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邯郸故城的宫城,如同晋国都城新田一样,采用多城连结在一起的布局方式。大郭内东北部有一座“丛台”,高达26米,在今邯郸市中华路西侧人民公园内。赵国都城邯郸的布局,也和齐国都城临淄基本相同,宫城在大郭西南,只是宫城由三个小城组成“品”字形,城墙不和大郭连结。这和当时中原其他国家都城的大郭情况是相同的。......
2023-10-12
杭州古称钱塘,秦代已设县治在西湖以西的武林山(今灵隐山后山)脚下。隋代建置杭州,治所从余杭迁到钱塘。同时修建大运河通达此地。并扩大城区,包括西湖以东地区,城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到唐代,城区更扩大,人口增多,开始成为全国著名城市。五代时,吴越建都于此,又在隋唐旧城以南的凤凰山下建筑“子城”,作为治所,并先后两次扩建外城,称为“夹城”和“罗城”。“夹城”扩展了旧城西北和西南地区,“罗城”又扩展了旧城以东地区,使得杭城西边环抱西湖,东面把盐桥运河包容到城内,北边直靠大运河,东面靠近钱塘江。同时兴建海塘,疏通钱塘江,使可通航海船。于是杭州成为东南沿海商业大城市与对外贸易港口。
北宋时杭州经济迅速成长,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酿酒业和雕版印刷业也很发达。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在此设立市舶司。北宋末年金兵不断南侵,宋朝节节败退,行都也不断南迁。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并以府治作为行宫,称为“行在所”。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临安,仍称“行在”。绍兴十二年在凤凰山麓的行宫中增建大殿,皇宫初具规模,二十八年又增筑内城,并增筑旧城东南的外城,扩展了东南地区。所谓增筑内城,只是在吴越“子城”的基础上略为扩建而成皇城。皇城筑在凤凰山东麓的案山(即今吴衙山),号称周围九里[71]。皇城的南门叫丽正门,作为“大内”的正门,有三个门道,布置得富丽堂皇,“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左右有阙和百官待班阁子(《梦粱录》卷八《大内》)。皇城的北门叫和宁门,作为“大内”的后门,正夹在大城南边的孝仁坊和登平坊之中,也是三个门道,和丽正门同样的建筑和布置,“把守卫士严谨,如人出入,守闉人高唱头帽号,门外列百僚待班阁子,左右排红杈子”(见同上书)。其实,南门丽正门作为正门,只是就皇帝到南郊祭天而言,皇帝只有到南郊的郊坛祭祀才经此门。此外在和宁门东南设有东华门和东便门(或称便门),都不重要。
作为“大内”北门的和宁门,名义上是后门,实际上却是主要的正门,因为临安整个都城的布局是坐南向北的,它和北宋都城东京的布局方向正好相反。临安皇城坐落于整个杭州城的南端,作为全城中轴线的御街也是由南向北的。
御街以大内北门和宁门为起点,一直向北,经过朝天门略向西折,接着又一直向北,经众安桥、观桥,到万岁桥,又折而向西,一直到达新庄桥和中正桥(斜桥),全长一万三千五百尺,铺石板三万五千三百多方。这条御街不仅是临安的中轴线,从和宁门到朝天门这一段,还具有外朝的广场性质,作为元旦和冬至举行大朝会时会集排班之用。在和宁门前御街的西侧设有三省、六部,这是中央官署的核心。这和北宋东京宣德门前一段御街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北宋东京的中央官署分列于宫城内和御街东西两侧;而南宋临安的主要中央官署只列于御街西侧,同时两侧都有居民的坊巷夹杂着。北宋东京宣德门前御街两旁建有东西两列“千步廊”,称为“御廊”,廊内各设有黑漆杈子和红漆杈子两行以限止行人,用作百官集合排班之所;南宋临安和宁门前御街两侧建有百僚待班阁子,左右排列有红杈子以限止行人,也是用作百官集合待班之用(参看图59)。《西湖老人繁胜录》具体叙述了当时元旦大朝会待班的情景:“岁节四更,诸厅人从,各往本厅,诸官纠内前(内前指大内以前),待班阁内坐。待大内开门,文武百官入至殿阶到班,法物仪仗罗列。禁卫待班齐,邀圣驾登宝殿。大臣并金国奏使,奏贺玉殿金阶。时有南番诸国贡宝进象到京。”这是元旦大朝会的待班情况。日常上朝也差不多,只是礼仪比较简单。
