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的都城结构与布局

北宋建都的东京，原是唐代的州城，经过后周制定扩建外城的新规划，整个都城的结构和布局发生了新变化，成为一种新的都城体制，对此后都城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从后周在原有州城外围扩建了四倍大的外城，东京就有三重城圈的结构，即宫城、里城和外城。里城在外城的中央，宫城又在里城的中央而略偏西北，这与唐代长安宫城设在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是不同的。

宫城亦称皇城，即是大内，周围五里，原为唐代节度使治所。五代时后梁建都于此，称为建昌宫；后唐建都洛阳，又恢复为节度使治所；后晋又建都，改称大宁宫。宋太祖曾开拓皇城东北隅，命有司按洛阳宫殿图样增修，以南面正中的宣德门为正门，亦称宣德楼，共有五个门道。门都金钉朱漆，壁上砖石都雕刻龙凤飞云之状，门顶雕甍画栋，覆盖琉璃瓦，门前有相对的阙亭。正因为宫城在整个城的中心，四面有城门。除南面宣德门外，东面东华门，西面西华门，北面拱宸门。宫城四角都建有高数十丈的角楼。宫城建有角楼，是从北宋东京开创的。

里城亦称阙城，又称旧城，即唐代汴州城，周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南面和北面都是三座城门。南面正中朱雀门是正门，直对皇城的宣德门；东为保康门，西为崇明门（即新门）。北面正中为景龙门（即旧酸枣门），东为安远门（即旧封丘门），西为天波门（即金水门）。东面二门，北是望春门（即旧曹门），南是丽景门（即旧宋门）。西面二门，北是阊阖门（即梁门），南是宜秋门（即旧郑门）。此外还有两个角门，东角子门在东面丽景门南的汴河南岸，西角子门在西面宜秋门南的汴河北岸。

外城亦称罗城，又称新城，为后周世宗所扩建，周围四十八里二百三十步（一作二百二十三步），宋神宗时扩展到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并在外城的城墙上建设敌楼，城门加筑上圆下削的壁垒，即所谓瓮城。外城有十六座城门。南面三门，正中南薰门是正门，直对里城的朱雀门，东为宣化门（即陈州门），西为安上门（即戴楼门）。东面四门，北为含辉门（即新曹门），中为朝阳门（即新宋门），南为通津门和上善门（在东水门的北岸和南岸）。西面五门，北为金耀门（即固子门），中为开远门（即万胜门），其次为宣泽门和大通门（在西水门的北岸和南岸），南为顺天门（即新郑门）。北面四门，东为景阳门（即陈桥门），次东是永泰门（即新封丘门），中为通天门（即新酸枣门）[60]，西为安肃门（即卫州门）。这些外城城门，除正名外，大都有俗称，都是以附近交通联系的地点为名，如陈州门、曹门、宋门、郑门、封丘门、酸枣门、卫州门，就是指通往陈州（今河南淮阳）、曹州（今山东菏泽南）、宋州（今河南商丘）、郑州（今河南郑州）、封丘（今河南封丘）、酸枣（今河南延津）、卫州（今河南汲县），万胜门指通往万胜镇（今河南中牟东北），陈桥门指通往陈桥镇（今河南封丘陈桥）（参见图54）。

图54 北宋东京（开封）复原示意图

（采自日本梅原郁《宋代开封与都市制度》，《鹰陵史学》3、4号合刊，1977年7月出版）

东京有四条河流经城内，城南有蔡河，东北有五丈河，西北有金水河，汴河则由东向西而横穿城中。它们都是东京日用物资来源的生命线，其中汴河尤为重要。

汴河从外城东南角东水门进城，向西北行，经相国寺桥、州桥一直西行，经外城西面西水门出城。这是东南地区漕运和日用物资运输进京的主要交通线。蔡河和五丈河的漕运年额，都不过汴河的十分之一。北宋初期每年疏通汴河，并常在河口调节水位高低，“止深六尺，以通行载重为准”（《汴京遗迹志》卷六）。河上建桥十三座，以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里城南部中心的州桥最为著名。

