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纪胜》“社会”条所说的小女童像生叫声社,豪贵绯绿清乐社,《梦粱录》卷一九《社会》所说的女童清音社、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该是同一性质的组织。此外诸王府第还有长生马社的组织,各种驻军也都有社,共有一百多社。所有这些讲究技艺的社会,对于民间技艺的创作和表演,无疑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2023-10-12
南宋临安“行”“市”组织,比北宋东京种类更多,在城内外分布更广,而且在社会经济上所起作用也更大。其中称为“行”“市”“团”的,主要如下(参看图63):
(1)米市,集中在西北余杭门外崇果院黑桥头以及市镇湖州市,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和米市桥[88]。
(2)菜市,集中在城东崇新门外南土门市,东青门外菜市桥、坝子桥。“盖西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园”(《二老堂杂志》卷四)。
(3)鲜鱼行,在东南候潮门外和城东东青门外坝子桥[89]。
(4)鱼行,在西北余杭门外水冰桥。
(5)鲞团,亦名南海行,在东南便门外浑水闸头。
(6)蟹行,在城东崇新门外螺蛳桥北蔡湖桥[90]。
(7)柴市,在东南候潮门外下教场门东柴市桥[91]。
(8)南猪行,在候潮门外。
(9)北猪行,在州北打猪巷。
(10)布市,亦称布行,在东南便门外横河头。
(11)花团,在城南,后来官巷(即寿安坊)口与钱塘门内亦有[92]。
(12)花市,在御街中段官巷内。
(13)方梳行、销金行及冠子行,都在官巷。
(14)肉市,原在大瓦子,后在修义坊内(《咸淳临安志》卷一九“市”条)。
(15)珠子市,在御街中段融和坊到市西坊,后又扩到官巷(《咸淳临安志》卷一九“市”条)。(www.chuimin.cn)
(16)生帛市,在大河北段盐桥(《梦粱录》卷一三《团行》)。
(17)药市,在小河中段炭桥(即芳润桥)和羲和坊内。
(18)书房,又称文籍书房,在大河北段油蜡桥(新桥)西侧橘园亭(一作桔园亭),西通小河的棚桥。
(19)柑子团,在御街中段以后的后市街。
(20)青果团,亦称青果行,在候潮门内大街上(即泥路)。
此外《梦粱录》还讲到面行、姜行、菱行、鸡鸭行、骨董行(买卖七宝)以及酒行、食饭行、散儿行(钻珠子)、双线行(做靴鞋)、香水行(浴堂)等。《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条,谈到的川广生药市,当即药市,可知药材主要从川广运来;还谈到金银市,可能即指御街中段的两行金银盐钞引交易铺。此外还有象牙玳瑁市、丝锦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卦市、银朱彩色行、金漆卓(桌)凳行、青器行、处布行、麻布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木行、竹行、果行、笋行,具体所在地点不详。
《咸淳临安志》卷一九“市”条,在列举十七个主要“市”“行”后说:“以上团市,皆四方物资所聚,姑载其大略,余不悉书。”《都城纪胜》“铺席”条也说:“至于故楮、羽毛、扇牌,皆有行铺,其余可知矣。”《西湖老人繁胜录》又说:“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并列举了一百四十多行,都是供应零星日用品、修补家用品以及多种服务行业,这和《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所列举的代人采办各种日用品、修补各种家用品、提供住家的种种服务项目,基本上相同[93]。
“市”和“行”“团”所以会分得如此多而细,是为了便于官府管理,从中抽税,以及提供官府所需物品和差役,或买卖官府多余的物品。《都城纪胜》“诸行”条说:“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梦粱录》说:“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又说:“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每行各设有行头,有对官府代表同行承应各种负担的责任,并分摊给所属同行。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市”“行”原是同业商店集中地段的称谓。从唐代开始,所以会出现同业商人的组织,“市”“行”成为这种组织的名称,这是在都市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了谋求同业的共同利益,减少彼此之间的竞争,加强共同的协作,促使本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每个行在行头的领导下,可以统一采购外来的原料和商品,可以统一规定时价分发给同行的店铺,或者由有关店铺各自前来按定价购取,也还可以用统一运载工具运送到销售的店铺。以余杭门外和新开门外的米市为例:每一米市集中地点,至少有三四十家米店,“接客打发,分表铺家”。“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铺家约定日子,支打米钱,其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行头在“米市做价”,这个行头当然是米市的行头,一经“做价”,便可以按统一的时价,按手续分发给出粜的米铺。这样既便利了“客米到来”,又方便了“各铺出粜”,更统一了时价,免除了彼此竞争,加强了相互协作,当然可以使同行得到共同的利益,并有助于商品的推销和同行的发展。因而“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晚不绝可也。且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故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矣”(《梦粱录》卷一六《米铺》)。这样,米市就成为早晚不绝的市,每一米市上所设三四十家米店,就成为收进客商运来客米分发杭城内外米铺出粜的枢纽。因为每种商品的时价必须由“行”统一规定,市价就有“行市”之称。南宋已有此成语。例如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三所载绍兴年间冯檝《劝赈济诗》,有“减价平行市”之句,这一成语一直沿用到今天。
