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都城制度研究：商人组织与城市形成

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唐以前封闭式的市制和坊制的瓦解，另一方面是沿河近桥和城门口的新的“行”“市”的兴起与繁华街市的逐渐形成，以及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市的兴起与活跃的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都城人口的急速增长，众多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增加。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大发展，商人各种行业的联合组织“行”“市”得到成长，从而使得适应时代需要的沿河近桥及城门口的新的各种“行”“市”的勃兴，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成了繁华的街市。

商人各种行业的联合组织，在唐代长安东西两市中已经形成。两市共有一百二十行之多，已知东市有肉行、铁行；西市有麸行、绢行、大衣行、鞦辔行、秤行、药行等。这些“行”也可称为“市”，如“药行”或称“药市”（见柳宗元《宋清传》）。这些行市，不仅是同业商店街区的名称（按唐代规定各行的进口处要标明行名），也还是同行商人的联合组织的称谓。这时有些行已很具规模，还设有酒楼。例如唐人小说《李君》（《太平广记》卷一五七，采自《逸史》）讲到：“可西市鞦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说明西市的鞦辔行设有酒楼，是行头所在的地方，一到便可登楼饮酒。唐人小说《虬髯客传》（杜光庭作）又讲到：虬髯客约定李靖于京中马行东酒楼相会。李靖及期前往，揽衣登楼，果然见到虬髯客正与一道士对饮。看来鞦辔行的酒楼，不是别的，就是马行的酒楼。“鞦”是马的后部革带，“辔”是缰绳，“鞦辔”就是驾驭马的重要手段，当时不可能有专营鞦辔的行市而设有酒楼；鞦辔行当是马行的别名，犹如米麦行常称为斛行或斛斗行[37]，因为当时常以“斛”作为大量米麦的代称。马是当时北方主要的交通工具，谚语所谓“南船北马”，因而马的交易兴旺。东汉洛阳已设有马市，西晋在洛阳东郊的马市（或称牛马市）已成为三市之一（不专为马的市场）。到唐代，西市的马行很有发展。按唐代法律规定，奴婢、马牛、驼驴的卖买，成交后都要订立“市券”，三天内如果发现疾病，可以请求解约（《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马行所设酒楼，既为行头驻在地，又是为了方便看验牲畜质量、谈定价格和签订契约而设置的，当然也可以用于约会与宴会。这种设施曾为北宋东京的马行和牛行所沿袭。

唐代每一行市已设有头脑，称为“行头”或“行首”，官府或者称他们为“行人”，也或称为“肆长”[38]。行头作为同业商人组织的首脑而总管本行的事。唐代贾公彦所作《周礼注疏》在《地官·肆长》下解释说：“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者也。”具体说来，行头有统一本行商品价格和监督管理本行商人买卖的权力，又有对官府提供本行物资、代官府出卖有关物资以及代官府看验有关物资、估定价格的责任。唐代于东西两市设立市署，掌管市内交易，如管理各行商人使用的度量衡，要每十天制定各种商品的上、中、下三等价格[39]，统一市上物价；管理奴婢、牛马卖买公验以立券的事，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各行的行头来管理和制定。这种制度曾为北宋政府所沿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条例规定：“时估（即时价）于旬假日，集行人定夺”（《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杂买务”，“天禧二年十二月”条），就是每十天的物品价格，要在每十天的休假日召集行头作出决定。这种每十日召集各行行头决定时价的办法，当即沿用唐代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规定东西两市所设常平仓，如遇灾荒，应将官有米麦各十万石交两行“行人”（即米麦行行头），按低价出卖（《旧唐书·食货志下》）。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规定，“有因交关旧欠陌钱者”（即所交每一百文钱有缺额的），要命令本行行头及居停舍人（所住旅舍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旧唐书·食货志上》），说明唐代中期所有两市的各行行头，都已发挥管理本行的作用。这种商人联合组织“行”的产生，是由于城市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累积，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各行商人谋求共同利益的需要，也适应城市中人口增长、日用必需品以及奢侈品的消费市场扩大的需要。

唐以前都城中封闭式的集中的“市”，货源主要依靠同住在“市”中或住在“市”附近“里”中的“行商”。上一章已谈到，春秋时代齐国都城临淄的“市”中，既有开设商店的坐贾，又有“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行商。西汉长安，行商集中住在城内西北角靠近“九市”的雍门一带。《庙记》讲长安九市，讲到“九州之人在突门”（《三辅黄图》卷二引）。“九州之人”就是指奔走全国各地的行商，突门即是雍门（《水经注·渭水》）。北魏洛阳的行商，主要住在西面郭区“大市”以东的通商、达货二里，其中如“最为富室”的刘宝，“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处”（《洛阳伽蓝记》卷四）。这两个里所以名为通商、达货，就是因为多住行商的缘故。而洛阳东面郭区的“小市”，其东北也有相同性质的里叫殖货里。唐代长安的情况有了发展，除了本地的行商之外，每多外来的客商，大多住在东西两市以及附近的坊中，如西市东南兴化坊住有“以贩缯为业”的“客户”（《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西市西南怀德坊，又住有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广记》卷四九五引《西京记》）。“邸店”就是供客商堆货、寓居并进行交易的行栈[40]。唐代东西两市内，也在周围设有这种行栈性质的邸店。

