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后周东京外城扩建与北宋发展

2023-10-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北宋定都东京，继续沿用五代末年后周重新扩建的这个都城，是由于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形势所造成的。前面讲新的行市形成过程时已经谈到，后周世宗在东京扩建的外城，比原来的里城扩大了四倍，并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作出了新的设计和规划。这对以后东京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后周世宗在扩建外城的同时，还曾扩展和拉直里城原有的街道。至于后周世宗所扩建的大于里城四倍的外城，完全是个新城，是按新的规划而设计建筑的。

北宋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继续沿用五代末年后周重新扩建的这个都城，是由于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形势所造成的。隋唐建都长安，政治军事中心在关中地区，而生活资源却依赖南方江淮地区供应。虽然修通了大运河，但漕运要经过三门峡，困难很多，为此常在汴、洛之间设仓贮存粮食，并以洛阳为东都，皇帝也常住到东都。唐高宗和武则天住在洛阳的时间就很长。中唐以后，中原因连年战乱而残破，江南经济却继续得到增长，以致中原的生活资源更加仰给于南方。同时北宋加强中央集权，京师驻屯重兵多达数十万，每年需要漕运江淮米从三百万石增长到七百万石[55]；加上京城人口日益增加，多达百万，所有生活资源也都必须从南方经汴水运来。因此只有这个处于中原水道运输中心的东京，才适合作为这种新形势下的都城。

前面讲新的行市形成过程时已经谈到，后周世宗在东京扩建的外城，比原来的里城扩大了四倍，并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作出了新的设计和规划。这对以后东京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

后周世宗在扩建外城的同时，还曾扩展和拉直里城原有的街道。“先是大梁城中（按指里城）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二年十一月”条）。说明当时里城居民侵街为舍，已很严重，街道很狭，连大车都通不过，这时由政府强制拆迁，才把街道拉直开阔。所谓“广者至三十步”，是说其中开得宽阔的到三十步，说明还有许多街道宽度在三十步以下，因为这是个旧城，居民侵街为舍的时间已较长，街道两边都有居民侵占街道所建住宅，不可能全部拆除，只能部分地拆迁，略为把街道拉直开阔。既然街道两边多有居民住户，说明封闭式的坊制已经破坏，就是说在原有的封闭式的“坊”以外，沿着街道两旁都已住满居民了。

至于后周世宗所扩建的大于里城四倍的外城，完全是个新城，是按新的规划而设计建筑的。新计划规定“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其标帜内，候官中擘画，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大体相同）。就是说，在标帜以外，七里之内，不准埋葬和设置窑灶，并不准设“草市”。这是为了保持新建城市外围地面的整洁，并留有发展余地。至于标帜以内，即外城以内，由官府作出规划，分划好街巷、军营、仓场和官署所占地段，此外“即任百姓营造”。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像唐代长安造外郭城那样修建整齐排列的“坊”，只分划好街巷就“即任百姓营造”。显德三年六月癸亥诏，又讲到“近者开广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终获大利。……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五代会要》卷二六《街巷》）。这是一个很好的街道的设计规划。

