，与威武尔一称亦无冲突处，顾名思义，当生爱国家爱民族之观念，且用此三字译维吾尔之音，亦较其他字为妥。故以后改缠回为维吾尔，禁用畏兀儿、威武尔等名称。特此布告全体土耳其人民知悉。

虽然这个布告中尚存在不少抵牾之处，对一些历史名称的解读也存在望文生义的问题，但维吾尔译称内涵表达是清晰准确的。

2.维吾尔族的起源

关于维吾尔族的起源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1980年谷苞先生发表《新疆维吾尔族族源新探》^[18]，开拓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范围；1981年周伟洲先生发表的《也谈新疆维吾尔族族源问题》^[19]，加深了这一问题的研究；1991年《维吾尔族简史》^[20]对维吾尔族的族源、形成、发展做了全面介绍，但学界仍存在较大争议。

斯大林曾经指出：“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21]民族既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必然经历起源、形成、发展和衰亡四个阶段。笔者认为，探讨民族起源问题，首先应该辨清“源”与“流”的问题。民族的“源”，是一个民族尚未正式形成阶段的状况；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起源阶段，应该是这个民族处于氏族或部落的社会状态。民族形成之后，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被同化或融合的“族”只能是“流”，不能把这些被同化或融合的“族”视为维吾尔族的族源。正如被汉族同化或融合了的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只能说为汉族增加了新鲜的血液，不能视为汉族的族源。

维吾尔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我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丁零”，南北朝时期的“高车”“敕勒”袁纥，隋唐时期的“韦纥”“回纥”“回鹘”。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解体，其中的一部分在首领乌介的率领下南下唐朝边塞地区。大部分回鹘西迁，一支奔向吐蕃控制下的甘州（今甘肃张掖）等地，他们成为今天甘肃地区裕固族的先民。一支由庞特勤率领，于公元848年在安西（今新疆库车）自称可汗。公元866年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回鹘首领仆固俊建立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回鹘政权，控制了安西、焉耆等地。一支沿天山西行，越过帕米尔高原，在中亚地区联合葛逻禄、样磨、处月等部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进入西域境内的回鹘，加上原来就在这里生活的回鹘人，融合当地居民和其他民族成分，为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域图志》中将维吾尔视为千余年前由阿拉伯东迁的民族，在其卷四十八《杂录二》中载：

回部祖国名墨克、默德那，在叶尔羌极西境。相传派噶木巴尔自祖国东迁，至今山南叶尔羌、和阗等处，回教始盛。故回部纪年自派噶木巴尔始。至今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岁共一千一百九十三年矣。^[22]

笔者认为，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一个民族起源于何时何地，主要指这个民族的主要族源最早的居地和时间，而不能将与这个民族密切相关的民族起源地和时间，或一部分后来同化、融合于这个民族的起源地和时间，当成这一民族的起源地和时间。“近现代维吾尔族真正以Uyghur为名，最早出现于历史文献的源头，乃是公元5世纪活动于蒙古草原操突厥语的高车诸部之一的‘袁纥’部落。”^[23]袁纥部落是形成维吾尔族的“源”，在维吾尔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化、融合的其他民族成分或部族，只能称为“流”。^[24](www.chuimin.cn)

3.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

民族是同一地域的不同人群经过同化和融合，最终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所谓“同化”，照字面讲就是“同类化”“一律化”。列宁曾指出：“同化的问题，即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25]就是说，同化是一个族群丧失了自己的族群特征而融合到另一个族群中。同化分“强制同化”与“非强制同化”两种不同的途径。“强制同化”指统治族群借助特权、暴力，迫使被统治族群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等文化要素，改从统治族群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等文化要素，从而达到文化上的一体化；“非强制同化”指文明程度较低的族群主动向文明程度较高的族群转化。所谓融合，则是指同一地域的所有族群都丧失了各自的特征而融为一个统一的新体。广义的融合也包括同化。^[26]