为什么这条御街从和宁门一直向北,到万岁桥又要折而向西,到达新庄桥和中正桥呢?这是为了皇帝于“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到景灵宫(今省体育场一带)朝拜祖宗而特别设计的。景灵宫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开始在东京设置的,建筑于皇城以南的御街东西两侧,供奉有已故皇帝和皇后的御容,规定“以四孟月朝”。南宋建都临安,沿用这个体制。绍兴年间把新庄桥的刘光世、韩世忠旧宅改建为景灵宫,设有各个已故皇帝和皇后的殿,供奉有塑像,由皇帝亲自于“四孟”前往举行朝飨礼。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景灵宫的位置不在皇城以南,而在整个都城的西北,而且这座建筑的位置又是“投北坐西”的(《梦粱录》卷八《景灵宫》)。同时在景灵宫的附近,还建有供奉昊天上帝和圣祖、太祖以下皇帝的道观万寿观和奉祠五福太乙神的东太乙宫。万寿观建在新庄桥西,东太乙宫在新庄桥南。按礼规定,皇帝在每次朝献景灵宫后,要到万寿观诸殿行烧香礼(《梦粱录》卷八《万寿观》),也还要到东太乙宫行款谒礼(同上书卷一《车驾诣景灵宫孟飨》)。
图59 南宋临安(杭州)布局结构及主要街道图
(采自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西泠印社1986年版)
原来北宋东京的东太乙宫建在东京城东南的苏村。临安的东太乙宫是高宗“驻跸于此,以北隅择地建宫”,选定这个新庄桥南的地点而兴建的。为什么原来造在东南方的东太乙宫,要“以北隅择地建宫”呢?而且在这座东太乙宫后面小圃中有个小土山,“建亭在其上,匾曰武林,即杭之主山也”(《梦粱录》卷一一《诸山岩》)[72]。原来武林山在杭州西面灵隐山后山,为什么又要把这儿一个小土丘称为武林而作为“杭之主山”呢?看来都是为了适应这个坐南向北的特殊布局而作出的特殊设施。
杭州西靠西湖,东南临钱塘江,北靠大运河,南部多山。由于地势关系,整个城垣像腰鼓形,五代时已有“腰鼓城”之称[73]。南部和西南部是丘陵地带,北部和东南部是水网地带,政治上统治的中心宜于居高临下,建设在南部的丘陵地带,所以不仅五代时吴越的“子城”建在凤凰山麓,南宋临安的皇城依然建设在这里,从而形成坐南向北的特殊布局。南北两面城墙较短,东西两面城墙长而鼓出曲折。既是坐南向北的布局,可是在北城墙只开一座城门,而且开在北城墙的西边,即余杭门(又称北关门)。全城十三座城门,除了余杭门在西北外,还有嘉会门在南城墙东边,其余十一门都在东西两面。西面有钱塘门、丰豫门(即涌金门)、清波门(又称涵水门、暗门)、钱湖门(又称青平门),东北有艮山门(俗称坝子门);东面有东青门(俗称菜市门)、崇新门(又称荐桥门)、新开门(又称新门)、保安门(俗呼小堰门)、候潮门、便门。还有五处水门,城北有余杭水门、天宗水门,城东有保安水门,城东南有北水门、南水门。各门中艮山门、东青门、便门的外边,都造有弧形壁垒,上圆下削,即所谓“瓮城”,其余旱门都造有城楼,水门都是平屋。其中嘉会门的城楼最为华丽,因为此门是御道,皇帝到南郊祭祀必由此门出入。嘉会门外西南三里,设有郊坛,作为祭天的场所,郊坛以北净明寺建有所谓青城行宫,以青布为幕,画有砖砌的纹样,作为城阙,内建有端诚行殿,作为皇帝举行祭礼前斋戒之处。这都是沿用北宋的制度。(www.chuimin.cn)
南宋的重大典礼共有三种:一是元旦和冬至的大朝会,这是沿用唐以前的礼制。百官从和宁门入大内,对皇帝进行大朝贺,“备法驾,设黄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视东京已减三之一”(《武林旧事》卷二《元正》)。二是“四孟”驾出和宁门沿着御街到景灵宫朝献,这是宋代特有的朝献祖宗于原庙的礼制。礼节很是隆重。先期出告示约束居民,不许登高观看。先一日封闭城楼,殿步二司分派统制带领官兵六千二百人巡查街巷。当日皇帝驾出,有不少高官从驾。三是南郊行郊祀礼,每三年举行一次,于元旦进行,称为“大礼”。前三日致斋于大庆殿,次日出和宁门到景灵宫向祖先奏告,再回到太庙,再次日从太庙出发,到嘉会门外的郊坛行礼。太庙在和宁门外的御街西侧瑞石山下,必须经御街南行,经候潮门大街东行,到候潮门口,在城内沿城墙折而南行,经便门口再沿城墙西南行,才能到嘉会门。出嘉会门再西南行三里才到郊坛。当日皇帝御“玉辂”前往,并有“回辂”随从,仪仗队伍很长,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并有象院的象插朱旗带头前导,又有“二金三鼓”的乐队,因而候潮门大街都用潮沙填筑,平坦如席,特有“泥路”之称。待行礼完毕,再由嘉会门进入大内南门丽正门。这样绕一圈的路程共九里三百二十步[74]。