蔡河又称惠民河，从陈州、蔡州经尉氏北流到汴京，从南面戴楼门东的广利水门进城，向东北行，环绕外城南部中央，经龙津桥向东南行，由陈州门西的普济水门出城，可通陈、蔡、汝、颍诸州的漕运。河上建桥十三座。

汴河、蔡河都是黄河下游的支流，水源来自黄河，黄河水量常因季节变化，因而水源常感不足。北宋初年曾多次治理蔡河。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引溱水、洧水上游的闵水，经尉氏、中牟接通蔡河。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又引水入洧水接通蔡河，并将京师西南塘陂引入蔡河。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又疏通蔡河经长葛，由洧水、水通到沙河。这样不但疏通京师西南的水源，而且解决了蔡河的水源问题，使得汴、蔡二河的水源分开，保证了漕运的畅通。

建隆二年又疏导开凿金水河，引郑州西北的京河、索河诸水，筑堤经过中牟通达京师，并在京师西面的汴水之上架跨河渡槽，从西北水门入京城，注入大内，灌后苑池浦，以供大内的用水。同时又引金水河注入五丈河，使两河沟通，并补充五丈河的水源。金水河上建有桥三座。

北宋初年对京师西南蔡河和西北金水河的疏通，把许多附近的河流加以连结和疏导，改变了原有河流单纯依赖黄河作为补充水源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水源不足的困难，并进一步开通了京师与西南地区的水运，扩大了京师与全国各地的水路交通。

五丈河又名广济河，从外城东面新曹门北东北水门入城。后周世宗曾疏通汴河入五丈河，使京师东北曹、兖一带漕运和京东诸州物资，能由五丈河而输送京师。五丈河因宽五丈而得名，河上有桥五座。

环绕里城四周，依然保留有护城的河道，使得五丈河、金水河和汴河都相沟通。

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内作为外朝的大殿，叫大庆殿，原为后梁的崇元殿，宋初重修，后因火灾重建，是举行大朝会及重大典礼的地方。后来金的汴京，“大概依宋之旧”，“大庆殿屋十一间，龙墀三级，傍垛殿各三间”（《大金国志》卷三三“汴京制度”）。大庆殿西北有文德、垂拱、紫宸、集英四殿，文德用于“常朝”，紫宸用于“正朔受朝”，“集英”用于“御宴及试举人”（《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北宋的主要殿堂有些是“工”字形的。往北又有崇政、延和等殿，崇政用为“阅事之所”（《枫窗小牍》卷上），也作宴会、作乐和试进士之处。

北宋末年宋徽宗大兴土木。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在宫城北门拱宸门外修建延福宫，共建七殿及东西两边各十五阁，又筑假山与池海，造鹤庄、鹿砦、孔翠诸栅，养禽兽以数千计。又信道士堪舆（看风水）之说，谓于东北隅增高有多男之祥，于政和七年在里城景龙门内，仿杭州凤凰山形势，建筑所谓万岁山，后来改称艮岳，因为“东北之卦”是“艮”。艮岳周围十多里，最高峰达九十步，有两峰并峙，瀑布下入雁池，山上满布亭榭楼观和四方搜集来的奇石花竹以及珍禽异兽。并派人到苏、杭一带搜求珍奇花木竹石，号称“花石纲”。详见宣和壬寅御制之记（见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以及《枫窗小牍》卷上、《容斋三笔》卷一三等。

中央官署的机要部门，如枢密院、中书省、都堂（宰相朝退治事之所）、门下省，都设在宫城内右掖门内“东去街北廊”[61]。“内诸司”如学士院、皇城司、四方馆、内侍省、奉宸库、医官局等，也都设在宫城内，以便于为皇室服役。