这里明确规定，允许街道两边各住人户，而且允许两边人户各自占有街道宽度十分之一的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种沿街的住户，当然是当街开门的，就是在门前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显然是一种新创的街道制度。原来唐以前封闭式的坊制和市制，坊中居民和市中商店都不准向街开门，只有高官府第或特赐的府第才能当街开门，因此街道两边全是坊墙或市墙，只有坊门和市门直通街道。这时不但街道两旁允许建筑住户，并且都当街开门，门前还可占有街道宽度十分之一，用来种树、掘井、修盖凉棚。这种新创的街道制度，该是适应里城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而防止居民将来再发生“侵街”的行为；同时可以调动街道两旁居民的积极性，种树和掘井，使街道绿化而便于用水，并用作街道旁边的标记。估计在推行这新的街道制度的同时，已经出现了新的“街坊”体制，大量居民住的“坊”应该即设置在这种两旁有住户的街道的内侧，街道两旁有“巷”作为坊的通道，以便坊内居民进出街道。因此规划扩建的这个全新的外城，既可以说划定“街巷”，又可以说“展引街坊”。当时已经流行“街巷”这个名词，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写成于北宋初年的《五代会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条目。这种“街巷”的布局，对此后城市制度的发生有重大影响[56]。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后周世宗扩建外城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坊市之中，邸店有限”的困难，以适应“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需要。因此他在大浚汴口之后，准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或者说“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首先沿汴建造十三间楼作为接待客商的邸店，得到了世宗的嘉奖。这种准许居民沿汴造楼阁台榭的办法，就是他在显德二年扩建外城的诏书中所说“候官中擘画，定街巷……”之后“即任百姓营造”的进一步的措施。他这样奖励在沿汴兴建楼阁台榭，一方面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以便于客商大量运进日用物资，适应众多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又是为了增加都城的壮观。沿汴河既然可以如此，沿街道当然也可以照此办理。看来北宋东京就沿用这种制度，准许居民沿汴河和沿街道建造邸店和楼阁。按照当时法定的礼制，士庶之家建筑房屋，所用的结构规格是有一定的等级的限制的，不是随便可以建筑楼阁台榭的。但是为了都城的壮观，在特许的情况下，就可以超过礼制的规定。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八月三日下诏：“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非官品，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间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宋会要辑稿·舆服》“臣庶服”）这里规定，士庶之家所造屋宇，如果不是邸店和楼阁而临街市的，就不准用“四铺作”和“闹斗八”的结构和装饰。“铺作”是指支撑屋顶的木结构的斗拱；“斗八”又称“藻井”，是指一种格子天花板[57]。也就是说，如果是临街市的邸店和楼阁就没有这种限制。这就是为了都城的壮观，鼓励建筑临街市的邸店和楼阁而采取的宽容政策。(www.chuimin.cn)

北宋东京沿街设立有许多酒楼，酒楼门首皆有“彩楼欢门”，同时挂有栀子灯，排设有红绿杈子。直到南宋临安还沿用这种风俗。原来杈子是官衙前用来限制行人的设施，红绿杈子是设在宫城的正门前以限制行人的，为什么能够使用于酒楼门口呢？据说也还是沿用五代后周的风习。《都城纪胜》“酒肆”条说：“酒家事物，门设红杈子、绯绿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梦粱录》卷一六《酒肆》也说：“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如此看来，东京宫城东南角的潘楼街上的潘楼酒店，后周时已经存在，因郭高祖往游，门口排设杈子，此后相沿成为所有酒楼的习俗，一直沿用到南宋临安。这一南宋人相传的说法，当有事实根据，否则对这一特殊风俗就难以理解。

我们应该肯定后周世宗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所制定的扩建东京外城的新规划，对革新都城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为这一新规划，突破了原来封闭式市制的限制，摆脱了封闭式坊制的束缚，创立了沿街两边居民当街开门并种树掘井的新的街道制度，同时又疏通汴河，使南方运来的日用物资通畅，并奖励居民沿汴河兴建邸店、楼阁以接待客商的措施；更为了都城的壮观，允许超越传统礼制的规定，准许居民修建楼阁台榭。这个新规划的东京外城，使都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对东京以后的发展十分有利。正如世宗自己所说的：“虽然暂劳，久成大利。”可惜这个新的外城建成不久，他即因病去世了。但是由于新形势的需要，北宋初期依然沿用这种新政策，由汴河堤岸司和修完京城所建造“房廊”租给客商，这种“房廊”同样具有“邸店”性质，用作客商堆货、寓居并进行交易的行栈。随着经营各种日用物资的商人“行”的组织的发展成长，沿汴河堤岸的空地出现了各种日用商品的新“行”“市”。到北宋中期这些新“行”“市”，由临时的或定期的集市性质，发展为经常接待客商运来商品并批发给城内外零售商铺的“行市”，如斛 0335-01 行（即米麦行）、面行、肉行、菜行、鱼行、果子行、大货行、小货行、马行、牛行、金银行、药行、医行以及文字行（即书籍行）等。由于日用商品的新行市纷纷兴起，还由于众多居民社会交际和娱乐的需要，街道上酒楼、茶坊的纷纷开设，更由于住于街坊众多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街坊桥头的饮食店、日用品商店的纷纷设置，逐渐形成以一种或多种新行市为中心的街市，或者逐渐形成以酒楼、茶坊、饮食店为中心的街市，或者形成小规模的“街坊桥市”，甚至出现以桥为基地的“市桥”。关于这些方面，我们已在前一章详细讨论到。

