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配售的办法是按口计量,凭证购买。三月底前配购证准备完毕,全市同时发放。在发放配购证的同时,进行选择配售店的工作。由于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杜绝漏洞,所以在配售期间未发生任何性质严重的舞弊事件。我负责配售业务,同时仍兼任市府第三科科长,工作繁忙,难于应付。......
2023-10-14
要发挥工商界妇女及家属的作用,要先将她们请出来,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干好工作。于是我们开始入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姐们走出家门。但新华区情况特殊,尤其是小白楼、民园、体育馆3个街,居住着许多达官贵人、巨商富贾、清末的遗老遗少,做他们的家属工作比较困难,他们根本不同意妻子步入社会。我接这项任务时很发怵,但是想想邓大姐的嘱托再难也得接,要有勇气经受考验。
我们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去动员,被动员出来的人几乎一个人一个故事,绝不雷同。举个典型事例来说,清末太监张德海,人称小德张,辛亥革命后宠信他的隆裕皇后病死,他来到天津旧英租界,购置巨宅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很少出门。他掌握门户钥匙亲自启闭,仍如宫禁,他死后妻子仍然自我封闭不出门槛。解放几年来从未见过他家主人,街道每次查卫生也没进过那个大铁门。我们要动员小德张遗孀志筠大姐出来,那难度不亚于攻破一座坚固的堡垒,所以必须认真研究“战略战术”。首先由我去打头炮,真诚和蔼向她问候、聊天,劝她别一人在家发闷,出来到姐妹中间说说笑笑。后来让已走出家门的大姐——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的后代去现身说法,讲他们自己走出来的经过及思想变化。经过我和大姐们的多次上门动员,接触多了,她对我们产生了好感,在我们的循循善诱下,冰冻的思想开始融化,堡垒逐渐垮台。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志筠大姐终于冲出闺阃之门,来到了姐妹中间,进而参加学习和劳动。当时的劳动是接毛线头,每周只两小时,她对这些很感兴趣,积极性很高,偶尔因故不能出席必令佣人来请假。她竟然从心底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一辈子没干过这种活,也没这样笑过”。这是一句内涵多深的话呀。随之,她自愿地将楼下两大间客厅借给包药组使用,看见原来的大吊灯光线暗淡,就全部给换成管灯。有时她也下楼帮助包药,和大家谈笑自如,前后判若两人。
动员她认购公债时,是我和雍鼎臣同去的。我们的茶没喝完,佣人就来换了,我们明白这是端茶送客之意,说白了就是下逐客令了。可是,我们相互看看谁也没站起来,装作不懂这一套,仍旧心平气和地讲道理,直到谈完才出来。晚上佣人将钱送到我家,认购了公债。从志筠大姐身上看出,她思想和行动都是个180度的大转弯,是街道妇女工作挽救了她,改造了她。从我们角度说,将小德张遗孀请出“皇宫内院”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是个极大的成功。
姐妹们纷纷走入社会,大家主动地学习时事、学习政治,向劳动人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自觉改造思想,达到脱胎换骨的目的。不少委员响应政府“大办福利事业”的号召,自己出钱出房子搞起托幼事业,还有的几个人合办街道幼儿园。
1957年我想由工商界人士凑钱办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觉得工商界有识之士是大有人在的,如果哪位站出来带头,必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可是,谁愿做发起人呢?我经过一番思考,决定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待我和李慎之大姐一谈,她也颇有此意。当我们设想的是少花钱办个业余性质的技校,借日校教室,在工商界请几位工程技术人员讲课,然后去工厂实习,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我便向机械工业局左振华局长汇报此想法,并问局里能否给安排实习工厂,左局长听后非常赞同,马上答复:“咱们有足够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负责讲课,实习嘛,你们需要到哪个厂去就提出来,我大力支持。”新华区政协的孟宪崇秘书长也极力支持我们的想法。不久在一次会议上,区委管文教的李玉田书记在场,孟借机谈了我们的打算。李书记很赞成,立即提出让我们成立个“团体办校委员会”,并派一位教师帮助我们做些筹办的具体工作。我拿出500元做办公费用,很快成立了委员会。有李书记和孟秘书长作后盾,有委员们的齐心协力,筹款和寻找校舍工作十分顺利。李慎之大姐捐钱最多,我将自己的两年定息2000元全部捐出,就这样,“新华业余大学”诞生了(李慎之以自己名义在河北路买的校舍,现迁至南京路改名新华职业大学。此后我们又继续募捐并在常德道购置两栋楼房,又开办了一所新华中学。
1958年大姐们出钱出力,为社会拾遗补缺,先后办起多个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淋浴站、拆洗缝纫组等人民生活急需的福利事业。她们亲自参加劳动,景敏士(启新水泥厂董事姒南笙夫人)捐了大量资金,个人筹办了一个食堂,而且坚持到食堂操作;王贻芳大姐(区政协二届副主席孙敬之夫人)腾出自家两间房子办起了托幼所;陈映薇大姐以前出入坐小汽车,后来也参加街办厂的绕线圈劳动;陈簃莲、袁曼英2位大姐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风吹日晒,在马路上参加焊洋铁壶的工作,更为不易的是到天津医学院解剖室去焊停尸盘。她们对党的号召积极响应从来没有二话。例如认购公债时,在她们自己认购的同时还担负起推销的任务。推销任务完不成时就自己多认购,体育馆街的景敏士大姐就将推销不出去的公债自己全包了。