在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同化，也有融合。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对和阗等地的征服和对伊斯兰教的强制推行，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后裔以“圣战”的方式和残酷的刑罚强迫异教徒改奉伊斯兰教等，均是典型的“强制同化”；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6—9世纪达到高潮的粟特人的突厥化，15世纪前，东部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及西部地区居民的突厥化等，是典型的“非强制同化”；而塔里木盆地土著居民改从突厥语族群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等文化要素，从而达到文化上的一体化的过程，则是典型的文化融合。族群地域的打破、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语言的转化等，对同化或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政权的干预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取向，又是加速同化或融合的力量。突厥语族群进入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后，打破了原单一族群聚居的分布格局，增加了相互间接触的机会。受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以游牧业为主的突厥语族群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因之发生变化，以适应比较发达的经济基础，从而引起本身的改造。社会结构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形式的衰落和最终消亡；经济结构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从游牧生产方式向定居农耕并兼营畜牧业的生产方式的转化。^[27]

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即经历了两次大的文化整合过程。^[28]

一是9—11世纪的地区性文化整合阶段，即西部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辖境（这里专指塔里木盆地西北缘、西缘和南缘地区）居民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及东部以高昌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辖境居民的回鹘化阶段。这是其地区性族群意识和族群心理的形成时期。其突出标志是：在西部地区是全民的伊斯兰化、王朝突厥语（哈喀尼亚语）和阿拉伯字母文字的通行及其所具有的官方地位；在东部地区则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和回鹘语文、汉语文的通行及其所具有的官方地位。

二是12—15世纪的全民性文化整合阶段。这是其全民性族群意识和族群心理的形成时期。其突出标志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形式的衰亡；游牧型文化向以各个绿洲为单位的定居农耕型文化的转化；不同人种的混化以及全民的突厥—回鹘化和逐渐伊斯兰化；回鹘文、汉文等文字形式的淘汰。^[29]

4.维吾尔族形成的时间

关于维吾尔族形成的时间问题，学界也存在分歧。《新疆简史》一书认为“公元十六世纪是近代新疆各民族的基本特征形成的时期”^[30]；耿世民先生认为形成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上半期”^[31]；《维吾尔族简史》一书认为Uighur于“7世纪以后逐渐强大，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且在8世纪建立了强大的汗国”^[32]；周伟洲先生认为“至元代才逐渐形成为今天的维吾尔族”^[33]；魏良弢先生认为“维吾尔族形成于漠北时期（744—840）”^[34]。

民族形成的前提和条件，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上的心理认同。笔者认为，无论是8世纪的回鹘，还是元代的“畏兀”，均不具备“民族”的特征。从部落联合体回鹘，到回鹘汗国，再到维吾尔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能仅以这一名称的使用作为民族形成的标志。

8世纪的回鹘只是一个包含有诸多部落的政体名称，而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我国史书上突厥语族的众多部族名从此消失，至少在汗国的中心地区是如此。”^[35]《唐书》《磨延啜碑》《铁尔痕碑》《西州使程记》中都记载了诸多的部落名称，其中甚至还包括操用印欧语和蒙古语的部落或部落集团。《世界境域志》称“鞑靼人也是九姓古斯人的一种”^[36]，《西州使程记》称“达靼旧为回纥牧牛”。直到《突厥语大词典》中也仍然记录有诸多的部落名称。

马克思指出，民族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37]的过程。回鹘汗国诸突厥语部落的语言存在着较大的方言差异，当时尚不存在作为一个民族所必须具备的“共同的语言”。

维吾尔族形成于元代的观点也难以令人信服。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南疆西部信仰伊斯兰教者居多，东部则信仰佛教者居多。东西两区居民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语言、文字、习俗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存在政治对立，当然也就不具备民族共同体——“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到了16世纪，原东部高昌回鹘王国和西部塔里木盆地北、西、南缘地区喀喇汗王朝区域，即东西政区实现了统一，形成了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业和商业的“共同的经济生活”的特征；全民共同语的形成，两地区间通过频繁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了共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习俗、歌舞、艺术、服饰、价值观念等“共同的心理素质”。

由此，笔者认为16世纪是维吾尔族正式形成的阶段。

维吾尔族历史渊源:清代《西域图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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