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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民间文娱活动和勾栏瓦子的形成

【摘要】:古代民间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只有在春季社祭和冬季腊祭的时候举行。这种文娱活动以及技艺比赛,秦汉以后长期在民间流行。这些有盛大的音乐歌舞演出以及“百戏”表演的佛教节日,因而逐渐成为都城中群众性娱乐的节日。到了隋唐时代,无论宫廷的“百戏”以及民间的娱乐都有进一步的扩展。这种以大街为“戏场”的风气,对唐代有很大的影响。

古代民间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只有在春季社祭和冬季腊祭的时候举行。社祭是祭祀社神(土地之神)而祈求丰年,腊祭是酬谢鬼神而庆祝丰收。举行社腊祭祀时,男女齐集,举行酒会,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常常“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解释说:腊祭是由于百日勤劳而给予“一日之泽”,“一张一弛,文(周文王)武(周武王)之道也”(《礼记·杂记下》)。战国时代由于商业的发展,在繁华的都城中,居民也纷纷开展文娱活动。最著名的,如齐国都城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战国策·齐策一》)。“斗鸡”是诱使两只公鸡相斗的游戏,“走犬”是驱使猎狗追逐脱兔的游戏,“六博”是掷彩、下棋,互争胜负的比赛,“蹹踘”一作“蹴鞠”“蹋鞠”,是踢球的比赛。此外还有弈(围棋)、投壶、讴歌等娱乐以及弋射、击剑、角力、举鼎等锻炼和比赛。弋射是用细线系在箭上,使射中的飞雁连着箭上的长线从高空掉下。击剑是在舞剑中讲究击剑的技法。角力一作角抵、角觝,就是后来的相扑或摔交。举鼎是举起铜鼎的举重比赛。这种文娱活动以及技艺比赛,秦汉以后长期在民间流行。社祭作为民间娱乐活动的节日,也曾长期流行[49]

“角力”很早被称为“戏”,因为“角力”往往讲究“角技”,从“角技”发展为竞技表演,扩展成为“角抵奇戏”。后来就称为“百戏”[50]西汉皇室很爱好“角抵奇戏”,在上林苑中筑有平乐观(一作平乐馆)用来表演。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汉书·武帝纪》)。张衡《西京赋》描写有“大驾幸乎平乐”,“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的情况,既有扛鼎、寻橦(爬上旗竿)、冲狭(冲过插有矛头的狭卷)、跳丸剑、走索上的竞技表演,又有水人弄蛇,易貌分形、吞刀吐火等幻术表演,更有化装音乐歌舞、驯兽表演等[51]。其中许多幻术表演是从大秦(即罗马)经西亚的安息和东南亚的掸国(今缅甸)传入的,见于《史记·大宛传》和《后汉书·西南夷传》等[52]。这种“角抵奇戏”曾长期流行,被用于宫廷的庆祝典礼或节日活动中。

随着佛教的逐渐推广,许多寺院常常在迎佛赛会中用“角抵奇戏”来吸引群众观看。例如北魏洛阳的寺院,沿用西域风气[53],在每年四月八日释迦生辰以前举行“行像”(用车载着佛像出寺巡行)的赛会,他们都用“角抵奇戏”来吸引观众。长秋寺每年四月四日“行像”,“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洛阳伽蓝记》卷一)。导引其前的“辟邪狮子”,当是带头的化装舞队;“吞刀吐火”是幻术表演;“踩幢上索”就是《西京赋》所说的“寻橦”和“走索上”。又如洛阳的宗圣寺,“此像一出,市井皆空;……妙伎杂乐,亚于刘腾(指刘腾创立的长秋寺),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同上书卷二)。四月七日京师佛寺的佛像都要会集到景明寺,多到一千多躯,四月八日按次序进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散花是表示对佛致敬,这时“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同上书卷三)。每逢佛教的“六斋”节日(即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三十日),佛寺又常有音乐歌舞的表演,如洛阳的景乐寺,“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因为这是尼寺,最初禁止男子入内观看,后来开放,更增加化装舞蹈和幻术表演[54]。这些有盛大的音乐歌舞演出以及“百戏”表演的佛教节日,因而逐渐成为都城中群众性娱乐的节日。

