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乾隆皇帝主导的《西域图志》研究

乾隆皇帝主导的《西域图志》研究

【摘要】:从《西域图志》编修设想的提出,实地勘察的前期工作,到志书编修、审定、刊印,乾隆皇帝曾下过七次谕旨。[5]这一记载表明,乾隆皇帝在收到《西域图志》书稿的当天就做了批示,并表示要亲自审阅。在《西域图志》编纂过程中,乾隆皇帝事无巨细,无不过问,且能经常有所指示,或查出校书中的一些失误之处。

乾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自幼聪慧,又受到良好教育,知识广博,在政治上勤于政事,有谋有识。在其执政期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峰,人口和农业产量也达到了历史高峰,造就了名副其实的“太平盛世”。乾隆皇帝爱好广泛,富有才华。这位左右中国60余年的“十全老人”[1],彻底平定了西域,将西域地区纳入了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清朝在西域派驻大军,设置以军府制为主的管理系统,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还在平定准噶尔叛军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就开始筹划编纂西域地区的地方志,以后则直接委派人员,在方志馆中组织班子,花了总共27年时间,终于撰成了历史上第一部西域地区志书——《西域图志》。

从《西域图志》编修设想的提出,实地勘察的前期工作,到志书编修、审定、刊印,乾隆皇帝曾下过七次谕旨。这些显示了乾隆皇帝不仅提出编撰《西域图志》的设想,而且极为关心编纂进展情况,不断发布谕旨,对编纂工作予以指导,为其排忧解难,以保证编书的质量。乾隆皇帝是该书的实际主编。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十三日,乾隆皇帝首次谕示开展《西域图志》编修的前期工作,要求:“自军营至伊利,以抵哈萨克,率汉唐来匈奴西域地。其山川部落,前史类多舛误。……今已擒贼奏功,刘统勋在军营无所职掌,当专办此事。现命何国宗赴伊利一带测量,亦经面谕。著传谕刘统勋,即会同何国宗前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2]不仅要求刘统勋等开展西域测量工作,更要“考古验今”,将这些成果“汇为一集”,也就是正式提出了编修西域地方志的要求。

乾隆二十一年(1756)四月九日,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旨。除了对刘统勋、何国宗等人的测量工作予以具体指示外,还提出“刘统勋亦会同何国宗一路行走,遵照前旨,将所有山川地名考验纂录进呈。并传谕刘统勋知之”[3]

其间,刘统勋、何国宗职务屡更,无法专注于《西域图志》的编纂,于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十八日,乾隆皇帝谕旨确定编纂《西域图志》的机构由军机处方略馆负责:“刘统勋、何国宗所办《西域图志》著交军机处方略馆办理。”[4]这是乾隆皇帝为《西域图志》编修所下的第三道谕旨。

由于已经有多年的撰修基础,方略馆仅用一年半时间,就修出《西域图志》的初稿。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傅恒等以奉敕纂辑《西域图志》告成,奉表恭进。同日奉旨。“书留览。钦此。”[5]这一记载表明,乾隆皇帝在收到《西域图志》书稿的当天就做了批示,并表示要亲自审阅。

当年十二月初一日[6],乾隆皇帝撰成《御制皇舆西域图志序》,云:

语云:耕当问仆,织当问婢。志广舆者,不稽之历代建置沿革,将无从数典。而志西域则有不能尽稽之历代者,实以幅员所限,言语不通。虽汉唐盛时,亦颇能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设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羁縻之国,然叛服不常,征调弗应,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汉唐之程督异域者,仍汉唐人而已。其与准噶尔、回部人语,奚啻粤问而燕答,则其所记鲁鱼亥豕之纷,又不待言而可知。兹者叨天佑,藉群力,凑时会,幸成是役。准噶尔、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蕃语又甚便且易。我诸臣驰驱往来其间,目睹身历,非若耳闻口传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讹,传其真,较仆婢耕织之问为尤详。且厄鲁特语及回语,朕亦因暇而习焉,时御丹椠为之改正。是西域志之书,必应及是时成之,用开历代之群疑,垂千秋之信录,间亦涉及诸史,以存述古。总计分部二十,分卷五十有二,绘图系说,蔚为完书。若夫辟地蒇功,文臣或有过颂,朕所不取。惟是筹耕牧计久长图,所以永乾贶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懔,予安得有功成无事之说哉?[7]

此序对该书的编纂过程进行了大体的叙述,总结了其内容,对其予以高度评价,表示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确实有认真的思考和筹划。其中“总计分部二十,分卷五十有二”,与《西域图志》初稿的分门及卷数不符,初稿仅分为十八门凡四十六卷,解说见本章第二节“成书经过”所辨。推测这是总裁们在该书最后成书清抄进呈稿时所改。(www.chuimin.cn)

《西域图志》初稿完成后,由于“迩年新疆规度日详,随事增辑进御”[8],故而有过不断的增订修改。其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相关部署,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御史曹学敏奏请将西域新疆内容增入乾隆八年已撰成的《一统志》以及增修《一统志》之事,军机大臣认为:“《西域图志》须俟现在所纂之《同文志》告竣,再行增改。”乾隆皇帝下诏称:“可即令方略馆按照各条,厘订纂辑。一俟纂出稿本,悉照《续文献通考》例,随缮随进,候朕裁定。”[9]随着《四库全书》编纂的开展,乾隆四十二年(1777),因军机大臣奏请“《西域图志》(等未办竣书籍)未经特派,应派专管之员,责成定限速纂,并统交稽查上谕处稽查”[10]。于是乾隆皇帝下诏“《西域图志》总裁,著派福康安、刘墉。钦此”[11]。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又谕令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东阁大学士英廉、刑部左侍郎钱汝诚为《西域图志》总裁,对该志进一步修订:“《西域图志》总裁,著派于敏中、英廉、钱汝诚。钦此。”[12]这些新增总裁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领导修订原有记载的讹误、统一地名及人名以及增补十五年来西域变化的相关史料。

在《西域图志》编纂过程中,乾隆皇帝事无巨细,无不过问,且能经常有所指示,或查出校书中的一些失误之处。正如初稿《进书表》所言:

钦庙略之渊深,颂奎章之炳焕,神机独写,萧曹莫赞高深;睿什亲裁,褒鄂遥承经纬,藉仰窥夫宵旰,谨录冠乎缥缃。[13]

乾隆四十五年(1780)增纂《西域图志》进书表称:

加以阐谬订讹,发凡起例,既译音之务确,亦考义之惟精。阳关非巴噶逊之遗,共识嘉名难附;于阗为鄂等答之舛,群知佛教多诬;辨星躔于九服之余,悟分野难该井鬼;探宿海于重源之外,信导河必始昆仑。敬秉训于丹毫,一字都悬绳臬;勉殚能于汗简,千秋长备规程。蔚然东观鸿编,伟矣西蒙盛典。[14]

因此,《西域图志》的编纂无论是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还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乾隆本人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最终完成,定名为《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且将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二月《御制皇舆西域图志序》抄入其首,将全书呈进,乾隆皇帝谕示:“知道了。著交武英殿刊刻并写入《四库全书》。”[15]

至此《西域图志》的编纂全部完成,从开始提出设想到最终告成历时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