唐以前都城中封闭式的“市”，各行商店的货源主要依靠住在“市”内和附近坊里中的行商和客商提供。但是到五代和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由于驻军众多，人口急剧增长，粮食及日常必需品的供应，除了靠漕运以外，还需要出产地的大商人经常地从水路运来。唐代后期和五代时，江淮一带以及江南地区的经济有重大发展，不但漕运依靠江淮地区供应，许多日常必需品也靠南方商人运来，因而客商所需要的邸店日益增多。

东京原称大梁，五代时，除后唐以外，四代在此建都，称为东京开封府。后周世宗（公元954—959年在位），是一个有为的君主，曾改革政治，奖励生产，建设国都，疏导河流，先后取得后蜀的阶、成、秦、凤四州与南唐的江淮地区十四州，又北攻契丹，收复莫、瀛、易三州，为北宋完成统一和建都东京奠定了基础。

东京有三重城圈，中心皇城原是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第二重是里城，亦称旧城，原为唐代汴州的州城，周围有二十里五十步。因为这是州城，规模远较都城为小，街道也很狭窄。再加上唐代后期和五代时，居民不断“侵街衢为舍”，街道更加狭小。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日用必需品的需要量日益扩大，这个州城的规模，远远不适应作为都城的需要。于是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下诏，在原有州城的外围，别筑外城，亦称新城或罗城，周围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比原有州城扩大了四倍。外城于次年正月开始兴筑，“逾年而成”（《宋东京考》卷一引宋敏求《东京记》）。北宋不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修建和扩展（参看图52）。

图52 北宋东京（开封）结构图

（采自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43页）

后周世宗这次扩建外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作出了新的改革措施。世宗在显德二年四月所下诏书中作了具体说明[41]：

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辐辏（“辐辏”，《册府元龟》作“湊”），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络绎”，《册府元龟》作“亿兆）；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乏”，《册府元龟》作“阙”），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识，候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或土功未毕，即次年修筑（《册府元龟》“次年”上有“迤逦”二字）。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册府元龟》在此句上有“所冀宽容办集”一句，并须去标识七里外。其标识内，候官中擘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册府元龟》“街巷”两字在“军营”两字之上，即任百姓营造（《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大体相同）。

这一诏书，非常重要，说明扩建外城的目的，不仅为了解决军营和官署的用地不足，还在于解决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外来工商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费增涨的问题；同时要解决屋宇交连、街道狭窄、夏天感到暑湿、居常多火灾的问题。具体的措施是，待官府按计划分划街巷、军营、仓场、官署所用的地段以后，“即任百姓营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在叙述这一诏书时，也说：“其标内，俟县官（指政府）分画（划）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这里并没有像隋唐长安那样先筑好了“坊”和“市”的围墙，规定住宅造于“坊”中和商店造于“市”中；只是分划好街巷范围而听任随便营造，使适应当时居民生活上新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后周世宗在扩建外城以后，立即疏通东京对外的水道交通。显德四年四月乙酉，“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次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卷二九四）。东京的粮食和日常必需品，主要靠汴水连通江淮而运来，这原是唐代漕运路线，五代时因江淮割据，漕运不通，水道淤塞。到这时才重新加以疏通，同时又使汴水和五丈河相通，使东方的运输也通畅了。这样疏通与东南和东方的水上交通，就是为了便于接待大量客商运输商品进入新扩建的外城，以适应京城众多居民的新需要。后周世宗扩建外城和疏通河道的新设施，便利了客商把大量日用商品运入以及接待客商的“邸店”的建设。

后周世宗还采取了奖励居民沿汴建造邸店的政策。文莹《玉壶清话》（或作《玉壶野史》）卷三载：(www.chuimin.cn)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

这所“踞汴流中要”的“巨楼十二间”，就是外城旧宋门以内临汴水的著名的十三间楼，直到北宋末年尚存（见《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这个主持浚汴口的周景，就是大将军周景威，当时是调用军队来疏导河流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也说：“周显德中，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周景威所建临汴的十三间楼，用来接待淮浙巨商运来万货，就是供客商堆货、寓居并进行交易的“邸店”，因而“岁入数万计”。他既先请求世宗准许京城居民临汴造屋，首先起建十三间楼作为榜样，当时临汴所建接待外来客商的“邸店”必然还有许多所。这正是世宗扩建外城的主要目的之一，用来解决“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所需“邸店”不足的困难。所以世宗会准许周景威的请求，并嘉奖他首先起造巨楼的行动，并不是世宗受了骗，“不悟其规利也”[42]。