原来都城中只有供皇室及贵族游乐的园林,自从佛教寺院大规模兴建后,不少寺院建有园林,常常成为都城中居民游乐之处。如北魏洛阳的宝光寺,“园中有一海,号咸池,葭菼(一作芙)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一作云)车接轸,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同上书卷四)。

到了隋唐时代,无论宫廷的“百戏”以及民间的娱乐都有进一步的扩展。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为了突厥来朝,召集四方“散乐”到东都洛阳。从此每年正月为了朝见国宾,作大规模的歌舞表演。到十五日,在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至旦以纵观,至晦而罢”,参加歌舞表演的近三万人(《隋书·音乐志》)。表演的是“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隋书·柳彧传》)。这样以大街作为“戏场”,百官夹路起棚观看,表演歌舞者近三万之多的盛会,其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这种以大街为“戏场”的风气,对唐代有很大的影响。

唐代长安常常在天门街(即朱雀大街)上出现“广较胜负”的音乐曲艺的比赛。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条载:

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名)僧善本,以定东鄽之胜。

这是东西两市在天门街上琵琶演奏的比赛。比赛时,双方都起建彩楼,由演奏者登楼弹曲,让街上观众评比胜负。据此可知唐人小说《李娃传》(白行简作)所描写的东西两凶肆(当是东西两市的凶肆),各自在肆长主持下,在天门街上陈列办理丧事所用器物,召集“士女大和会”,并各使歌者唱哀歌,互争胜负的情况,是有依据的。

都城中卖艺者的活动,北魏洛阳已经出现,当时已有许多“妙伎”作为“市人”的一部分,住在大市“东南调音、乐律二里”,如“善吹笳”的田僧超曾为征西将军崔延伯所爱重(《洛阳伽蓝记》卷四)。到唐代这种民间音乐家仍然作为“市人”的一部分,上述的琵琶第一手康昆仑,就是属于长安东市的。长安东西两市都已有“杂戏”的表演,既可以把他们召来表演,又可以前往观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就曾讲到“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载: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升是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都会说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

说明这个讲“小说”的“市人”,曾到长安说扁鹊的故事;“小说”亦被视为“杂戏”的一种。“观杂戏”而有“座客”,可知这种演出“杂戏”的戏场上已设有座位,当已有简单的演戏用的建筑物。刘宾客《嘉话录》中又谈到大司徒杜公召宾客闲谈,说“致政”以后,必买一小驷,跨之“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可见当时“市”上表演的“杂戏”还有“盘铃傀儡”。

唐代长安居民仍然以寺院道观作为游览场所。许多寺院道观,既有名家书画的布置,又多园林的胜景,更多栽名花,因而常是游人会集之处,也是诗人吟咏的地方。春游常以玩赏牡丹为一大乐趣。“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观为耻”(《唐国史补》)。长安东南隅,慈恩寺、青龙寺、乐游园、曲江池一带,是居民经常游览的风景区。乐游园一作乐游苑,或称乐游原,汉代已很著名,是京城中最高的地方,可以登高俯视京城。每逢上巳(三月三日)、重阳(九月九日)游人很多,在此登高观览,宴会赋诗,举行“祓除不祥”的礼俗。曲江池更是著名的胜地,西南的芙蓉园则具有皇家禁苑性质。每逢中和(二月初一)、上巳的节日,游人云集于此。唐玄宗每逢上巳在此赐宴群臣,每科新进士也于此宴集同年,称为“曲江宴”。慈恩寺位于晋昌坊东部,其中大雁塔为游人登临赋诗之处,每年新进士有“雁塔题名”的活动。青龙寺位于新昌坊南门之东,占有十字街东南一角,北门楼更是登高瞭望之所。该寺属于佛教密宗流派,惠果和尚曾把这一宗派传授给日本僧人空海。正因为慈恩、青龙两寺游人最多,带有集市性质,所以成为“戏场”集中之地。

