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东京街市的治安设施与服务性行业

北宋东京在行政上属开封府管辖，城内外分属开封、祥符两县统治。从秦汉直到唐代，县的治安设有县尉主管，五代时军人掌权，改设镇将主管，北宋初年又恢复设置县尉，所属有弓手几十人。这是属于行政系统的。另外属于军事系统的，州县都设有巡检，掌管训练士兵、巡逻和追捕盗贼，巡检所属有各种士兵。北宋东京也采用与州县相同的制度，设有县尉。但是因为“坊”之上有“厢”的设置，京城中除设有总巡检以外，每厢在设有厢使、厢典等官的同时，还设有厢巡检。厢内有厢典、书手、都所由、所由、街子、行官等，主管行政事务，包括估计家业、取问病人口词及检验、救火等事，也负责督察盗贼。厢巡检所属有禁军，主管巡逻、救火与捕盗[70]。厢巡检挑选马步军司所属军官充任。原来规定京城住户失火，须等候都巡检到场方始救泼。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六月下诏：“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昼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兵士、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不得枉拆远火屋舍。”（《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这里把救火作为巡检的专职，为了分清责任还作了种种规定。

由于街市的兴起，街巷的建筑很密集，失火很容易延烧。因而“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关白厢使，以其焚楮币在中夕之后也”。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枢密使狄武襄一夕醮祭，偶尔忘记报告，中夜就有探子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等到厢主、判官到宅，火已熄灭很久，但事后官场中很多议论，迫使狄武襄自请调离京城（魏泰《东轩笔记》卷一〇）。据此可知，京城夜间有探子探查触犯“火禁”的事，上报到厢主和知府，厢主和判官就要亲往调查处理。

北宋京师还有设望火楼以及每坊巷三百步设军巡铺屋一所的制度。《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

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汲水扑灭，不劳百姓。

这里所说“军巡铺屋”，设有铺兵五人，于夜间巡警，并收领公事，这是坊巷间所设的警察派出所，相当于秦汉都城中街上设的“亭”和唐代长安坊角设的武候铺（即街铺）。南宋绍兴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乞下枢密院，委马步军司措置，略效京城内外徼巡之法，就钱塘城内分为四厢，……每厢量地步远近置铺若干，每一铺差禁军长行六名，夜击鼓以应更漏，使声相闻，仍略备防火器物。每两铺差节级一名，每十名差军员一名，皆总之于巡检。遇有收领公事，解送临安府，仍日具平安，申马步军司。本地分有盗贼，则巡检而下，皆坐罪如在京法。”（《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南宋臣僚请求在临安仿效东京内外徼巡之法，每厢按一定地段设铺，这种铺就是军巡铺屋。军巡铺屋的责任不仅在于防火，更重要的是巡警和收领公事以及防捕盗贼。军巡铺屋所驻的是军队，属于军事系统，和唐代长安的武候铺同样性质。

望火楼的设置，是北宋东京的创举，这是繁华的街市兴起以后防火的必要措施。同时把扑灭火灾作为驻军的重要职责，而且规定：“在法放火者不获，其主吏皆坐罪”，后来又改为“非延及旁家者，虽失捕勿坐”（《说郛》卷八二引《道山清话》）。当时京城驻军很多，军官很方便迅速地调集大量人力用于扑灭火灾。

官营的出售成药的机构———惠民局在东京街上开设，这又是北宋政府的创举。在人口密集的东京，如何设法方便病人医治，这是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北宋政府十分重视医学事业和医疗设施，曾经校正唐代以前的许多医书加以出版，连续五次修订《本草》，多次汇编医方总集如《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等。到宋神宗时，又创设了出售成药的官营惠民局，并且颁布了作为处方标准的“方书”，大观年间编成《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五卷。惠民局按方剂制成丸、散、膏、丹等成药出售。后来惠民局逐渐增加到五局、七局，分布城内。如惠民南局在龙津桥以南太学南的横街上，惠民西局在西大街的街北巷口。这些官药局便于居民按病求药治疗和对症发售有效的成药，因而很受居民欢迎，得到了发展。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六说：“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岁出入得息钱四十万缗，入户部助经费。然往时议者甚大不然矣。”官府口称“惠民”，实际上还是要从中谋利，当然要引起人们的不满。