尽管南郊行郊祀礼由东南嘉会门出入,但是整个城的布局是由南向北的,作为中轴线的御街是由南向北的。关于这个由南向北的特殊布局,当时有一个“先兆”的传说。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记述: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东都(指东京)筑土山于景龙门之侧,以像余杭之凤凰山……以为在都城之艮方,故曰艮岳。南山成,易名寿岳,都人且曰万寿山。所谓余杭凤凰山,即今临安府丽正门之正面案山,山之尽处即嘉会门。山势自西北来,如龙翔凤舞,掀腾而下,至凤凰山上,分左右翼。大内在山之左掖,后有山包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太庙,第四包即执政府,包尽处即朝天门;端诚殿在山之右掖,后有山包之,第二包即郊坛,第三包即易安斋,第四包即马院,东南即大江,西为西湖,北为平湖,地险且壮,实一都会。其先兆于东都为山之时。
这个“先兆”的传说,就是用来解释临安由南向北特殊布局之形成的。他们认为临安的山势,象征着“龙翔凤舞”,大内和中央官署及太庙正是它的左翼,郊坛一带正是它的右翼,而“山势自西北来”,西北角正是它的龙首所在。看来景灵宫、万寿观、东太乙宫造在城内西北角,景灵宫的“投北坐西”,东太乙宫的“以北隅择地”,东太乙宫后小圃内的土丘定名武林而作为“杭之主山”,都与这个“先兆”的传说有关。这个“先兆”传说,解释临安之成为“都会”,出现由南向北的特殊布局,都是出于自西北来的“龙翔凤舞”的山势所决定的。他们认为,从山势看来,龙首在西北角,东太乙宫小圃的小山就是一颗龙珠,因而景灵宫和东太乙宫都必须造在那里。南宋初期官至参知政事的政论家和文学家楼钥,曾特别为此赋长诗说明:
易君求赋武林山,身困尘劳无暂闲。我求挂冠欲归去,念此诗债须当还。武林山出武林水,灵隐后山无乃是。此山亦复用此名,细考其来真有以。天目两乳到钱塘,一山环湖万龙翔,扶舆磅礴拥王气,皇居壮丽环宫墙。湖阴一峰如怒猊,势临城北尤瑰奇。吴越大作缁黄庐,为穿百井以厌之。从来有龙必有珠,此虽培千山余,中兴南渡为行都,崇列原庙太乙庐。曾因祠事来登眺,阛阓尘中有员峤,熏风时来洗溽暑,绿树阴阴隐残照。我得暂来犹醒心,羡君清福住年深。长安信美非吾土,倦翼惟思归故林。(《梦粱录》卷一九《园囿》)
楼钥写这篇长诗来解释东太乙宫的小山为何复用武林之名。他认为杭州的山势如“龙翔”而“拥王气”,“势临城北尤瑰奇”,西北正是龙首所在。东太乙宫的小山虽是“培”,却是一颗龙珠,因而在那里“崇列原庙太乙庐”。“崇列”就是说崇高地并列安置在龙珠那里,原庙即指景灵宫,借用汉惠帝为汉高祖造“原庙”的典故;太乙庐即指东太乙宫。
宋朝皇室很相信阴阳堪舆(看风水),当时流行的“择地”方术,把姓氏分归五音,再按音择定吉利方位。宋朝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的方位,即北方偏西处。宋代皇帝建筑陵寝,都依据这种方术“择地”。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举行真宗葬礼,八月六日司天监上言:“按经书(指讲堪舆择地的经书),壬、丙二方皆为吉地,今请灵驾(指运棺椁的车驾)先于上宫神墙外壬地新建下宫奉安”(《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二七)。根据考古调查,在今河南巩义(旧巩县)的八座宋陵,所有寝宫(即下宫)都造在陵墓的北方偏西处,即所谓壬方。东太乙宫的“以北隅择地”,景灵宫的“投北坐西”,也该与选定壬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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