从宫城南门宣德门，经州桥，又经里城南面正门朱雀门，直到外城南面正门南薰门，筑有御街，宽约二百多步，是四面御街中最正中的一条，作为全城的中轴线。从宣德门南到州桥北一段御街，具有宫廷的广场性质，元旦、冬至的大朝会以及上寿的庆贺，百官都要在此排班等候。这条南北向的御街，两旁向北直对宣德门左右掖门，建有两列千步廊，称为御廊，分别设有黑漆杈子和朱漆杈子两列，禁止人马在中心御道通行，行人只准在朱漆杈子以外经过。在这一段御街两侧，是中央主要的行政官署所在，左廊有明堂、秘书省，右廊的东侧有东西两府，是宋神宗元丰初年所建，用作宰相执政的办公之所，在景灵西宫以南有掌乐的大晟府和掌礼的太常寺；右廊的西侧有尚书省，在尚书省前的横街以南有御史台，正对尚书省南门有开封府。在州桥向西大街的街北，有接待外来使者的都亭驿。在州桥的曲转大街，有作为国库的左藏库（《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

此外有中央官署分设在里城、外城坊巷中的，如审计院在景灵宫东门大街第二甜水巷以东（同书卷三《寺东门街巷》）。太学、国子监在龙津桥东南，军器所在龙津桥西南老鸦巷口（同书卷二《朱雀门外街巷》），殿前司在西角楼西去踊路街以西，都亭西驿和京城守具所在西大街西端（同书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同文馆在梁门外西北安州巷（同书卷六《元旦朝会》及周城《宋东京考》卷一一）。榷货务、都商税院在左一厢的太平坊和羲和坊。此外提点食场所在汴阳坊，抽税箔场在崇善坊，提举修造所在显仁坊，八作司在安仁坊（以上四坊在城东）；磁器库在建隆坊，都茶场在顺成坊，牛羊司在普宁坊（以上三坊在城西。见于《宋会要辑稿》职官部分）。

曹魏建筑邺城为都城，开始在宫殿左右建置宗庙和社稷，即左思《魏都赋》所说“建社稷，作清庙”。北魏洛阳沿袭这种制度，在铜驼街东西两侧的一系列中央官署前，左设太庙，右设太社。唐代设置中央官署的皇城，也采取同样的布局。这都是按照《考工记·匠人》“左祖右社”与《周礼·小宗伯》“左宗庙、右社稷”的礼制而设计的。北宋东京的体制略有不同，“郊社”设在尚书省以南的横街西端，“太庙”设在景灵东宫东门大街的东端。《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大内西去，右掖门祅庙直南浚仪桥，街西尚书省东门，至省前横街，南即御史台，西即郊社。”说明“郊社”在浚仪桥大街以西尚书省以南的横街以西。同书卷三《寺东门街巷》讲到景灵东宫东门大街一直向东，街南经过第三条甜水巷和第二条甜水巷，“以东审计院，以东桐树子韩家，直抵太庙前门”。可知太庙前门在这条大街的东端，距离郊社很远。这条大街因此又称太庙街。看来这条太庙街和“郊社”所处的横街，都是和宣德门前大街平行的，并且都和宣德门前大街的距离相等。太庙处于太庙街的东端，郊社处于横街的西端，距离虽远，还是相互对称的。杨奂《汴故宫记》说：“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元文类》卷二七）太庙规模很大，其南门近于旧宋门后的观音院。同书卷三《上清宫》：“观音院在旧宋门后，太庙南门。”

