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李锦记创业的典范。1972年,李锦记开始把事业交给第三代,任命年轻有为的李文达先生为公司主席,担负起在新的时期拓展李锦记事业的重任。李锦记的业务,为何历年稳步增长,不论在港澳或海外均屡创佳绩,李文达先生以谦虚而朴实的口吻,向我们谈了他的五点见解和体会。......
2024-05-28
刘炎臣 王慰曾
一
李麟玉先生,字圣章,1889年10月20日出生在天津河东粮店后街“桐达李家”这个士宦绅商的大家庭里。他的祖父李世珍(1813—1884),字筱楼,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考中举人,继又中进士,一度在北京吏部作官,任主事。后回津经营桐达号钱铺和盐务,也操办过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父名文熙(1868—1929),字桐岗,清光绪年间秀才。通中医,民国初年家道中落以后,即悬壶济世。大伯父李文锦早亡。三叔父李文涛(1880—1942),字叔同,后出家为僧,释号弘一,即弘一法师。
李麟玉少时入塾读古书。1904年入严范孙创办的敬业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学习新文化课,1908年毕业,是南开中学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共33人。同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理科学习。1910年由他的姨夫李石曾带领,经西伯利亚去法国留学。在法国期间,先后在南希化学院、图鲁兹化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1917年获巴黎大学应用化学毕业证书。以后,继续在巴黎大学从事铬合物研究,导师是著名化学家乔治·于尔班教授。1920年通过论文答辩,被授予巴黎大学高级理化研究文凭。从此他在化学研究上不断取得成就。
二
留学法国期间,李麟玉也参加社会活动。开始在李石曾等创办的巴黎中国豆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法国豆腐公司里给华工们讲授国文,组织华工学习。
1916年6月,李麟玉和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与法国反宗教组织“自由教育会”人士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华工教育,创办华工学校,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以及中法间的文化交流等事宜。当时“华法教育会”的中方会长为蔡元培,法方会长为欧乐,李石曾和法国人贝纳为书记,吴玉章为会计,李麟玉是秘书。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也参加了这次巴黎和会。因日本提出要求转让战败国德国在我国的山东权益,首先激起国内学生的反对,而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李麟玉是中国旅法学生会的秘书,即学生会负责人。他和在法国、英国、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国际和平促进会”,多次就近偕留法的同学在巴黎和中国的南北代表团交涉。在和约签字前夕,中国全权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托病躲入巴黎的圣·克路德医院。当夜,学生、华侨、华工等100多人赶到医院花园,推李麟玉和一位熊姓同学为代表见陆,转达群众意见,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开始陆拒不接见,经一再交涉,才由北方代表团的代表之一顾维钧引他们两人一同进入陆的病房。此前,李麟玉暗将由华工段其炜交给的一支手枪藏于衣内,以备一拼。当时,陆徵祥装病不语,由顾维钧在一旁应付,说“陆总长决不签字”,陆徵祥点其首。后由顾维钧引导他们两人外出。当着顾的面,李麟玉向在场的华工、华侨和留学生等宣布见陆徵祥的经过,直至深夜,群众才陆续散去。北洋政府和陆徵祥慑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才未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1920年冬,周恩来等抵法留学,也受到华法教育会的接待。李麟玉曾多次向南开校友周恩来介绍留法的勤工俭学情况,这件事在1988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的《留法勤工俭学之境遇——致严修》一文中有过记载。
三
1921年李麟玉学成回国,经蔡元培介绍,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并兼任仪器部主任。1922年经蔡元培和李石曾商定,由李麟玉在北京筹建中法大学理学院及其预科,到1924年夏组建成功,被任为中法大学理学院院长,并兼授化学课程。1926年,李麟玉参加了北京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而发起的向段祺瑞临时执行政府的请愿运动。在此之前,即与徐炳昶、李书华等人创办《猛进》周刊,宣传进步思想,反对军阀暴政。因此,“三·一八”之后遭到段祺瑞临时政府的通缉。通缉的全部名单,在鲁迅文章《大衍发微》(《而已集》附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1926年夏,李麟玉趁在北京大学教授5年可以休假一年的规定,再次赴法国,视察在里昂的中法大学,确定一些章程,内有里昂中法大学的校长要由国内中法大学校长聘任。李麟玉这次在法国期间,还为中法大学购买了为数可观的图书、仪器和实验设备,使学校的教学条件有很大的改善。为表彰李麟玉对中法学术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骑士勋章,授勋仪式是1927年8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
李麟玉从1923年在北京安家,将妻子邹氏维沅和13岁女儿孟娟接到北京,卜居东城吉安右巷一号的小独门独院里,由随来的边妈妈(李孟娟的奶妈)、周师傅(边的娘家弟弟)帮助照顾家务。
1926—1927年间,李麟玉再次去法国回国时,顺路由上海到杭州看望了他的叔父李叔同,当时李叔同已出家,取名演音,号弘一。在这次从海路回国时,是和徐悲鸿同船。徐为李麟玉画的两幅写生画,现还由李孟娟、李卫姐弟珍藏着。
四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北京改为北平。从此以后20多年间,李麟玉把他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北平中法大学的校务行政上。1928年代理中法大学校长兼理学院院长。1931年辞去在北大担任的一切职务,真除中法大学校长,直到50年代初。1937年“七七”事变前,李麟玉在北平研究院任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29年还任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主任,1930年,在正、副院长李石曾和李书华不在北平的时候,代为管理全院的日常工作。