1959年冬—1960年春,中央在京召开“神仙会”(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畅所欲言地向党组织说心里话)。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通过会议使我更认识到家属工作的重要性。回来后,区委统战部赵部长找我谈话,任命我为区工商联副主委,担任妇女工作。我自知和平区的家属工作任务艰巨,但是党如此信任我,还有统战部和妇联的领导和帮助,这也是我学着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机会,于是就愉快地接受了。
在北京“开神仙”会期间,我和应伊利大姐(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夫人)现编现排表演了双簧,获得轰动效果。其实我们这些女工商业者及家属也人才济济各有所长,尤其是爱好文艺的人,遇到机会就技痒要露一手,经常在国家喜庆的日子里参加演出戏曲、歌曲、快板、双簧、相声、舞蹈等。记得我们在专业人员的指点下,自编了花篮舞。李慎之大姐出钱置办服装,大家自制花篮。这个集体舞我也参加了,演出获得好评。(www.chuimin.cn)
1960年5月我们在区里召开近千人大会,宣布“工商界家属委员会”改名为“工商界妇女工作委员会”,从而将家属工作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我遵照中央轻工业部长罗叔章大姐在“大会喊小会喊”的嘱咐,不失时机地动员家属参与推动工作。接着在全区12个街也成立了家属工作推动组,并按片动员家属走出家门。小白楼和体育馆两街搞得好,针对家属的情况首先成立了若干学习小组,通过学习大家提高了认识,调动了积极性,发挥了家属应有的作用。在大办好事的号召下,许多姐妹担负起了照顾邻里双职工的任务,如买菜、照看炉火、给儿童蒸饭帮助温习功课、照顾生活有困难的老人等。我们还组织大家去幼儿园为孩子们拆洗被褥,帮助食堂给孩子们改善伙食。李善人的后代卞文云大姐家有厨师做饭,自己从未下过厨房,到了幼儿园连切大白菜都不会,很自愧。打那时起每天下厨房练习切菜切肉的基本功。心灵手巧的姐妹们见到幼儿园玩具少,便自己设计自筹原料,大家聚在一起缝制了大批内充锯末栩栩如生的动物玩具,分别赠送给街道幼儿园,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机电工业局组织所属各厂部分干部参加局办政校学习,我有幸能够参加。在开学典礼上据左振华局长讲,这是我们第一次办政校,学员共301人,只有我一位女同志。男的都住集体宿舍,唯我一人不好安排,只好走读。尚未结业时,两会”中央在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代表赴京开会。返津后即脱产在区工商联参加工作。
为了更好的向劳动人民学习,1958年组织了部分姐妹参加修海河的劳动。大家露天砸砖头,经受住了风吹日晒的考验。1963年闹水灾,为了保卫天津市,抗洪战士们夜以继日地坚持奋战在大堤上,大姐们主动提出要上堤去慰问,为他们拆洗被子和缝补衣服。我们借了两辆大卡车,装着缝纫机、洗衣盆、针线布料等直奔大堤。在烈日下每人都精神抖擞,热情地为战士服务,为抗洪保卫天津市出了力。
1959年我们区妇联为了响应市政府“工业抗旱将死物变活物”的号召,我不顾工作一天的疲劳,晚上10点多了,我亲自去车站接赴京参观“十大建筑”的家属委员,回到区妇联后立即传达上级精神,翌日委员们就行动起来,我不仅自己带头,还发动大家拿出珠宝、玉器、翡翠、钻石、古玩等交给银行作价,而且还入户做宣传动员工作。大家积极响应,将一批数量可观的死物变成活物,支援国家建设。
1960年“两会”在北郊区东堤头成立了和平区工商联政治学校,分期分批地组织工商界人士到那边学习参加农业劳动。我们也组织家属骨干40多人分3批去锻炼,每批12天。当时,睡的是通铺,吃的是大锅饭。许多大姐在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如陈映薇大姐在家出入坐小汽车脚不沾地,连开车门都怕脏了手,可是现在要给地施肥,上粪时因使用工具不熟练,干脆用手捧着粪往地里撒。劳动一天下来已是精疲力尽,但大家不喊苦叫累,为自己能下地劳动而骄傲。通过劳动大家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来之不易,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生活是可耻的,的确需要脱胎换骨的改变,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真是英明伟大。困难时期,姐妹们响应节粮度荒号召,粗粮细做、瓜菜代,还交流了经验。
多年来,区“两会”很重视家属工作,组织学习时事政治和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改造政策,这对帮助大家改造思想紧跟形势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我们积极响应党“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抱着“暮年仍怀兴国志,弃旧图新向未来”的心愿,为社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受到“两会”中央和省工商联家属委员会主任罗叔章大姐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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