北宋沿用古来礼制，祭天用的郊坛设在南薰门外南郊；在郊坛东北一里许，还筑有青城和斋宫，作为皇帝行礼时用的行宫。

北宋另有朝献祖宗于原庙的礼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诏以圣祖临降，令择地建宫，遂以锡庆院建，约唐太清宫制度，仍上新宫名曰景灵。神宗元丰中又广其制，尽奉诸帝后御容也”（高承《事物纪原》卷七）。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三又说：“元丰中神宗仿汉原庙之制，增筑景灵宫，先于寺观迎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备法驾羽卫前导赴宫。”所谓汉原庙之制，就是汉惠帝在渭水以北重建“原庙”祭祀高祖的制度，“原”就是“重”的意思，从此西汉一代都在各个皇帝的陵园旁边建庙祭祀。实际上所谓“仿汉原庙之制”，只借用这个典故。宋代盛行在寺院道观中供奉已故皇帝皇后的塑像而朝拜献祭的礼俗，不但在京城中这样，在陵园旁边也是如此，如真宗永定陵东南有罗汉寺，仁宗永昭陵和英宗永厚陵西北有昭孝寺，在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东北有宁神寺。宋神宗扩大建设景灵宫，把原来供奉在各个寺院道观中的皇帝皇后塑像集中到这里奉供，并规定每逢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由皇帝亲自率领亲属和大臣前往朝拜献祭，这是寺院道观中供奉皇帝皇后礼俗的进一步扩展。当时太庙供奉木制的神主牌，每年五次祭享，由宗室诸王行礼；而景灵宫供奉祖先塑像，每年四次朝拜，由皇帝亲自献祭，仪式的隆重，远远超过太庙。景灵宫分东西两宫，分别建筑在宣德门前御街两侧十分冲要的地点。这种礼制不仅为南宋临安所沿用，成为宋代特有的朝拜祖宗的隆重礼制，而且后来为金、元等朝代所效法，影响十分深远。(www.chuimin.cn)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就是北宋在建置景灵宫作为宗庙的同时，还在万寿观中保留供奉祖先的塑像。北宋向来重视道观的建设。太祖改建后周的太清观为建隆观，在里城北墙中门旧酸枣门（即景龙门）外西北地方。真宗崇尚道教，于大中祥符元年把建隆观扩建成玉清昭应宫，规模巨大，营建七年才完成。其中除供奉道教神像外，兼供奉已故皇帝的塑像，塑造都极精美。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宫中大火，大部烧毁，只保住了偏东的长生、崇寿二殿及章献太后本命殿。其中供奉的圣祖像和真宗像“各用金五千余两”，昊天玉皇上帝像“用银五千余两”（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后来改崇寿殿为太霄殿，徙奉玉皇铜像，又增修宝庆、延圣二殿及章懿太后御容殿，整个改名为万寿观（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一〇）。南宋临安沿用这种礼制，在杭城西北新庄桥建设景灵宫的同时，起建万寿观，包括太霄、宝庆、长生三殿，分别供奉昊天、圣祖、长生帝，并于后殿供奉太祖以下塑像，“以存东都遗制”。每当皇帝于“四孟”朝献景灵宫时，兼到此地行烧香礼（《梦粱录》卷八《万寿观》）。

北宋东京在行政系统上设有两个赤县（京城所属的县称为赤县），是沿用唐代汴州的旧制。大内南面正中御街（俗称天街）以东和大内以东属开封县管辖，县署在仁和门内；御街以西和大内以西属浚仪县（后来改称祥符县）管辖，县署在安远门外旌孝坊西。外城东部南部以及附郭属开封县，外城西部北部以及附郭属浚仪县。两县都隶属开封府，府署在州桥以西的浚仪桥西。两县都设有县尉，主管所辖地区的治安。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京城内外开始设“厢”，“厢”成为“坊”上级的行政组织，城内厢的长官，品秩比县令要高，或者品秩平行，于是县官的职权逐渐缩小。

东京里城设有左一、左二（属开封县），右一、右二（属浚仪县）等四厢，所属共46坊；外城设有城东左、城南左、城南右（属开封县），城西右、城北左、城北右（属浚仪县）等六厢，所属共75坊；附郭有京东第一、第二、第三、京南（属开封县），京西第一、第二、第三、京北第一、第二（属浚仪县）等九厢，共15坊。总共十九厢，136坊。里城四厢长官称为都指挥使，主管烟火盗贼及诸公事（《事物纪原》卷六“都厢”条）。厢所设官吏有厢典、书手、都所由、所由、街子、行官等。

现将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里城、外城十厢所属坊数与户数列表如下：

附注：根据《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天禧五年正月”条，所列一坊的平均户数，只算到小数点后一位。

