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城制度：新街市的形成与旧市的淘汰

2023-10-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新的“街市”的形成和旧的封闭式“市”的淘汰，这里有个新陈代谢的转变过程。新兴行市是促成“街市”主要原因之一。一般“街坊桥市”的形成，更由于众多的街坊居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原有旧的封闭式的“市”的被淘汰，当在北宋中期。东京的里城原有东西两市，新建的外城未见有封闭式“市”的设置。南宋定都临安，人口急剧增长，新兴的沿河近桥和城门外的“行”“市”

新的“街市”的形成和旧的封闭式“市”的淘汰，这里有个新陈代谢的转变过程。

北宋中期正处于这个新陈代谢的转变过程中。随着上述许多新的行市的兴起和发展，以这些新行市为中心的街市逐渐形成。有的街市是在一个新行市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如牛行街就是这样。也有街市是连接几个重要的新行市而形成的，如马行街就是这样。最初马行只有酒楼庄楼作为“行头”驻在地以及交易之所，称为“马行市”，也或成为人们“邀饮”和约会之处（洪迈《夷坚志》甲集卷一八“李舒长仆”条）。后来和不少行市在一条街上连接起来，就发展成为“人烟浩闹”的马行街。上节已经谈到，马行街很长，往北穿过马行街有作为大小货行的东西两巷，为许多手工业作坊所在地；再往北又有小货行的时楼、药铺、香药铺，“两行金紫医官药铺”（《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当即药行、医行所在。整条马行街上酒楼、茶坊、饮食店很多，成为东京四条御街中最繁华的一条。据说整个东京城内，只有马行街上没有蚊子，因为这是“夜市酒楼极繁盛处”，“灯火照天”，“蚊蚋恶油”（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新兴行市是促成“街市”主要原因之一。

新的“街市”的形成和发展，有多种原因。除了由于新行市的兴起外，还由于新的酒楼和茶坊的纷纷兴建，以适应众多居民社会交际和娱乐的需要。唐代晚期长安城内，不论“市”和“坊”中，都已有酒楼、茶肆的设置。前面已经谈到马行有酒楼，同时来往人多的坊巷亦已设有会饮的酒楼。例如唐人小说《任氏传》（沈既济作）叙述韦崟与其堂房的妹婿郑六出游，“将会饮于新昌里”，郑六走到宣平坊南，请求暂时离开，等一会儿“继至饮所”。这个会饮的“饮所”当即酒楼。新昌里即新昌坊，是东市东南的第二个坊。晚唐的酒楼不仅是约会和会宴的地方，而且是“合乐”的娱乐场所。例如唐人小说《柳氏传》（许尧佐作）讲到“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即韩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酒楼亦称旗亭，当是因挂彩旗而得名。唐人小说《王之涣》（薛用弱作）讲到：“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俄而妙妓四辈寻续而出……旋出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同时茶肆的设置亦已推广。例如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甘露之变，宦官命令禁兵追捕大臣，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军（《旧唐书·王涯传》《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永昌里是宫城东边第二个坊，离开东市很远，这里已设有茶肆。到北宋东京，酒楼茶坊有大发展，都设置在街市上。大酒楼称为正店，“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有些大酒楼就成为重要街市的主要店铺，有些街就以酒楼作为街名，如潘楼街就是这样。所有这些大酒楼都是沿街开设的，有些街市上还有夹街相对的酒楼。“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见同上书）。最繁华的马行街北去，新封丘门大街，“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

一般“街坊桥市”的形成，更由于众多的街坊居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唐代晚期长安由于人口增长，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许多坊中已设有小规模的饼店、酒店和食店。如《任氏传》讲到将天晓时郑六走到升平坊（东市以南第三个坊）的里门，门尚未开，“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炭炽炉”，这是准备供应坊里居民的早点的。又如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王伾、王叔文等因皇帝宠幸而掌大权，“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顺宗永贞元年正月”条）。饼肆是卖饼的小店，酒垆是设有温酒的垆的卖酒小店。由此可见当时长安的许多坊里中，都已有小的饼肆、酒店的开设，以供居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当时皇家为了娱乐，设有五坊（即鵰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服役于五坊的人呼为“小儿”。“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值），多被殴詈”（见同上书）。这也可见当时闾里中已多酒食之肆。又如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因关中粮食缺乏，禁军很有怨言，“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二年三月”条）。这也说明当时长安的坊与市同样有酿酒和卖酒的店铺。到北宋东京，这种坊里居民需要的饼店、小酒店更到处开设，饼店“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以供应居民早点需要，同时“坊巷桥市，皆有肉案”（《东京梦华录》卷四《饼店》和《肉行》），供应生熟肉。此外也有因特殊需要而发展成街市的，例如沿着汴河的城内外交通要道上，设有许多处堆积米麦等货的仓库，“仓前成市”（同书卷一《外诸司》）。