正因为官府对医药的提倡和都城中众多居民的需要，街市上医药业很是兴旺，不仅繁华的马行街北段两行都是医铺和药铺，其中有口齿咽喉的专门药店，也有小儿科和产科的专门医铺；景灵西宫南面也有丸药铺，旧曹门街又有专门的小儿药铺，牛行街更有七开间门面的刘家药铺，此外踊路街上和西大街上还有许多著名的药铺。

随着众多居民的需要，服务性行业也开始兴起。“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还有使漆、打钗镮、荷大斧斫柴、换扇子柄、供香、饼子、炭团的，夏月洗毡、淘井者；又有锢路、钉铰、箍桶、修整动使、掌鞋、刷腰带、修幞头帽子、补角冠、日供打香印者（《东京梦华录》卷三《诸色杂卖》）。更有租借的行业，如婚嫁所乘的担子，以至随从人的衣服用具，都有假赁之处；一般乘坐的牛车，可容六人，也可租借（同书卷四《皇后出乘舆》）。如“路远倦行”，“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如有丧事出殡，“凶肆”自有“方相车舉”和“结络彩帛”出借，“皆有定价”（同书卷四《杂赁》）。这种“凶肆”唐代长安已很兴盛，这时不过沿袭这种风气而已。民间吉凶筵会的桌椅、陈设、器物自有“茶酒司”管理和租借；吃食下酒自有“厨司”管理烹饪；另有白席人（相礼者）“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总称为“四司”。如果要到园林寺院去游览而请客的，“四司人”也是“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同书卷四《筵会假赁》）。这种“各有地分”的“四司”服务性行业，到南宋临安更有发展，成为所谓“四司六局”。

自从东京废除街鼓制度以后，寺院就担当起天明的“报晓”工作。除每天定时敲钟“报晓”外，还有行者沿街打铁牌子或木鱼“报晓”。“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同书卷三《天晓诸人入市》）。就是说，这些白天敲木鱼或打铁牌子沿街求化（即募集为佛教事业的捐款）的行者，各有地分，担当着天明的“报晓”工作，“趋朝”的官吏和“入市”的人们就是“闻此而起”。

[55]《东都事略》卷二八《李怀忠传》载：“太祖幸西京，有迁都意，怀忠乘间言：‘汴都岁漕江淮米四五百万斛，赡军数十万计，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欲都洛，臣实未见其利。’”秦观《淮海集》卷一三《安都》：“今梁居天下之中，岁漕东南六百万斛，以给军食，犹恐不赡，矧欲袭汉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异操大贾之术而欲托大农之地也。”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汴河漕运江淮米三百万石，十多年后，至道初年增至五百八十万石，又十多年后，大中祥符初年增至七百万石。见《文献通考》卷二五。

[56]日本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根据《东京梦华录》，认为“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等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吴杰中译本《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第254页）。我们认为五代末年后周扩建东京外城的新规划，已经承认沿街居民可以任意当街开门，如同坊中沿巷居民可以任意向巷开门一样。

[57]参见李诫《营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总铺作”条和卷八《小木作制度三》“斗八藻井”条。《梦溪笔谈》卷一九《器用》：“屋上覆橑，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今令文中谓之斗八，吴人谓之罳顶，唯宫室祠观为之。”按斗拱由若干枓与栱垒叠而成，总称铺作。使用“四铺作”结构的，是较大规模的建筑。