北宋初期官府继续推行这种“规利”的政策，汴河堤岸司与修完京城所，在汴河一带以及城内建造“房廊”租借给流寓的人，包括客商在内。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九月废止征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钱”（即免除行役的税），并把汴河堤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及其“岁收课利”，拨给户部左曹掌管征收。中书省为此作出决定，这批岁收课利，“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年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九“元丰八年九月乙未”条）[43]。这年免除缴纳“免行钱”的各行商人多到六千四百多行，免除的总额多到四万三千三百多缗。这时上述两所的“房廊”的岁收课利，“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生计”，可知这批“房廊”的岁收课利十分巨大，房廊的数量是很多的。与此同时，还有官僚、商人为了“规利”而建造邸店和房廊，用来租给客商，像后周周景威所建的十三间楼那样。也还有本地商人沿着交通便利地点，建设买卖交易的楼店的。据说“世人语虚伪者为‘河楼’，似泛滥之名，其实不然。国初京师有何家楼，其下所卖物皆行滥者，故人以此目之。楼已废，语尚在也”（阮阅《诗话总龟》卷二九）。当时既有“所卖物皆行滥”的何家楼，必然同时还存在着不少所卖物不行滥的楼店。

后周世宗扩建东京外城的规划和奖励建设邸店的政策，适应了经济发展新形势和众多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而到北宋初期东京的建设进一步取得了成就，人口急剧地增长。与此相应的，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在沿汴河地带不仅邸店大量增设，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也纷纷兴起了。邸店的增设，是促成新行市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

宋太宗晚年曾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指汴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六月乙酉”条及《宋史·河渠志》）这样众多人口的日用必需品的“仰给”，必须依靠众多客商从汴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已不是原有交通不便的封闭式的“市”中“行市”所能调度。随着商人组织“行”的成长，汴河一带邸店的大量增设，沿汴河一带的空地上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也产生了。起初这种新“行市”带有临时的或定期的集市性质，上市时集合，市罢即散去，并不长期占用土地。有的甚至在桥上作临时交易，或成为定期的集市，称为“市桥”。由于这种新“行市”的逐渐形成和固定，到北宋中期，官府便从中抽地税，规定“须就官地为市交易”，并准许租借官地造屋而设立永久性新“行市”。例如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九月，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九月丙子”条）。这时沿汴河新设行市经官府抽税的，除面市外，还有斛行、菜行、果子行、牛行、马行、纸行等，都是主要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用来接待客商从汴河运来的大量日用商品，以供应日益增长的都城居民的需要。元丰八年七月殿中侍御史黄洚，见到官府对这许多新兴行市抽地税为害严重，上奏请求罢免。其中谈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可见这许多新行市原是从沿汴河堤岸空地上兴起的。奏文还指出：“沿汴官司，拘拦牛马、果子行，须就官地为市交易，并其余诸色行市不曾占地，亦纳课钱，以至市桥亦有地税，残民损国，无甚于此。”为此奏请朝廷，“诏沿汴官司，拘拦牛马、果子行，并磨团户、斛、菜、纸等诸色及市桥地课并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戌”条）。所谓“拘拦牛马、果子行”，该是牛行、马行、果子行原设在没有拘拦的空地上，官府强制他们加以拘拦，并按占地多少抽税。“磨团户”该是面市的别名，因为面市必须设有磨粉作坊，“团”当是“行”的别名。斛行又是米麦行的别名。从此可知许多日用品的新行市，都是为了便利客商运来而设在沿汴的空地上的，在没有被官府拘拦或强制“就官地为市交易”以前，应该已经营很长一段时间了。

与此同时，官府为了与商人争利，还曾一度在这些沿河近桥地段设置官营的果子行、面行、肉行。元丰八年五月乙未的诏中，讲到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俱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根据《东京梦华录》，商人的果子行设在州桥之西，而官营的果子行同样设在州桥，天汉桥就是州桥的正名。官营果市设有多处，官营面市又有东西两处，在设官营肉市的同时还设有官营的猪羊圈和牛圈，另有官营的西塌场具有仓库性质。北宋官府不仅一度办官营的日用品行市，而且严格地控制客商入京商品的运输和堆积场所。原来由汴河的纲船（赋税运输船）附带载着商货入京，从元丰二年起，规定入京商货先运到泗州，“官置场堆垛”，再由官船运到京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十月己亥”条）。运到京师以后，按规定也要用官船，私船不得入汴。看来官营的面市、肉市，在元丰八年罢废以后，到宋哲宗绍圣年间又曾一度恢复。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八月，大臣曾布曾与哲宗谈论到官营的肉市、面市：

