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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与传统艺术融合研究:图像时代下的绘画转型趋势

【摘要】:架上绘画的模式转变导致了“图像时代”架上绘画的转型和改变。当然,由于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以本书只能尝试梳理在“图像时代”存在的主要的架上绘画的转型趋势。有这样一种观点:前“图像时代”架上绘画语言主要针对艺术语言而言,而“图像时代”的架上绘画语言已悄然扩展到视觉研究领域。在“图像时代”,架上绘画艺术家承担起原来图像处理工作人员的责任,在获取第一手材料后进行后期工作。

架上绘画的模式转变导致了“图像时代”架上绘画的转型和改变。当然,由于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以本书只能尝试梳理在“图像时代”存在的主要的架上绘画的转型趋势。

(一)绘画对经典的任意诠释

图像制造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快速消费的图像充斥在架上绘画艺术家的生活和艺术实践活动中。他们对图像的获得无须像过去一样,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在,他们只需买一份时尚杂志或者用鼠标轻轻地一点,精美的图片即可唾手可得。同时,图像制造下繁荣的文化产业成果比比皆是,漫画影视和多媒体产品也给架上绘画艺术家带来新的创作灵感。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图像艺术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遍及中国,快速消费的宗旨使其文化特征越来越肤浅,架上绘画艺术家对经典的任意诠释也成为一种趋势。

而图像制造下的架上绘画对经典的任意诠释背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图像制造实际上只不过是大众文化普及的一个表现方面。因此,要讨论这一问题,就要刨根问底。大众文化在当代的兴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它对当代中国文化正在形成一种日益浅读的局面。继而所带来的影响已使人们无暇顾及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基本索求,并形成了一些新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二)绘画语言向新型图像文化形式的转变

架上绘画语言正在向新型图像文化形式转变。无论是前“图像时代”的西方油性语言还是东方水性语言,这一对基本的形式语言,在今天看来,早已不是架上绘画语言的全部要素。有这样一种观点:前“图像时代”架上绘画语言主要针对艺术语言而言,而“图像时代”的架上绘画语言已悄然扩展到视觉研究领域。其主要体现为“图像转向”。该观点多少来自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换句话理解就是“图像转向”的哲学阐述置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当然我们要从两个层面去谈“图像转向”的问题:一是视觉文化中的理论、批评和历史研究;二是艺术创作中的图像问题。本书主要关心的是第一个层面。这个“转”具体指在前“图像时代”,图像问题集中探讨艺术的形式、风格和语言,并且以精英主义的立场自居,导致只关注伟大且纯粹的艺术,相对忽视图像主题、内容、题材和意义,而大众文化兴起以后,针对当下社会文化问题的直接性和鲜活性,架上绘画的风格、图式和技巧等形式语言已经无法达到要求,因此需要转变。此时,架上绘画的语言转向了新型图像文化形式,它或许是视觉、机器、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

另外一个现象也需要关注,随着数码相机电脑的普及,社会大众都成了潜在的图像制作者。大众的审美习惯也因此发生改变。大众的审美体验是多元化的。因此,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大众审美习惯的改变问题。大众审美习惯的改变会不会影响架上绘画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活动呢?答案是肯定的。从现实来看,架上绘画艺术家正在使绘画的主题和形态随着大众审美的改变而改变。时下,戏说经典、解构英雄、解读崇高的架上绘画作品越来越多。架上绘画艺术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作品该如何去支撑和塑造精神高地的坐标。(www.chuimin.cn)

(三)公共图像被架上绘画转化为新文化意象

前“图像时代”的公共图像在生产和传播方面都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之后的机器图像时代,公共图像真正开始干预人的生活。格林伯格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导致城市的急剧扩张,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以膨胀的速度进入城市里的人们在文化上有需求,在西方社会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被格林伯格称为后卫文化的概念。他所说的后卫文化即大众文化。公众接受的主要是通俗艺术。他还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文化现象:通俗画、商业化的艺术、杂志封面、广告、卡通画、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构成了当时的大众文化景观。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与视觉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文化特征早已不像19世纪末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娱乐方式,而是逐步向上层文化渗透。

形形色色的公共图像在进入今天中国社会的时候,在交流的过程中会逐渐超越图像本来的含义和功能,并形成有影响的文化意象。公共图像有了自己的文化意象——极快的节奏、鲜艳的颜色、单纯的形象、明确的符号。它并不要求大众理解它的含义,也不包含多深的意思,却给大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在单一的图像重复下。在社会上流行的公共图像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纯粹的消费性对象,是架上绘画艺术家可利用的资源与材料。如果绘画艺术家运用得当,它会直接唤起大众的生活经验。这就像在生活中受到广告支配和诱惑的大众在不经意间受到了情绪感染。比如,有些架上绘画艺术家大量搬用公共图像,采用公众熟悉的公共形象和符号创作出许多政治波普作品。

(四)高科技媒介的影响

这里的高科技媒介主要指电脑、扫描仪摄像机和网络等。在“图像时代”,架上绘画艺术家承担起原来图像处理工作人员的责任,在获取第一手材料后进行后期工作。架上绘画艺术家的具体做法是虚拟一些超现实的场景加以拍摄。比如,湖北油画家石冲作画的过程之复杂和漫长匪夷所思。学院派折服他写实的深厚功底,文化阶层对其作品所透露的精神虐杀深有同感,学术界对其作画过程里体现出技术“残酷性”的揭示击掌祝贺。他的《舞台》附图先聘用模特,然后让其进行化妆并摆造型,让助手拍摄制成最后的图像。他说:“我试图在不丢开架上绘画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输入装置、行为艺术的创作过程和观念形态,从而创造出非自然的摹本。”虽然画家没有提到他运用高科技技术,但是他对组合了装置和行为艺术的照片进行最后的架上实践活动。还有些架上绘画艺术家把图像输入电脑加以技术化处理,他们的作品正是对电脑“产品”的再制作。架上绘画艺术家基本不对生活中的摹本进行直接写生,而是接受新媒体艺术的影响。因此,他们作品中的造型语言、表现手法和组织方式也呈现出新的趋势。就画面语言而言,架上绘画艺术家更喜欢用自由联想的游戏方式创造出带有流行效果、喜剧性、荒诞、半梦半醒的作品。比如,周春芽的《月下情人》附图和郭晋的《伙伴系列》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