[58]日本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说：“街鼓制度，也就是随着街鼓而开闭坊门的制度。坊制既经破坏，在坊周围的住家的已经谁都可以朝街开门，那么，坊门的开闭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重要意义，因此，开闭也没有一定的规则，这样，街鼓的制度也自然只有废弛下去了。我们应该这样看：坊制的崩溃和街鼓的弛废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不妨说：仁宗中期以后不闻街鼓之声的时期，同时就是坊制崩溃的时期。”（中译本《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258页）。我们认为，五代末年后周扩建东京外城的新规划已经使“街坊”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沿街都有居民向街开门，“坊巷”应该设在沿街居民住宅的内侧，街道居民已与坊巷居民分开。随着街鼓而开闭坊巷之门的制度只能限制坊巷居民的行动，而不能限制街道居民，这样街鼓制度也就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因此宋太宗时和宋真宗时，两度恢复街鼓制度，都不可能维持很久。(www.chuimin.cn)

[59]日本梅原郁《宋代的开封和城市制度》（《鹰陵史学》三、四号合刊，1977年7月出版）曾指出：“侵街与坊制崩溃的关系在宋代是否像唐代那样密切，还是个疑问。”日本木田知生《关于宋代城市研究的诸问题———以国都开封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2号。冯佐哲译成中文，刊《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认为开封城市面貌上的改观和变化最大的特征是“侵街”现象，咸平五年“谢德权条上街衢广袤计划与禁鼓昏晓之制，全部大体上恢复到唐代长安的旧制（即坊制）了”，后来天圣二年、景祐元年官府撤去侵街房屋的命令，都是“立表柱木，只拆除规定的界线以外的侵街房屋，也就是说把规定的界线以内的房屋，从拆除对象中避开”。“后周显德三年诏书中承认了在街路两旁种植树木等事，至于默认在其位置上建造店肆、邸店或酒楼，这大概是必然的推移吧”，我们认为，显德三年诏书，不仅准许街路两旁种树、掘井、搭凉棚等事，实际上已规定一种新的街道制度，准许街路两边建有人户并向街开门，从此街道已与封闭式的坊制无关。这时拆除侵街房屋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街道一定的宽度而已。这时使城市面貌改变的，主要是为适应众多居民生活上的需要，交通便利地点新行市的兴起和发展，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促进了“街市”的形成和发展。

[60]周城《宋东京考》卷一，讲到新城“北四门”，“中曰通天，即封邱；……东曰长景，即陈桥；次东曰永泰，即新酸枣；西曰安肃，即卫州门”。按《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东曰景阳，周曰长景”。北宋时这个门当称景阳，长景是后周的旧名，俗名为陈桥门。次东永泰正对旧城安远门，即俗称旧封丘门，那么永泰的俗称应为新封丘门。中为通天正对旧城景龙门，即俗称旧酸枣门，那么通天的俗称应为新酸枣门。《宋东京考》谓通天即封邱，永泰即新酸枣，不确。

[61]《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右掖门里西去乃天章、宝文等阁，……入门东去街北廊乃枢密院，次中书省，次都堂，宰相朝退治事于此，次门下省。”

[62]《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每月五次开放。”楼钥《北行日录》卷上“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条：“相国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日开寺。”王得臣《麈史》卷下：“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三八日”或者解释为三日和八日，但与“五次开放”不合。“三八日”当是三个逢八的日子，即初八、十八、廿八，再加上朔望，正合五次。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盖重道教之故。”“三七日”亦指三个逢七的日子。佛教重视逢八的日子，当因四月八日是释迦生辰之故。

[63]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读作“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恐不确。同书卷二《饮食果子》：“唯州桥炭张家、乳酪张家，不放前项人入店（按前项人指做买卖、卖唱、借故讨乞的人），亦不卖下酒。惟以好淹藏菜蔬，卖一色好酒。”可见炭张家应为酒店名，车家亦应为酒店名。北宋有不少店名，于姓氏上另加形容字，当因同姓者多而加以区别。如同书卷二《酒楼》有“曹门蛮王家、乳酪张家”等。