上表因附郭十五坊的户数缺乏统计，没有列入，总户数当在十万户以上，每户以五人计，当时居民人口有五十多万，连同驻军及家属当有七十万。从以上所列的表看来，外城东部的城东左厢的九坊中，人口密度最高，平均一坊2 977户，近3 000户。外城东南部的城南左厢次之，平均一坊1 171户。里城东北部再次之，平均一坊993户。全城的东部正是热闹的繁华地区。里城的东北部左二厢，共有十六坊，平均一坊993户，共15 900户，这里正是里城最繁华之区，包括“人烟浩闹”的马行街在内。外城东部的城东左厢，共九坊，26 800户，这一带正是对外交易的枢纽地区，东北有五丈河进入东北水门，东南有汴河进入东水门，陆路有御街从州桥往东，经里城旧宋门，通到外城的新宋门。又有大街从宫城东南的潘楼街，经土市子往东，经旧城旧曹门，通到外城的新曹门，包括牛行街在内。但是还应该看到，外城的面积要比里城大四倍，外城有些地区的坊的面积比较大，实际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还是里城东北部的左二厢。

从上列的表中又可看到，居民最少的是里城西北部的右二厢，只有二坊，共700户，因为这一带是军营所在地。

东京街巷的排列，最初当出于后周世宗扩建外城时所作的规划，即世宗诏书所说：“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后周扩建外城时，曾以街道为主要界限划定街巷的位置，也就是街坊的位置，北宋在这个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规划。

北宋曾经指定了四条大街作为御街，以宫城为中心，经过里城四面城门，通向外城的四面城门，就是南面的南薰门、西面的新郑门（即顺天门）、东南的新宋门（即朝阳门）、北面的新封丘门（即永泰门）。“外城……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唯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皆直门两重。盖此系四正门，皆留御路故也”（《东京梦华录》卷一《东都外城》）。所谓直门两重，就是门外所筑瓮城的门，和原有城门成为一直线，不像三层瓮城那样各门彼此龃龉，所谓“屈曲开门”。这样南、西、东、北四面设有御街，是东京新创的格局，前此不曾见过。

南面的御街，前面已谈到，具有中轴线性质，从宫城南门宣德门向南，经州桥，出里城的朱雀门，再经龙津桥而直达外城的南薰门（以下参看图55）。

东面的御街，是从州桥向东，经临汴河的大街，出里城的旧宋门，直达外城的新宋门。“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曰相国寺，有桥平正如州桥”（《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汴河上的桥梁，只有州桥和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惟西河平船可过”，而且柱都用青石，近桥两岸都用石壁雕刻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同上书卷一《河道》）。

图55 北宋东京（开封）河流和主要街巷分布图

西面的御街，是从州桥向西，经里城的旧郑门，一直达外城的新郑门。《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说：“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又说：“至朱雀门街西，过桥即投西大街，谓之曲院街。”“过桥”即指过州桥。这条俗称为曲院街的投西大街，即是西面的御街。南、东、西三条御街的交会点，即是州桥，正名天汉桥，是汴河横贯全城中心的桥梁，成为全城水陆交通的中心点。

北面的御街，为了避免贯穿宫城的中心，设在宫城的东侧，以外城北面靠东的第二门新封丘门作为出口。《东京梦华录》卷一《东都外城》，讲到北城四门，“从东曰陈桥门，次曰封丘门，北郊御路”。这条御路，从宫城南门宣德门出来，沿门前大街向东，经东角楼，沿东西向的潘楼街，到称为土市子的十字街口，折而向北，沿南北向的马行街北去，经里城的旧封丘门，直达外城的新封丘门。《东京梦华录》说：“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卷二《潘楼东街巷》）又说：“马行北去，乃小货行时楼、大骨传药铺，直抵正系旧封丘门，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更说：“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祅庙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卷三《马行街铺席》）可知从马行街北去，经旧封丘门到新封丘门，是一条南北向的垂直的热闹大街，即是北面的御街。

