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汉魏洛阳城外的东南郭区

汉魏洛阳城外的东面“郭”区也很重要，因为它是水路交通枢纽所在。汉光武帝时，河南尹王梁设计开凿渠水，引谷水注入洛阳城下，“及渠成而水不流”（《后汉书·王梁传》）。后来大司空张纯设计开凿阳渠，引洛水到洛阳城下，以通漕运，取得成功。《后汉书·张纯传》载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上（指光武帝）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水经注·谷水》也说：“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这条阳渠的开凿，不但开通了漕运，而且便利了洛阳对外的水上交通。这条阳渠，从洛阳城外的东南角，引洛水北上，到距离上东门（东城墙北门）以东七里地方，折而向西，直到上东门（东墙北门）外，和环城的河流接通。这样，阳渠就成为上东门外的水上交通要道，并在这一带形成繁华的市区和居住区，成为洛阳东“郭”的一个主要地区。

上东门（北魏称建春门）外，东汉建有跨过城河的石桥，桥头建有两石柱，右石柱铭云：“阳嘉四年（公元135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指诸国贡品）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水经注·谷水》）说明当时漕渠确实成为四方运输贡赋到京师的交通要道。在石桥东南就有积谷的仓，称为“常满仓”。《洛阳伽蓝记》卷二说：建春门外石桥南有明悬寺，“寺东有中朝（指西晋）时常满仓，高祖（北魏孝文帝）令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再向东，阳渠以北有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指西晋）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二“龙华寺”条）。旗亭是市区长官的官舍，用于管理市区商业。说明这一带原是繁华的市区。据说建阳里“即中朝时白社地，董威辈所居处”，“里内士庶二千余户”。董威辈即是董京，“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碎残缯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晋书·隐逸列传》）。说明这“里”居住的人，有贫穷而在市上行乞的。与“城”区“里”中所住大多是官吏的情况大不相同。

《洛阳伽蓝记》卷二“崇真寺”条说：“出建春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南，北而行，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造。桥南有魏朝时马市（一本作中朝时牛马市），刑嵇康之所也。”同卷“魏昌尼寺”条又说：“在里东南角，即中朝牛马市处也，刑嵇康之所，东临石桥，此桥南北行，晋太康元年中朝时市南桥。澄之等（指刘澄之、戴延之等）盖见此桥铭，因而以桥为太康初造（实际上是先前东汉阳嘉四年所造）也。”这东石桥直跨明渠，桥南有马市，《水经注·谷水》称为马市石桥。《水经注》说：“（阳渠）水南有马市，旧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这个马市，东汉已经存在。顺帝永建年间定远侯班始（班固弟班超之孙）因杀死阴城公主（章帝之孙女），被腰斩马市（《续汉书·天文志中》“永建二年”条及刘昭注引《古今注》）。《洛阳记》（《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解释“三市”说：“马市在大城东”，又说：“马市在东，旧置丞焉”。马市只是市的名称，并不全是做马的交易的，原来一定很有规模，所以设有丞管理。这个马市，东汉也早已存在，《元河南志》的《东汉京城图》就画在上东门东南（参看图37）。

《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兴尼寺”条说：“建阳里东有绥民里……绥民里东有崇义里……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以石为之，中朝杜预之荆州出顿之所也。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这里明确指出七里桥东一里有郭门，而且郭门很有规模，门开三道，这是西汉以来京都城门的统一规格，说明这是洛阳城正规的东郭门。七里桥当因离城七里而得名，那么，这座东郭门就在建春门外八里地方。这和相当于西郭门的长分桥在阊阖门外七里地方，位置也差不多。我们所作的北魏洛阳城郭区复原图，东西划分为20个“里”，南北划分为15个“里”。其中“城”区东西有6个“里”，东面和西面“郭”区都各有东西7个“里”，这样，东郭门和长分桥的位置也基本上相合。也就是说，洛阳“城”区东西宽6里，东西两面的“郭”区都是东西宽7里，整个洛阳，包括“城”区和“郭”区在内，总共东西宽20里，南北长15里。“门开三道”的东郭门不知造于何时，但是阳渠是东汉初年开凿的，阳渠从城外东南角引洛水北上，成为南北向的一条大沟，到距离上东门以东七里地方折而向西，这样就把东西面“郭区”南部三分之二地方用大沟围了起来，成为东“郭”的防御设施，如同西“郭”的张方沟差不多，七里桥也就和西“郭”的张方桥差不多，成为进出东“郭”的重要关口，在七里桥东一里加造一座东郭门，只是因为北部三分之一地方没有沟渠作屏障，需要修建一部分郭城来作防御之用，于是开设郭门。

