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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洛阳的城郭布局及都城制度

【摘要】:唐代洛阳城,原来也是隋代创建的。图49 唐代洛阳城郭布局结构图依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载《东都外郭城图》与《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所载复原图,《考古》1978年第6期,并加以修正)《旧唐书·地理志》谓东都一百三坊。我们综合唐代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的市来看,当时各种行业的种类已十分繁多,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洛阳南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指仓库),货贿山积”。

唐代洛阳城,原来也是隋代创建的。隋统一以后,隋炀帝(公元604—616年)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便于向四方征收贡赋,徙居富商大贾及工艺户,于洛阳营建东都。选择地点在汉魏洛阳故城的西面,周代王城的东南,既横跨瀍水两岸,又直跨洛水两岸。面积约47平方公里,比长安要小得多。内城(包括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的西北角。原来隋代所筑的郭城是短垣(矮墙),到唐(武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才重建外郭城。(参看图49)

图49 唐代洛阳城郭布局结构图

依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载《东都外郭城图》与《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所载复原图,《考古》1978年第6期,并加以修正)

旧唐书·地理志》谓东都一百三坊。《唐两京城坊考》考定隋代一百三里,唐代一百十三坊,但是正文列举仅一百十二坊,其中时泰坊,据《元河南志》是元代新增,实有一百十一坊。《隋唐东都城址勘查和发掘续记》所作复原图,减去敦和坊西的北里、南里,定为一百零九坊。但洛阳出土唐代墓志所见坊里之名,有不少超出这一百零九坊的,尚待作进一步的考订和研究。《唐两京城坊考》附图所画徽安门及道术、惠训二坊位置有误,此后所作复原图沿用其误,今已改正。洛阳郭内分置洛阳、河南两县治理,东为洛阳县,西为河南县,洛河以北以瀍水为两县分界,洛河以南以长夏门东第三街为两县分界,参见赵超《唐代洛阳城坊补考》,《考古》1987年第9期。

洛阳宫城南面正门为应天门,正殿为乾元殿,武则天时改建为明堂,唐玄宗(公元712—756年)时拆改明堂为含元殿,这是举行朝会的地方。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处所,和大明宫一样称为宣政殿,偏处于含元殿之西,规模不及长安的太极宫和大明宫。皇城紧靠宫城之南,呈东西向长方形。另有东城紧附皇城之东,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皇城与东城分布有各种官署。在宫城之北有圆璧城。在东城之北有含嘉仓城,南北约长700多米,东西广600多米,仓城内发现粮窖200多座,排列整齐。隋炀帝建造东都的目的之一,就是用来征收和积储大量粟帛。除了在东都的内城中造含嘉仓城以外,还在洛阳以东、巩县(今河南巩义)境内建筑周围二十里的洛口仓,穿有三千窖。

在皇城西南的禁苑东部,唐高宗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又起建规模很大的上阳宫,南临洛水,西靠谷水,有观风(正殿)、甘露、麟趾等殿。这和长安在东北禁苑造大明宫的情况相似,高宗晚年常居此宫听政。

洛阳郭城由于洛水横贯城中,分为南北两半。北半的西部是内城(包括宫城、皇城、东城等);东部是北郭,分布有二十八个坊和一个“北市”。南半又可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与北郭相对的南郭,分布有三十九个坊和一个“南市”;西部是西郭,分布有四十二个坊和一个“西市”。总共郭区有一百零九个坊(一说一百零三个坊)。西郭的南墙有定鼎门,向北直通宫城的应天门,这条定鼎门大街是唐代洛阳的中轴线。所有坊的平面大都呈方形,长宽分别在460—580米之间,面积较长安的坊要小。各坊形制与长安相同,坊内外的街道也比长安狭窄。

洛阳的三个市,北市、南市分别在北郭、南郭的中心,北市占一坊之地,南市占两坊之地;西市在西郭的西南角,也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济渠,交通便利,商业比较发达。北市东南的时邕坊、东北的殖业坊、西面的清化坊,都有旅馆或客舍,殖业坊西门并有酒家[110]。这种在“市”周围的“里”分设店铺经商的设施,是沿袭北魏洛阳的体制。北魏“洛阳大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以屠贩为业,另有准财、金肆二里居住富人;北魏“洛阳小市”东北又有殖货里。里名的取义都与经商有关。看来唐代洛阳依然沿袭这种风俗,北市东北有殖业、丰财二坊,东南又有毓财坊,南市之北有通利坊,西市之北有广利坊。所有这些坊名都与商人谋利有关,不是偶然的。

我们综合唐代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的市来看,当时各种行业的种类已十分繁多,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长安志》卷八“东市”条),洛阳南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指仓库),货贿山积”(《元河南志》卷一《京城门坊街隅古迹》“唐南市”条)。或者说东都丰都市(即南市)“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西京记》)。所谓二百二十行、一百二十行或一百行,都是大概的数字,无非说明各种行业之多。说明这时都城的市上商品交易的种类确实极多,无疑对于全国经济上的交流会起很大的作用。

从来都城的市,不仅起经济上的交流作用,而且起着文化上的传播作用。书店不知起于何时,至少东汉洛阳已有不少书肆,已经起着文化传播作用。例如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说明东汉洛阳书肆里,已有“众流百家”的著作,供人翻阅选购。到唐代,洛阳的书店当然更有发展,南市就有卖书肆[111]。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到唐代后期,长安东市已有好几家做雕版印刷业,已知有大刁家和李家[112]。这对于文化的传播当然会起更大作用。(www.chuimin.cn)

[104]参看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105]《大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郎中员外郎”条:“宫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门,中曰承天,……若元正(元旦),冬至大陈设(大朝会),燕会(赐宴),赦过宥罪(大赦),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盖古之中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政而视事焉(盖古之内朝也)。”以上括号内字句,是原注。

[106]《玉海》卷一五九“唐两仪殿”条:“《旧纪》(《旧唐书·高祖纪》):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于两仪殿。……《两京记》:(韦述《两京新记》)贞观五年太宗破突厥,于两仪殿宴突利可汗。……《魏徵传》:高昌平,帝宴两仪殿。”

[107]《太平广记》卷四一七“宣平坊官人”条,引《酉阳杂俎》:“东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坊内小路),有卖油者。”《太平广记》卷四五二,引沈既醉《任氏传》云:“天宝九年……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晨兴将出,……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孙棨《北里志》“张住住”条:“张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门甚寂寞,为小铺席,货草剉姜果之类。”同上书“王团儿”条谈到“宣阳(坊)彩缬铺”。《太平广记》卷二七八“国子监明经”条,引《酉阳杂俎》谈到“长兴里毕罗店”。

[108]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条:“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小忽雷。郑尝弹小忽雷,偶以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南北二赵家最妙。”

[109]《太平广记》卷八四“王居士”条,引《阙史》谈到“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

[110]时邕坊有旅馆,见《文苑英华》卷九三〇张说《瀛州河间县丞崔君(崔漪)神道碑》。殖业坊有客舍,见《陈伯玉文集》卷六《率府录事孙君(孙虔)墓志铭》;殖业坊西门又有酒家,见张蠧《朝野佥载》卷五。清化坊有旅店,见《太平广记》卷一七九“阎济美”条引《乾蠨子》。

[111]洛阳南市有卖书肆,见《文苑英华》卷三四三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

[112]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印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的约属九世纪的印本历日残片,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藏经洞又发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的《新集备急灸经》的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传抄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2675。《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所收《伯希和劫经录》卷下,书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京市印”一行,“东市”误作“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