修义坊内的肉市,同样是分发杭城内外众多的需要各色猪肉的食店的枢纽。修义坊内两街都是屠宰之家,每天宰猪不下几百头,都要切割成边猪、头、蹄等等,以便城内外各种面店,分茶店、酒店、鲊店以及沿街流动卖熬肉的人每天清早前来选购。
鲞团设在东南便门外浑水闸头,集中接待外来鲞商,以便城内外鲞铺采购。鲞是经过腌腊的干鱼,“城南浑水闸,有团招客旅,鲞鱼聚集于此,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余家,皆就此上行合摭”(《梦粱录》卷一六《鲞铺》)。此外设在城外的猪行、蟹行、柴行和布市,同样是为了便于接纳外来客商,并便于统一时价而分发给城内外的同行店铺。生帛市所以设在大河北段盐桥,川广生药市所以设在小河中段的炭桥,书房所以设在大河北段新桥附近,青果团所以设在候潮门内大街,也是为了便于接纳客商而分发给同行店铺。所以《咸淳临安志》说这些团市“皆四方物资所聚”。
官巷(亦称冠巷,即寿安坊)的花市及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的情况,不同于上述的市、行、团,它具有作坊兼行市的性质,所制作的工巧的花朵、衣饰和服装,是适应贵族官僚的需要的。设在城南和城西钱塘门内的花团,和官巷的花市该有密切的关系。《咸淳临安志》和《武林旧事》既说花市在官巷,又说花团在官巷口和钱塘门内,可能花团着重于制作,花市着重于推销。当时这种制作的花朵,需要量很大,不但大量用于衣饰,而且皇帝有对臣下赏花的礼节。每逢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大礼”的年头,在从太庙到郊坛举行大礼之前,要先到景灵宫朝献和到东太乙宫烧香,烧香礼毕,“自执政以下,依官品赐花”。所有禁卫官兵全都带花,“朝天门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铺锦乾坤;吴山坊口北望,全如花花世界”(《西湖老人繁胜录》“大礼年”条)。
这种同行组织的“行”和“市”,每日收进客商大量的日用物资,分批发给全城零售商铺,是适应都城中高度密集的居民日常需要的。“谚云: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梦粱录》卷一八《物产》)。当时对杭城食米的需要量有种种不同估计,或者说:“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梦粱录》卷一六《米铺》),或者说:“非三四千石不可支一日之用”(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杭城食米》),或者说:“京师(指临安)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敷文阁直学士李公墓志铭》)。总之每日食米需要量很大。柴的需要量也大,除了“柴市”以外,还有城内外官设的柴场共二十一场出售木柴(《梦粱录》卷一八《恩霈军民》)。每日需要的蔬菜、鲜鱼、猪肉也是大量的。北宋东京的鱼行每日早上“生鱼有数千担入门”,临安鱼行每天早上进入的数量当然更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书籍业的同行有“书房”(或称“文籍书房”)的组织。当时临安官私的雕版印刷业十分发达,居于全国的首位,这个“书房”无疑对于书籍流通和文化交流起着很大的作用。
当时手工业作坊也已有组织,叫做“作”或“作分”。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也有称行的,如钻珠子称散儿行,做靴鞋叫双线行(《梦粱录》卷一三《团行》)。《武林旧事》卷六《作坊》说:“都民骄惰,凡买卖之物,多与(宋刻作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值)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说明当时作坊和相关的店铺之间已协作得很好,店铺的商品大多来自作坊“已成之物”,而且用赊账办法向作坊进货,然后再定期按值偿还,这是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一种进步的经营方式。
《武林旧事》列举的作坊,有熟药圆(丸)散和生药饮片,这是供应药店需要的。其余大多是面、点心、食品的作坊,如麸面、团子、馒头、爊炕鹅鸭、爊炕猪羊、糖蜜枣儿、诸般糖、金橘团、灌肺、馓子、萁豆等,馓子是一种油煎的面和糯米制成的食品。这样多品种的食品、点心、糖果的专门作坊,以供食店、从食店、果子店的需要,说明这些品种的销售量是较多的,因而可以采用作坊成批生产的方式。这该是一种新兴的食品作坊,既便利有关店铺的大量发售,又适应了众多的街坊居民生活上的需要。
北宋东京的雇佣劳动者已分别有“行”的组织,并设有“行老”引领提供雇主。南宋临安有进一步的扩展,所有各级官府、官僚住宅、作坊、店铺所需各种雇工,包括具有技艺专长的各色手工业工人,“俱各有行老引领”(《梦粱录》卷一九《顾觅人力》)。各行的“卖伎人”会聚“行老”常在一定的茶坊中,叫做“市头”(《都城纪胜》“茶坊”条、《梦粱录》卷一六《茶肆》)。所以叫做“市头”,就是商谈有关雇佣的问题,因为雇主雇用各种人才,都必须通过各行的“行老”来引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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