汉顺帝（公元125—144年）时，洛阳人种暠“为县门下史”。当时做河南尹的田歆，要外甥王谌帮他找一个“名士”。一天王谌送客到大阳郭，远远见到种暠，就以为是人才，回来对田歆说：“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后汉书·种暠传》）所谓“近洛阳门下史”，只是居于洛阳县令门下的小吏[100]。当时洛阳县令的官署设在近郊，掌管部分“郭”区，如同北魏的洛阳县设在东“郭”的绥民里（《洛阳伽蓝记》卷二），掌管东“郭”一样。绥民里这个名称，该是因为设有“绥民”的洛阳县署而来。北魏的许多里名，都是有它的意义的。这个东“郭”该即由洛阳县管辖，如同隋唐长安的郭城内，东西两面分设有大兴县（唐万年县）廨和长安县廨，分属两县管辖。这时王谌送客到大阳郭而见到种暠，说是“近洛阳门下史”，特别指明“近洛阳”，说明在洛阳近郊，所谓“大阳郭”当是东汉对东郭的称呼。

洛阳东郭，建春门外，沿阳渠两岸是重要的市区、寺院区和居住区。此外在南部的阳渠包围圈内，靠近城区的一些地方，也有居住区、寺院以及市区，只是市区较小，称为“小市”。《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说：青阳门（东城墙南门）外三里，大街以南有景宁里，大街以北有孝义里，孝义里东有“洛阳小市”，东北有殖货里。这个小市以北的殖货里，如同西郭洛阳大市以东通商里、达货里一样，以屠贩为业。这该是北魏的设施。

洛阳的南郭比较狭窄，因为从洛阳南城墙向南到洛水只有四里地。东汉时代在开阳门外，南郭的东南角，设有太学和辟雍，在平城门（即北魏平昌门）外设有灵台和明堂。东汉魏晋时代南郭有南市。《元河南志》的《东汉京城图》，南市画在明堂以南（参看图37）。《洛阳记》（《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所说洛阳三市，“南市在大城南”[101]。北魏时，宣阳门外洛水上有浮桥，洛水南有市，叫四通市。《洛阳伽蓝记》卷三说：“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永桥以南，大道两旁还设有四夷馆和四夷里，为接待四方少数民族的地方。从四夷馆和四夷里有南北向的大道，越过浮桥，直通宣阳门，和城内南北向的铜驼街连接，成为城和郭的南北向中轴线。

这里洛水上的浮桥，以及越过浮桥直通城内的南北向大道，东汉早就存在，只是位置略为偏东，在平城门外。根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灵帝时，曾使掖庭令毕岚“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平门即是平城门，“平门外桥”即指平城门外洛水上的浮桥。所铸天禄、虾蟆，是两具有动物装饰的铜铸水道口；翻车是用机械转动的引水器；渴乌是从下而上的吸水器。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这时毕岚利用引水和吸水器械，一方面在洛水上浮桥以西，用来洒“南北郊路”，“南北郊路”当即越过浮桥直通城内的南北向大道；另一方面在浮桥以东，引水向北流通，转入南宫。既然这样利用引水和吸水器械用来洒南北郊路，可以省去百姓洒道之费，说明这条“南北郊路”两旁所居住的百姓是众多的。东汉洛阳的南郭，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比较繁华的郭区。

还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洛阳南郭洛水上的浮桥，不止一座，南面两头的津门（即津城门）外，也有一座洛水浮桥。《后汉书·张奋传》说：“子甫嗣，官至津城门候。”李贤注：“津城门，洛阳南面西门也，当洛水浮桥。”《元河南志》卷二也说：“津城门，洛阳南面西门，当洛水浮桥，又作津阳门。”津门当即因此处架有浮桥，成为水上交通要道而得名。这时洛水浮桥的建设已很有规模，皇帝的车驾可以在浮桥上平安通过。班固《马仲都哀辞》（《太平御览》卷五九六引）说：“车骑将军顺文侯马仲都，明帝舅也，从车驾于洛水浮桥，马惊入水溺死。帝谓侍御史班固为马上三十步哀辞。”说明当时皇帝车驾和随从人员都是从洛水浮桥上通过的，只因马仲都的“马惊”，才发生“入水溺死”的事故。

[83]《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城东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元河南志》卷二“俗传东西六里，南北九里，亦曰九六城”，与《帝王世纪》《元康地道记》不异。

[84]王应麟《玉海》卷一五五“宫一”说：“盖秦虽都关中，犹放周东都之制，建宫阙于洛阳。”《后汉书·刘玄传》：“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李松奉引人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续汉书·五行志五》“马祸”有相同的记载。足以说明西汉时洛阳早有北宫存在。

[85]《水经注·谷水》：“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

[86]《洛阳宫阁簿》（《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德阳殿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面积不及秦阿房宫和西汉未央宫前殿。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即三十丈），南北五十丈，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未央宫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见《三辅黄图》卷二。

[87]蔡质《汉仪》（《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说：“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

[88]《续汉书·百官志二》卫尉下：“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续汉书·百官志四》城门校尉下：“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洛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北宫当为南宫之误），属卫尉。”除平城门外，其余十一门属城门校尉管辖，每门设候一人，秩六百石。刘昭注引《汉官秩》曰：“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南〕司马，秩千石。”(www.chuimin.cn)

[89]《续汉书·百官志二》宫掖门下：本注“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开此门”，“十三年”当为“十四年”之误。

