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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图志》体例特点:文图本比较及书名直示

【摘要】:但是,要弄清《西域图志》体例的特点,还必须与其前同类地方志进行比较。表4-5《陕西通志》与《西域图志》门类比较表以雍正《陕西通志》与《西域图志》定稿门类比较,我们发现《西域图志》体例还有以下特点:第一,书名直接标示其体例为文图本。

西域图志》体例,从总的方面来说,是分别门类辅以图表的综合体地方志。归纳其体例,一是首列“天章”,收录乾隆皇帝的相关论说和诗歌;二是以图和表分列全域各地的山川形势和历史演变沿革;三是分路详述西域各属的地名、历史记载,并进行认真考订;四是分路详述西域各地山脉、河流的位置、源流、特点、历代记载,并进行考证;五是以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封爵诸门记载清廷加强新疆管理的诸项特殊措施;六是以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诸门记载西域独特的民族构成、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地域特产。

但是,要弄清《西域图志》体例的特点,还必须与其前同类地方志进行比较。从本质上来说,《西域图志》是一部省级地志,按雍正间规定,应该称为“通志”。为此,我们挑选了雍正十二年(1734)撰成的《陕西通志》与《西域图志》定稿的门类,列表进行对比,以分析《西域图志》定稿门类的特殊之处。雍正《陕西通志》我们选择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本,《西域图志》定稿的门类则来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所列。

表4-5 《陕西通志》与《西域图志》门类比较表

以雍正《陕西通志》与《西域图志》定稿门类比较,我们发现《西域图志》体例还有以下特点:

第一,书名直接标示其体例为文图本。《陕西通志》虽然也有大量图谱,却遵循朝廷规定,自称为“通志”。《西域图志》不用“通志”之通名,显其霸气,别出心裁地在书名中增一“图”字,不仅恢复了中古将地志称为“图经”(如隋《冀州图经》)“图志”(如唐《西域图志》)的真义,更明确说明书的体例是有文有图的文图本。

第二,门类简要不繁。分门较多,是清前期各省通志的共同特征,《陕西通志》将全书分为32门类。而《四库全书》同类所收雍正至乾隆初撰成的省志,如《浙江通志》54门,《福建通志》30门,《湖广通志》正附44门[6],《山东通志》62门,《山西通志》40门,《甘肃通志》36门,《四川通志》49门,《广东通志》35门,《云南通志》30门。相形之下《西域图志》的20门可谓简而又简了,当然,这可能与西域历史虽然悠久,资料却十分缺乏,有一定关系,但更反映了编撰者的价值取向,是摒弃烦琐,追求简单明快。

第三,将分野、星野门,改为晷度,用西方的经纬技术定位西域各地的准确位置,更具科学性,显示《西域图志》编撰者对西方先进科学测量定位技术的肯定。分野、星野是历代地方志皆有的门类,指与天际之十二星次相对应的某地域的定位。但编撰者通过长期与钦天监任职的西洋人的交往,以及自己的艰苦学习,掌握了用经纬仪测定地理位置的方法,认识到“分野之说,空虚揣测,依据为难”[7],故而改设晷度门,经过科学测量,确定西域各重要地点距北极的纬度,与距京师的经度,为西域各地的坐标进行了科学定位。

第四,一些门类虽然名称相同或相近,其实质却与内地省志有很大不同。例如《陕西通志》中的职官门,《西域图志》改为官制门。前者主要记载全省各地历代所设官职,以及担任各官职的人名名录。后者则主要记载乾隆平定准部、回部后在各地所设官职及其品级和员额,只是用按语的形式,回顾当地历代设官任职的历史,极为简略。这是因为,西域地区自汉以来,多数王朝实行羁縻统治,主要以民族首领管理地方,朝廷只是派少量官员号令监守而已。要想详细回溯西域历代官职及其任职人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故而《西域图志》以主要篇幅记载乾隆时期清廷在西域的设官分职制度,探讨加强对西域管理的经验。

第五,《西域图志》的特殊门类设计体现了西域地区历史、民族与文化特点。“钱法”“音乐”“藩属”诸门的设计,都是一般省志中没有的,它们都基于西域地区特殊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背景,是编撰者经过深刻思考后的门类设计。(www.chuimin.cn)

第六,《西域图志》更注重历史考证,以求西域历史、民族、地理、文化之真实。西域地区历代记载相对于内地各省来说真是少而又少,即使有限的历史记载也多非作者亲自经历或采访所得,而是辗转获得的二三手资料,其中难免语焉不详、鱼龙混杂,甚至有张冠李戴、鲁鱼亥豕之误,若不加考证,就难以撰出真实有价值的西域地志。从《西域图志》来看,编撰者极为重视历史、地理和民族的考证,其所绘西域各地地图竟直接标为“图考”门,说明其中每一图都是经过精心考证的,而卷前在乾隆皇帝的几则关于该书撰写的谕旨之后,就是乾隆皇帝所撰《御制大宛马识语》这样一篇考证哈萨克族与汉大宛国关系的文字,实际上就是要以此文作为全书撰述时的示范。我们阅读此书时,发现书中几乎每一卷甚至每一节都有考证,每遇一地名,都是遍引古籍记载,考其来龙去脉和名称演变。如敦煌县下“古玉门关”条载:

古玉门关,在呼鲁苏台西南党河之西,东距敦煌县治一百五十里,汉武帝时置。关外有五峰,为赴车师,前庭及疏勒之道,所谓北道也,关今无存。[8]

其下引用了以下古代史书的相关记载:

汉书·西域传》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地理志》龙勒县,有玉门关。《元和志》玉门故关,在龙勒县西北一百八十里。《唐书·地理志》寿昌,西北有玉门关。[9]

其下加按语,对汉玉门关的方位进行了考证:

汉龙勒县有玉门关、氐置水。氐置水,即今党河。则党河之在龙勒县地,玉门关之近党河可知也。《肃州新志》:“玉门关外有三断山,石极大,世谓之三陇山,今党河西有三断山,应即三陇山。”则党河西之为玉门关外又可知也。又汉班超《疏》言:“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酒泉郡,即今玉门县地,在党河东七百六十里。超当时自疏勒东归,先由玉门而后至酒泉,语意亦合。五代高居诲《使于阗记》:“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是即玉门县西关,距酒泉郡仅二百余里。又土尔番有玉门口,或谓即玉门关。旧舆图谓玉门关近伊犁,两说远近大殊,皆与古传志方隅形势不合,未足为据也。[10]

按语在上述古籍记载的基础上,将汉玉门关定位在党河西,再引用相关古籍记载,指出诸书所言,或可证明上说,或则为不可据。

《西域图志》的编撰体例,表现出该书意旨高远、设计精致、内容丰富、文辞审慎,从而成就了18世纪中期一部真正的皇家盛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