[64]《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按“东宋门”上、“南朱雀门”上都脱“州”字，“宋门”当为“曹门”之误。同书卷八《中元节》：“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州东瓦子亦当指旧曹门外朱家桥瓦子。

[65]《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可知这一带还有酒店叫药张四店，“药张”就是于姓氏上另加区别的形容字。确切地点不详。

[66]许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点，因而误认为东水门一带只有水路的交通。其实当时人是常乘车或骑马从城中由此外出的。张知甫《张氏可书》载：“道君既逊位，乘轻舆出东水门，自税舟，得一草笼回脚粮船，与舟人约价登舟。见卖蒸饼者，于箧中取金钱十文市一枚以食。少顷，童贯、蔡攸者数人，单骑俱至。”说明这条交通线上既可以乘轻舆，又可以单骑，更可以乘船。

[67]从事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主要作品，有臧华云《谈〈清明上河图〉》（《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期），徐邦达《〈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1958年版），张安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研究》（朝花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禹玉《〈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哪座桥》（《艺林丛录》第4篇，1964年版），姜庆湘、萧国亮《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日本木田知生《宋代开封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史林》61卷5期）。禹玉一文未见原作，仅见木田知生的引文。

[68]臧华云、徐邦达、张安治等，都认为图中的桥是虹桥，图中的城门是东水门。而禹玉认为桥是下土桥，城门是东角子门。木田知生认为卷首的田园风景，在北宋末年“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宋会要辑稿·方域四》“第宅所载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翁彦国奏议）的情况下，不可能在外城内部存在，但他又不断定桥是虹桥还是下土桥或上土桥，因而又认为这个图卷不是写实的，而是一种“胸中丘壑”；并因城门不见连有城墙，推定只是安放街鼓的楼门。我们认为这幅图卷是完全写实的。卷首的田园景色描写的是郊外，即虹桥以东的情景。图中的桥确是虹桥，只有著名的虹桥才够得上这样的规模，并与其周围的情况相合。城门应是通津门，通津门南面紧靠汴水东水门，因而图上不连有城墙。从其规模和门上楼阁来看，必是重要的城门，决非街坊放置街鼓的小楼。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说：“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这种放置街鼓、挂列坊名的小楼，要比城门的楼阁规模小得多。图上规模巨大的楼门决不可能是放置街鼓的小楼，也不可能是里城的角子门。

[69]东水门与通津门、上善门并列，西水门与宣泽门、大通门并列，宋人常常不免混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元丰三年三月丁亥”条：“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司宋用臣言：近泗州置场，堆垛商货，本司承揽船载，将欲至京，乞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堆垛场。”所谓通津水门即指东水门。《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七“靖康元年正月癸酉”条：“是夕金人攻宣泽门，以火船数十顺流而下。”《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二、《靖康传信录》《靖康要录》述及此事，“宣泽门”都作“西水门”。

[70]毕仲游《西台集》卷一有宋哲宗时所作《乞置京城厢巡检諸子》，讲到“今京城外巡检、县尉，与外州军略同，而京城内巡检之职，寓于马步军帅臣与四厢主者，虽主缴巡于国中，而寻常盗贼旧不干预。自来开封旧例，令使臣人员等密行缉捕，获贼有赏，而不获无甚谴罚，人微责轻，往往反与盗贼为市。而诸厢小使臣，虽带督察盗贼，其实分管估计家业、取问病人口词，并检验、救火等杂务，不类捕盗之官，理殊未尽。臣愚欲乞于马步军帅及四厢主巡检之下，别增置厢巡检六员，其二在旧城内，其四在新城内；四壁使、诸司使副或大使臣为之，隶于开封府，……使专治巡检职事”。按南宋高宗绍兴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虽有左右厢巡检二人，法制阔略，名存而已。乞下枢密院，委马步军司措置，略效京城内外徼巡之法，就钱塘城内分为四厢，每厢各置巡检一人，权差以次军都指挥使有材能者充。”（《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可知厢巡检常是从马步军司所属军官中挑选充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