北魏洛阳的寺院,只是在“行像”的节日表演音乐和百戏,或者在“六斋”的节日表演音乐和歌舞,以吸引观众。而唐代长安的著名寺院更进一步,经常设有表演歌舞和百戏的“戏场”。宋初钱易《南部新书》卷戊说: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青龙,其次荐福、永寿

当时慈恩寺的戏场对观众很有吸引力。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十一月,万寿公主嫁给起居郎郑颢,颢的弟弟郑頏得有危疾,宣宗派人去望病,问:“公主何在?”答:“在慈恩寺看戏场。”宣宗为此指责公主说:“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因而“遣归郑氏”(张固《幽闲鼓吹》《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据此可见,慈恩寺戏场的演出吸引的观众很多,连公主也被吸引住,不去探望病人了。

从《南部新书》所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看来,当时许多“戏场”是带有流动性的,因为慈恩寺游人众多,“戏场”都会集到那里,这些“戏场”当设在寺院的空地上。前面已经谈到,隋炀帝大业年间为了招待国宾,把宫城前大街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观看;唐代长安又允许在朱雀大街上建造彩楼,登楼表演音乐曲艺,“广较胜负”。“戏场”不限于“市”内的广场上,还可以设到寺院的场地上,甚至街道的空地上。我们认为,北宋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就是由于在街头的空地上设置“戏场”而形成的。

瓦子,或者称为瓦舍、瓦肆、瓦市。为什么称为“瓦”?《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梦粱录》卷一九《瓦舍》也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瓦子或瓦市,原是临时集市的意思。因为这种集市常以演戏的“勾栏”为中心,习惯上也就把以“勾栏”为中心的集市称为瓦子或瓦市。不仅北宋东京最大的桑家瓦子是这样,“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南宋临安所有的瓦子都是如此,有的除饮食店等以外,还设有酒楼、茶坊。但是,也有些集市称“瓦市”而没有演戏的“勾栏”。例如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东京相国寺”条),相国寺的集市中并无“勾栏”在内。又如楼钥《北行日录》卷上,讲到金代南京(即北宋东京旧址)原都亭驿“西偏已废为瓦市矣”(“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条)。这样废弃而成为瓦市,亦是临时集市性质,未必有演戏的“勾栏”。这样用来泛指一般的临时集市,是“瓦市”的原意。

“勾栏”原是栏栅或栏杆的意思。瓦子中演戏用的“勾栏”,原是指临时集市上用栏栅和绳子围起来的演出场地。如同我们前面讲到的,牛行、马行和果子行原设在没有拘栏的空地上,官府强制他们加以拘栏,并按占地多少抽税,称为“拘栏牛马、果子行”。同样地,街头艺人原在街头没有拘栏的空地上演出,后来在比较固定的场所演出,就需要用栏栅和绳子圈围起来,因而称为“勾栏”。至于演出用的建筑也是用简便材料很快地搭成的,所以又称为“棚”。

唐代以大众为对象的戏场,或者设在“市”内空地上,或者设在街头的空地上,或者设在寺院的空地上,都是临时的,没有专门用来演出的建筑。自从北宋出现以勾栏或棚为中心的瓦市,固定的专为群众演出的戏场才开始出现,使得城市中居民的娱乐生活大为活跃起来,也使得民间文艺的创作大为繁荣起来,大大促进了戏曲和各种技艺表演的发展。虽然如此,直到南宋临安,称为“路歧人”的街头艺人还大量存在,他们的演出场所还是“路歧”,就是在街市的空隙地段。(www.chuimin.cn)

[37]《苏东坡奏议集》卷一〇《元祐六年十一月奏淮南闭籴状》谈到“见今在市绝少斛0335-01,米价翔贵”,并讲到颍州的斛斗行人。《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说:“斛0335-01则用布袋駞之。”斛0335-01即指米麦,斛斗行或斛0335-01行当即指米麦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八月己丑”条,谈到“据米麦等行状,岁供薓荞麦等荐新,皆有赔费”。

[38]行头,见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一五《地官》“肆长”条,《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君”条(采自《逸史》)。行首,见《太平广记》卷二八〇“刘景复”条(采自《纂异记》)。行人,见《旧唐书·食货志下》载唐德宗建中元年七月敕。肆长,见《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条(采自《异闻集》)。