[90]《后汉书·李固传》：“固弟子汝南郭亮，……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送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后汉书·杜乔传》：“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号泣星行到洛阳，乃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可知夏门为送丧之处。《东观汉记》（《后汉书·鲍永传》李贤注引）：“时良（赵王良）从送中郎将来歙丧还，入夏城门中，与五官将车相逢。”

[91]《后汉书·张俊传》：“廷尉将出谷门，临行刑，邓太后诏驰骑以减死论（减轻死罪的判决）。”

[92]《帝王世纪》（《太平寰宇记》卷三“洛阳县”条引）：“景王葬翟泉。今东阳门内有大街，北有太仓，中有景王陵，西南望步广里，北眺翟泉，二处相距远近，约略相同也。”《水经注·谷水》：“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翟泉在两冢之间侧；广莫门道东，建春门路北，路即东宫街也。于洛阳为东北”。“渠水历司空府前，径太仓南，出东阳门石桥下，注阳渠”。

[93]《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建春门内御道南，有勾盾、典农、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农寺。”勾盾令掌附近围苑，典农中郎将掌屯田，籍田令掌籍田。三国时魏典农治设在城外。《魏略·桓范传》（《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松之注引）：“范又谓曹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招呼如意。”

[94]《洛阳伽蓝记》卷一“昭仪尼寺”条：“东阳门内道北太仓、导官二署，东南治粟里，仓司官属住其内。”太仓令主管太仓，导官令掌择米麦以供御食，“导”当作“”。当时城东靠建春门、东阳门的官署，都是主管农业和粮食的，靠近太仓和漕渠，归大司农管辖。

[95]《洛阳伽蓝记》卷一“建中寺”条：“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谓延年里刘腾宅，东有太仆寺，寺东有乘黄署，署东有武库署。”太仆掌车马，乘黄署掌养马（乘黄是神马之名），武库掌兵器。

[96]《洛阳伽蓝记》卷一“长秋寺”条：“在西阳门内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晋中朝时金市焉。”北魏时，金市迁移到靠近宫墙西门千秋门。《水经注·谷水》：“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右，宫门也”；“凌云台西有金市，金市北对洛阳垒”。按千秋门是宫墙西门，《元河南志》云：“千秋门，宫西门，西对阊阖门。”凌云台是宫内西游园中的台，《洛阳伽蓝记》说：“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中有凌云台，即魏文帝所筑者。”据此可见金市在宫墙西门以外的大道北侧。《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洛阳记》说：“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又说：“按金市在临商观西，兑为金，故曰金市。”据此可知，因市在西方，于五行属金，称为金市。“兑”是指西方，见《礼记·礼运》疏和《左传·哀公十四年》疏引许慎《五经异义》。临商观是洛阳宫中西边的观。《太平御览》卷一七九引《舆地志》说：“洛阳有广望观、阆风观、万世观、修灵观、临商观。”所说金市在临商观西，也是说在宫的西边。

[97]夕阳亭，宋绍兴本误作“几阳亭”，此从汲古阁本和殿本。《资治通鉴》胡克家翻刻元刊本（卷五〇《汉纪》四二“安帝延光三年”条）作“夕阳亭”，章钰校宋本又误作“几阳亭”。据《元河南志》的《东汉京城图》，几阳亭在广阳门外。

[98]《史记·司马相如传》：“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于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隐》：“案都亭，临邛郭下之亭也。”

[99]《元河南志》卷二“后汉城阙宫殿古迹”条引华延隽《洛阳记》曰：“城内都亭二十四：芳林亭、广世亭、昌益亭、广莫亭、定阳亭，遮要亭、暴室亭、广阳亭、西明亭、万岁亭、夕阳亭、东明亭、视中亭、东因亭、建春亭、止奸亭、德宫亭、东阳亭、千秋亭、安众亭、孝敬亭、清明亭。”列举共二十三亭。这二十三亭，并非都是城内的，其中有不少显然是城外的，属于城门外的亭。万岁亭可能是万寿亭之误，在夏门（北墙西门）外。《后汉书·灵帝纪》：“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己亥，帝到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夏门亭即是夏门外万寿亭。《东观汉记》：“建宁元年帝到夏门外万寿亭。群臣谒见。”夕阳亭是上西门外的亭。其余如广莫、西明、建春、东阳是北魏的城门名，广阳是东汉城门名，都该是城门外的亭名。华氏误以为城内亭名。

[100]瞿兑之、苏晋仁说：“曹掾之属常居门下，故诸掾常以门下为号，金石中时见门下功曹、门下贼曹之名。其门下掾（《后汉书》卷四三《公孙述传》注、卷五九《郅郓传》）、门下史（《后汉书》卷八六《种詗传》）即各曹掾史，非另有一职也。”见所著《两汉县政考》第77页，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版。

[101]《太平寰宇记》卷三“洛阳县”条引《洛阳记》又作“羊市在大城南”，《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洛阳记》又作“阳市在城南”。“羊”字与“南”字形近，“阳”字又与“羊”字音近，当以“南”字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