自从后周在东京推行新的街道制度以后，街道和“坊”都发生了变化。街道两边有向街开门的居民，在街道住户的内侧又有“坊”，住有大量的居民。街道两旁有“巷”作为“坊”的通道，因而“坊”又常被通称为“巷”。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十一月，因为城内外一百二十一个坊名，“多涉俚俗之言”，命令张洎改换美名（《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杂录”）；也就是“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所谓“列牌于楼上”，就是把坊名的牌挂到坊门的楼上；同时“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也就是按唐代长安的街鼓制度，早晚击鼓按时启闭坊门。这种街鼓制度，后来一度不执行，到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又恢复。这年二月因为街巷狭隘，命右侍禁阁门祗候（官名）谢德权开广。谢德权受命后，先拆毁贵要的邸舍（即邸店），一时议论纷纷，真宗下诏制止，谢德权因此当面请求说：“今沮事者皆权豪耳，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说明这时侵街建屋的，主要是权豪，为了造“邸店”收取租费。真宗不得已而许允请求，“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二月戊辰”条、《宋史·谢德权传》）。这次谢德权直接受命于真宗，并得到真宗许允先从权豪下手，因而做得特别认真周到，规定了街和巷的宽度，登记簿籍，树立表柱，作为定制，不准侵占街巷，并且恢复了长安街鼓制度。这里所以要规定街和巷的宽度，就是不准街上的居民侵街，坊内的居民侵巷。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时的街鼓制度，所起的作用已不大，因为街道的制度已发生变化。原来长安的街鼓制度，在日落街鼓打动以后，坊门关闭，街上就断绝行人，实行戒严。而这时街道两旁住有众多的居民，击鼓后坊巷之门关闭，只能限制坊内居民的行动，不能禁止向街开门的众多居民的自由活动。因此名为街鼓，实际上已经不能用来指挥管理街道，就不免流于形式。尽管用政府法令来定为制度，也不可能维持很久。所以宋敏求在熙宁三年到七年间（公元1070—1074年）所著《春明退朝录》中说：“二纪（即二十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可知宋仁宗中期以后，庆历、皇祐年间已听不到街鼓声了。而且，只管理限制坊内居民的行动，而放任街道居民的行动，既不合理，也作用不大。封闭式的坊制也就不能不废掉了。看来后周世宗推行这种新的街道制度时，早已不用街鼓制度。北宋初年东京夜市已很兴盛，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已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之一），既然不禁夜市，街鼓早已无用。宋太宗的重新采用长安旧制，宋真宗的再度恢复长安旧制，都不过是这种制度的回光返照而已[58]。

从后周到北宋，东京推行这种新的街道制度，允许两边居民向街开门，并规定门前可以用一定面积的街道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树和井可以用作街道的标记，用来防止住户侵占街道。但是随着街市的兴起，商人沿街开设商店，权豪沿街建造“邸店”出租，侵街的不法行为还是会不断扩展。只是这时的侵街，已和五代以前、中唐以后的侵街不同。中唐以后的侵街，是“坊”中居民突破坊墙，侵占街道造屋；这时的侵街，是沿街所住居民或店主侵占街道，扩大建筑面积。唐代官府对于侵街而修建房屋，很容易分辨而拆除，因为有明确的坊墙为界线，宋时官府对待侵街的事件就比较难办，就必须规定好街道的宽度，树立表柱，如果发现超出表柱者，即作为侵街而拆除。上述宋真宗咸平五年谢德权提出的办法就是这样。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六月“限一岁，依原立表木毁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天圣二年六月己未”条）；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由开封知府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宋史·王博文传》），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这时拆除侵街房屋的目的，已与维持封闭式的坊制无关，只是为了维持街道一定宽度而已[59]。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后周东京外城扩建与北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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