[39]《大唐六典》卷二〇讲到市署职掌,“以三贾均市”。《新唐书·百官志》谈到每十日价格账簿的制作。

[40]邸店或称邸舍、邸阁,东晋南朝已有,隋唐渐有发展。既供堆积商品,又兼招待客商住宿,以及说合买卖,具有行栈性质。日本加藤繁《唐宋时代的仓库》(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论及这点,有吴杰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出版。

[4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高等学校交流讲义)认为“显德二年增修汴城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重”(第71页,1955年2月油印本)。又说:“城市设计后周世宗之筑大梁,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眼光者。其所注意之点,如泥泞之患、火烛之忧、易生疫疾、寒温之苦,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同上油印本第122页)

[4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已见到这点。他说:“显德三年春,乃诏发民夫大举筑汴京外城。此后各地寺院亦有显德重修之事,盖已渐入建设时期。东京繁荣尤因疏浚汴河,再通淮南,经济上发展之故。官方营建之外,又产生市坊商业建筑,如邸店之属,以廊屋或巨楼以储货物。……时人称此为十三间楼子,其雄大之姿,当非寻常市楼所可及。迄宣和之世,此楼犹见于《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景既为应诏者之一,沿汴两岸当尚有商贾屋楼之产生,至赵宋定基之时,东京都会规模固已壮盛,交通漕运尤便,不再迁洛之故,或亦在此。”

[43]日本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的《宋代的市(上)》,曾引用这条史料,他认为“这里所谓汴河堤岸司及京城所(修完京城所之略)的房廊,是就上引面市房屋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戌”条所载沿汴官司的牛马、果子行等诸行市的建筑物而言”。我们认为宋代所说“房廊”,指租给流寓之人的房屋,包括租给客商的房屋在内。当时官僚、商人亦有建筑“房廊”出租的。《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上”,“大观元年八月十二日”条载:“诏在京有房廊屋业之家,近来多以翻修为名,增添房钱,往往过倍,日来尤盛,使编户细民难以出办。”宋的外诸司有楼店务,掌州县房廊课利。房廊包括租给客商的房屋在内。

[44]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三《处事》:“买卖牛马之类,所在乡仪,过却定钱,便付买主牛畜口,约试水草三两日,方立契券。若有疾病,已过所约日限,卖主不服,却烦官方与夺。今有已交价钱,未立契券,已立契券,未还价钱,盖不知律有正条(条在《杂律》内)。须录全条,晓示牛马牙人并诸乡村,知委免兴词讼。”宋代《杂律》的规定,当是沿袭唐律的《杂律》。

[45]《东京梦华录》卷三《朱雀门外街巷》谈到南薰门说:“其门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经由此门而出,谓正与大内相对。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据此可知大规模的宰猪的肉市必在南薰门内。同条又讲到:“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这个杀猪巷当是原来的肉市所在,后来迁走而成为妓馆会集之地。

[46]《梦粱录》卷一三《铺席》,讲到“太庙前尹家文字铺”,所说尹家文字铺即是尹家书籍铺或经籍铺尹家。这家书铺曾刊行《北户录》(三卷)、《钓矶立谈》(一卷)、《渑水燕谈录》(十卷)、《曲洧旧闻》(十卷)、《续幽怪录》(四卷)、《茅亭客话》(十卷),题记都称“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箧中集》(一卷)题记作“临安府太庙前大街尹家书籍铺刊行”,《卻扫编》(三卷)题记作“临安府尹家书籍铺刊行”,《述异记》(二卷)题记作“临安府太庙前经籍铺尹家刊行”,见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东京所以有“文字行”,因为这是宋代四大雕版印刷业的中心之一。南宋临安也有这种行市,称为书房或文籍书房,因为杭州的印刷业同样发达。

[47]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四月壬寅”条,卷三“建隆三年秋七月乙亥”条,卷一四“开宝六年二月丙戌”条,卷五九“景德二年四月丙戌”条,卷六〇“景德二年六月己丑”条。