除了上述四条御街以外，东西向横街中重要的，还有宫城宣德门前的大街。大街向东接连潘楼街，经旧曹门街，出里城旧曹门，接连牛行街，直到外城新曹门；向西经过踊路街到旧梁门，沿着梁门大街向西，直到外城旧胜门。这样就成为经过宫城宣德门前、从东到西、贯通全城中心的大道。《东京梦华录》说，从潘楼东去经土市子，又东经十字大街，又向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出旧曹门朱家桥瓦子，以东即牛行街，“一直抵新城”（卷二《潘楼东街巷》）。所说新城即是外城的新曹门。同书又说，从宫城西南角西角楼，沿大街西去，即踊路街，直到梁门。出梁门西去，即梁门大街。经街南的州西瓦子和街北旧宜城楼，即是西大街。西去即作为开封府刑人之所的瓮市子，再去即都亭西驿与京城守具所（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虽然没有讲明西大街的终点必然是外城万胜门，作为接待外宾的都亭西驿必然在西边外城的城门内。

此外南北向的直街，还有宫城东门东华门前的大街、宫城西南的与南面御街并行的浚仪桥街和相国寺东门大街等。

大体上东西向的大街有若干南北向的巷，南北向的大街有若干东西向的巷。如潘楼街是东西向的，“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同书卷二《东角楼街巷》）。界身巷是南北向的。从潘楼街东去的旧曹门街是东西向的，街南有东榆林巷和西榆林巷，都是南北向的。与潘楼街、旧曹门街并行的景灵宫东门大街也是东西向的，南北向的榆林巷正通到这条大街上，因而大街东端的太庙可以“北入榆林巷，通曹门大街”。这条大街以南，就排列有三条南北向的巷，称为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甜水巷（同书卷三《寺东门街巷》）。街巷的排列是比较有规则的。

出里城朱雀门通向外城南薰门的御街是南北向的直街，御街旁侧的东西向横街，或称为巷。例如“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巷（邓之诚校：应作秸）、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保康门是里城朱雀门以东的城门，保康门街当与朱雀门的御街并行，都是南北向的，从朱雀门外向东通到保康门街的大街麦秸巷，必然是东西向的横街。果然同书又说：“出保康门外，南至横街，西去通御街，曰麦稍巷（邓之诚校：稍应作秸）。”（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

“人烟浩闹”的马行街是南北向的直街，因此所有的巷都是东西向的横巷。“先至十字街，曰鹩儿市（《说郛》“鹩”作“鹌”），向东曰东鸡儿巷，向西曰西鸡儿巷”（同上书卷同条）。东西两条鸡儿巷，都是东西向的横巷。“北去杨楼以此，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同上书卷《酒楼》）大小货行横穿马行街，分为东西两巷，当然又是东西向的。

《东京梦华录》中叙述街市的分布情况，常详述各种商店所在的“街”或“巷”，而没有一处谈到“坊”的，但是在一般叙述中，常以“坊巷”连称。如说“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卷三《防火》）；“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卷四《肉行》）；“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卷三《马行街铺席》），等等。当是北宋末年民间习惯上已不用坊名而多用巷的俗称了。所谓“巷”，原是“坊”的通道，例如榆林巷原是宣平坊的巷（金刘祁《归潜志》卷一载王飞伯《赠密国公完颜》：“宣平坊里榆林巷”）。因而作一般叙述时，常以“坊巷”连称。

在唐代长安外郭城中，“街”原是整齐排列的许多“坊”之间的通道，而“坊”中通道多称为“曲”。到北宋东京，坊中通道多数称“巷”，也还有少数称“曲”的，如景灵西宫有南曲，尚书省西门有西车子曲等。在“街市”逐渐形成和众多居民需要大量日用必需品的情况下，人们就重视“街”和“巷”的交通及其合理安排，所以当初后周世宗扩建东京外城，所下诏书就以“定街巷”作为首要的规划，并且说“定街巷”等擘画完成后，“即任百姓营造”。随着“街市”的形成和发展，“巷”中日常必需品供应商店的设置，“街”就不再是“坊”之间的通道，而成为街道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巷”也不仅是“坊”内的通道，而成为小巷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从此大街和小巷连结的交通网逐渐形成。东西向的大街，两侧有若干南北向的小巷；南北向的大街，两侧有若干东西向的小巷。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是局限于“坊”内的通道，而都直通大街，于是原来作为封闭式的许多“坊”中间的“街”，成为通向许多小巷的大道，从此“街巷”的结构就代替了原来的“街坊”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