原有旧的封闭式的“市”的被淘汰，当在北宋中期。东京的里城原有东西两市，新建的外城未见有封闭式“市”的设置。东京的东西两市，在太祖的建隆、开宝年间，真宗的景德年间，还见于记载，用作行刑的场所[47]。在古代偏重记载政治事件和政治历史的史书中，很少讲到“市”上交易情况；述及“市”的往往用作刑场。这不仅是宋代，宋以前讲政治历史的史书中已多如此，因此我们不能依据这些记载来判断封闭式“市”的消失时间。《东京梦华录》记载，出里城梁门，经梁门大街以西的西大街，“西去瓮市子，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不知何时把“刑人之所”迁到外城西大街的瓮市子的。东京里城东西两市的消失，当在北宋中期沿河近桥以及城门口的新“行市”兴起和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都城中众多居民日用商品的供应以后。这样原有旧的封闭式“市”中的“行市”就根本不起作用，因而不得不自然淘汰。这中间应该有一个逐渐新陈代谢的过程[48]。(www.chuimin.cn)

北宋东京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到南宋临安继续有进一步的发展。临安原是北宋的杭州，杭州在北宋时早已发生了变化，沙河塘一带已较繁华，但是人口密度还不高，“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西南多山的丘陵地带也是“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周煇《清波杂志》卷三）。南宋定都临安，人口急剧增长，新兴的沿河近桥和城门外的“行”“市”就有进一步扩展。临安许多新兴的“行”“市”，依然是在沿河近桥的空地上兴起的，如同东京从汴河堤岸空地上兴起一样。《都城纪胜》“市井”条，讲到“路歧人”（街头艺人）在街头“作场”的情况，最后说到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桥药市、橘园亭书房、城东菜市、城北米市。说明这些“市”的所在，正是街市的空隙地段，而且都在沿岸近桥、交通便利之处。肉市在大瓦子，靠近西河（清湖河）的三桥；药市在炭桥，就是小河（市河）的芳润桥；书房在橘园亭，靠近大河（盐桥运河）的油蜡桥；菜市在城东东青门外的菜市桥、坝子桥以及崇新门外南土门市；米市在西北余杭门外黑桥头以及市镇湖州市等。

南宋临安新兴的行市，运输量比较大的，大体上都设在城门外沿河近桥地段。除米市、菜市外，柴市设在东南候潮门外柴市桥，布市设在东南便门外横河头，鲜鱼行设在东南候潮门外和城东东青门外坝子桥，鱼行设在余杭门外水冰桥，鲞团设在便门外浑水闸头，蟹行设在崇新门外蔡湖桥。运输量比较小或需要加工的市，大体上都设在城内沿河近桥地段，除肉市、药市、书房外，花市及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在御街中段官巷，珠子行在御街中段融和坊到市西坊，生帛市在大河北段盐桥，柑子团在御街中段后市街，青果团在候潮门内大街。有些行市既有发售的许多商铺，又有加工制作的作坊。如肉市的两街都是“屠宰之家”，花市也有制作各色装饰用花朵的“花作”，药市也该有制作熟药丸散和生药饮片的作坊，书房更有雕版印刷的作坊。临安城中原有的封闭式市区早已消失，御街中段有市南坊和市西坊，市西坊“今为市曹”（《咸淳临安志》卷一九）。此地可能原为封闭式“市区”所在，虽已变成为“坊”，仍保留有“市曹”。

这一重大变化，就是以沿河近桥以及城门外的新行市、新街市，代替原有封闭式的“市”，不仅发生于都城中，而且发生于所有的较大的城市中，具有普遍性。我们再以平江府（即今苏州）为例，根据范成大《吴郡志》和《平江图碑》，位于子城西北、街市中心的乐桥，东南有绣锦坊（大市），东北有干将坊（东市门）、富仁坊（鱼行桥东），西北有西市坊（铁瓶巷）、谷市桥、丝行桥，西南有馆娃坊（果子行）、和丰坊（米行）。以上除谷市桥、丝行桥见于《吴郡志》卷一七“桥梁”条以外，其余都见于卷六“坊市”条。说明南宋时期的平江府城，原有封闭式的东西两市和大市早已改变为坊，沿河近桥的新“行”“市”早已兴起，因而有米行在和丰坊，果子行在馆娃坊，并有鱼行桥、谷市桥、丝行桥、果子行桥等名称，这就是以新兴的沿河近桥“行”“市”代替了原来封闭式“市”的结果。这个变化的遗迹，虽然保留在南宋的著作和图碑中，它的实际变化应该早在北宋已经完成。平江原有的东西两市及大市由于失去作用而改变为坊，这也是当时变化中的一般规律。北宋洛阳的情况基本相同，所有的坊几乎全部沿用唐代的坊名，只有南市改为乐成坊和通利坊，北市改为邻德坊和北市坊，西市改为通济坊（见《元河南志》）。北市的改称为北市坊，犹如平江的西市坊以及临安的市西坊、市南坊。南市的改为通利坊，西市的改为通济坊，依然保留有通商得利的意思在内。

中国都城制度：新街市的形成与旧市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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