布曰：“肉市、面市，皆与细民争利。……然商贾之物悉载以官舟，私船不得入汴，人实患之。”上曰：“内臣亦多云不便，云面市虽泥雨，亦须船载来官场中。”布曰：“一日有一日课利，不可不来，宜其不能避风雨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〇“绍圣四年八月庚子”条）

据此可知，面市、肉市都设在沿河地段，所有商品都必须用船载来。所谓肉市，即是设有许多屠宰作坊的猪羊肉市场。

从《东京梦华录》看来，北宋末年官营的行市已不存在，商人的行市还多设在沿河近桥地方。果子行设在朱雀门外以及州桥以西大街上。《东京梦华录》说：“如果子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卷三《天晓诸人入市》）又说：“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说明当时的“行”，不仅设有便于客商运集商品而发售的“市”，同时设有同行的商铺。果子行中，除花果铺席以外，夹杂有珠子铺和纸画铺等，当是街市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时牛行和马行都已发展成繁华街市，因而有马行街和牛行街之称。牛行与马行依然沿用唐代马行设有酒楼的风习。在旧曹门朱家桥以东的牛行街，设有看牛楼酒店，原是看验牛而谈论交易以及订约的场所。在土市子（潘楼以东的十字街）以北的马行街，“街东曰庄楼，今改作和乐楼，楼下乃卖马市也”（卷二《潘楼东街巷》）。庄楼之下就是卖马市，可知庄楼原是看验马而谈论交易以及订约之处。因为宋代仍沿用唐代买卖牛马要订立契约，如三天内发现疾病可解约的法律规定[44]。随着街市的发展，这种酒楼也主要用于招待宾客的宴会，因而有的名称也改了。和庄楼隔街相对的，还有杨楼，杨楼以北，有穿过南北向的马行街的东西两巷，叫做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卷二《酒楼》）。这是手工业作坊组成的大货行和小货行所在。“马行北去，及小货行时楼”（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时楼就是小货行所设酒楼。可知除牛马行以外，当时别的行也设酒楼以便谈论交易或签订契约。

《东京梦华录》卷四《肉行》所说“坊巷桥市皆有肉案”，仅是零售的肉铺，更有大规模作坊的肉市，在外城正门南薰门内，每天晚上所宰猪，“每群万数”，“须从此入京”，“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45]。所说“每群万数”，形容数量很多，并非确数，但可见南薰门内“肉市”的屠宰作坊，规模十分巨大。因为人民生活上的需要，特别准许每天到晚上，待进出城门的人稀少时，大群的所宰猪可以从南薰门驱赶进城。每日大量需要的所宰猪，当是从南面城外的水路（蔡河）运来，到晚上再驱赶从南薰门进城，送作坊屠宰分割。“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以百数”（同书卷三《天晓诸人入市》）。这就是所谓肉市。同时，“其卖麦面，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同书、同卷、同一节），可知城外还有面市。

同书卷四《鱼行》，谈到“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担入门；冬日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东京每日所需鲜鱼，当是从西面城外的水路（汴河）运来，因而鱼行设在外城西边三个城门口接待鱼贩，再分发给许多酒楼、食店以及零售商店和摊贩。同书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还说：“州桥曲转大街，面南曰左藏库（按即国库），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所说青鱼市内行，当是设在城中的青鱼行市所在。当时设在外城四周城门口内外的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除了肉市、面市、鱼行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种。杨侃《皇畿赋》说：“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吕祖谦《宋文鉴》卷二）环绕着外城四周共有十二个新“行市”，都是像肉市、鱼行那样赶早市或晚市，早晚忙碌的，其中应该有菜行。当时把鱼、肉、菜三种行市看作同样重要，因为都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同书卷三《都市钱陌》讲到：“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钱陌”是指使用的串起来的每一百文钱，当时官府只以七十七文为“陌”，街市上一般通用只七十五文，各种“行市”中使用的更加减少。据此可知当时重要的“行市”，除鱼、肉、菜行以外，还有金银行、珠珍行、雇婢妮行、买虫蚁行和文字行等。同书卷二《东角楼街巷》，讲到皇城东南角的东角楼附近“十字街以南有姜行，高头街以北有纱行；东角楼以东的潘楼街，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采帛交易之所”。这个界身巷，当即金银行之所在。文字行当即书籍行，宋代或称书籍铺为文字铺[46]。东京除国子监的官刻书以外，商人的雕版印刷业也很发达，书籍铺往往刊行书籍发售，因而特别有“文字行”这个行市。这也是东京新兴的行市之一。这种行市到南宋临安更为发展，称为“书房”或“文籍书房”（参看图53）。

图53 北宋末年东京（开封）主要行市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