[48]日本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市》《论唐宋时代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等论文(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对于封闭式的“市”制的崩溃和同行业的组织“行”“市”的兴起,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探讨,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开创之功,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他的结论还可商讨。他认为,“街市”的出现,交通便利地点“行市”的兴起,都在封闭式的坊制和市制崩溃以后。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这中间应该有一个逐渐地新陈代谢的过程。同业商人组织“行”在唐代东西两市中已经存在,交通便利地点兴起日用品的新“行市”,是适应众多居民生活上的需要,“街市”和“坊巷桥市”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交通便利地点新行市的兴起以及“街市”的形成,是不可能代替封闭式的“市”而使它淘汰的。

[49]参看拙作《战国史》第十二章第四节《娱乐活动和武艺、体育锻炼的开展》。

[50]春秋末年已称“角力”为“戏”。《国语·晋语九》载:“少室周为赵简子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弗胜,致右焉。”韦昭注:“戏,角力也。”《庄子·人间世篇》说:“且以巧斗力者,始于阳,常卒于阴,泰至则多奇巧。”“角力”进而为“角技”,再进一步就成为竞技表演,并扩展成为“角抵奇戏”,后来就称为“百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按角抵者,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颍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是角抵以角技为义,故所包颇广,后世所谓百戏者也。”

[51]张衡《西京赋》载:“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关于“寻橦”,李善注引《汉书音义》以“体轻善缘”解释“巴俞都卢”,可见“寻橦”是爬上长旗竿。关于“冲狭燕濯”,李善注:“卷箪席,以矛插其中,伎儿以身投,从中过。燕濯,以盘水置前,坐其后,踊身张手跳前,以足偶节,逾水复却坐,如燕之浴也。”“胸突铦锋”是说以胸冲突锋利的锋刃。“走索上而相逢”,李善注:“索上,长绳系两头于梁,举其中央,两人各从一头上,交相度,所谓儛絙者也。”乌获是战国时秦的大力士,此处借作大力士的通称;都卢是南洋地名,即《汉书·地理志》夫甘都卢国,以“体轻善缘”著称。以上都是竞技表演节目,长期流行到后世。《西京赋》说:“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李善注:“海鳞,大鱼也”;“含利,兽名”;“骊,犹罗列骈驾之也。以芝为盖,盖有九葩之采”;“作千岁蟾蜍及千岁龟,行舞于前也”。所谓“易貌分形”,即《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自支解、易牛马头”之类。以上是幻术表演节目。《西京赋》说:“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0357-01。”李善注:“仙倡,伪作假形,谓如神也。罴豹熊虎,皆为假头也。洪涯,三皇时伎人。”以上是化装戴兽头的音乐歌舞。《西京赋》说:“巨兽百寻,是为蔓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輑。”李善注:“作大兽,长八十丈,所谓蛇龙曼延也。”以上是驯兽表演。《汉书·西域传赞》谓汉武帝时“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

[52]《史记·大宛列传》载武帝时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眩人”上原衍“善”字,从王念孙校删),……于是大觳(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角)抵奇戏岁增变,其盛益兴自此始”。又见于《汉书·西域传》及《张骞传》等。黎轩或作犂靳,《史记索隐》:“韦昭云:(眩人)变化惑人也。按《魏略》云:犂靳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缚自解,小颜亦以为植瓜等也。”《史记正义》:“加其眩者之工,言汉人幻人工妙,更加于犂轩。”《汉书·张骞传》颜注:“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类皆是也。本从西域来。”《后汉书·西域传》亦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贡,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也,海西即大秦也。”

[53]例如于阗国从四月一日开始,用四轮像车“行像”,到十四日才完毕。“行像”时,国王要迎接,并散花烧香表示敬意。见《法显传》。

[54]《洛阳伽蓝记》卷一“景乐寺”条说:“后汝南王悦复修之,悦是文献(王)之弟,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太平御览》卷七三七引孔伟《七引》:“弄幻之时,因时而作,殖瓜种菜,立起寻尺,投芳送臭,卖黄售白。”所说的都是幻术表演。直到北魏时,这种“百戏”依然沿袭汉、晋之旧。《魏书·乐志》记天兴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蘦、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0359-01、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