李麟玉主持中法大学校务期间,他继续贯彻首任校长蔡元培兼容并蓄的学术思想,校内充满着自由学术空气。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课堂上占有位置,如王慎时(王思华)教授所开的《资本论》课程,是同学们喜读的课目。这样的学术思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到解放前夕,虽受到一些影响,但在中法大学的课堂上仍有徐炳昶、许宝骙等进步教授讲授社会科学课程。(www.chuimin.cn)
在二三十年代,中法大学拥有的进步教授居国内前茅,如范文澜、张友渔、夏康农、齐燕铭、曹靖华、钱玄同、刘半农、林砺儒、王慎明、阮慕韩等。前后20多年里,李麟玉在中法大学的工作,约可分为3个阶段:
从1928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9年里,主要是发展中法大学的事业和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其间,1929年先在上海成立了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4年制),后又相继在北平成立了中法大学药物研究所(1932年)、理工调查所(1934年)、化学工厂(1935年),还又扩充了铁工厂、温泉疗养院等。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中法大学撤消社会科学院和密令辞退有共产党嫌疑的教授。对于前者,李麟玉以改为文学分院应付;关于后者,则不予理会。李麟玉对于当时师生们的爱国进步活动都予以同情和支持。鲁迅逝世后,他支持本校同学在校内开纪念会,北平文教界追悼鲁迅先生的活动,也在中法大学礼堂举行。1936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以校长身份,出面保释受迫害的爱国师生。其时,国事蜩螗,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8年沦陷时期,李麟玉坚持爱国抗敌的信念,不屈从日军,不承认汉奸伪组织,不接受伪法令,也不交出校产,一时项住了敌伪的压力,学校继续上课。当大学和附属中学被迫停办后,他安排学校内迁昆明,组织大部分教学人员登程到大后方去,自己和部分留守人员护校,与敌伪周旋。其间,汪精卫曾指派早年曾经留法的褚民谊来北平游说合作,遭到他的拒绝。1940年纳粹德国侵占欧洲的大片土地,法国政府宣布投降议和。李麟玉维护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拒绝与法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打交道。1940年秋,伪北大法学院强行进占中法大学的居礼楼和理化生物实验室后,李麟玉和留守人员则被迫退至学校大礼堂和附中院落,在险恶的环境中坚守岗位,李麟玉支持了几位留守教授的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麟玉和留守人员当即收回被强占的校舍及设施,积极筹备复校。一年以后,主持了昆明和北平两地的新生招考,中法大学即复员回北平原校上课。但不久以后,又在全面内战的环境中,艰难地主持校务。他对于学生们的正义爱国行动,都寄予同情和支持。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的纪念会上,李麟玉应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之请向同学们讲了他当年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鼓励同学们继续为争取科学与民主而奋斗。从1948年夏到北平围城前,李麟玉曾几次与市警察局的搜捕人员妥为应付,保护了学生。北平解放前夕,李麟玉拒不南行,迎接解放。
五
解放以后,中法大学改为国立,全部校产归国家所有。1950年夏,撤销中法大学建制。1951年李麟玉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顾问,1957年任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副院长。
李麟玉曾任北京市政协第一届政协委员,1959年以后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四届的政协委员。他在为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将“桐达李家”的“家庙”(用优质木材精工细制的家族祠堂的模型)和自己珍藏富有科研价值的矿物标本——大块天然石英石和水晶山子、锑矿山子等分别赠送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地质学院。
李麟玉还将他叔父李叔同早年的考卷等珍贵文物和资料,赠送给《弘一大师年谱》的著者林子青先生,供研究之用。其中有李叔同早年入天津县学时所作的“课艺”(时文)原稿十多篇、给李麟玉本人的十七通手札真迹和工楷书写的《晚晴剩语》七纸,以及撰述的散文、传记等。还有李叔同1898—1905年间在上海读书时的真迹,内有经蔡元培手批的一篇作文和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浙江乡试第三场考卷封面一纸。另还有李叔同编著出版的小册子八种和日本记者采访李叔同的剪报一种。八种小册子当中有《辛丑北征泪墨》、《诗钟录编初集》、《汉甘林瓦砚题词》、《法学门经书》(翻译)、《国际私法》(翻译)等5种是他本人的著述,另《唐静岩司马真迹》、《城南草堂笔记》、《天籁阁四种》是他为师友唐育厚、许幻园、宋贞(许夫人梦仙女士)出版的;剪报是1905—1911年李叔同留学日本时东京《国民新闻》记者对李叔同(当时为李哀)的一次采访,题为《清国人志于洋画》,时在1906年。这些珍贵的文物和资料,对林子青先生1992年增订《弘一大师新谱》时给予了最大帮助,林在《自序》中详细地写到:
在增订年谱过程中,给我最大帮助的是大师俗侄李圣章(麟玉)先生。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约好在他家里见面时,谈了很多话。……告辞的时候,圣章先生捧出一大堆有关大师在俗的宝贵资料说:“我看过您写的《弘一大师年谱》,很费一番苦心!这些资料对您将来增订时,可能是有用的,请留下作个纪念吧。”我回家打开一看,完全是我多年想看而找不到的资料,想不到竟会在北京发现!……10年动乱期间,李麟玉的身心虽受到摧残,但对国家的前途和未来一直持乐观态度。
李麟玉生前,即提出将其收藏多年的书籍捐献给国家,但临终时,在“文革”中被查抄的全部书籍尚未发还,此事在1985年落实政策后才由其后人完成。这些图书约3万余册,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研究所。其中有《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宋刻十三经注疏》、《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文献,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都很有参考价值。
李麟玉先生1975年4月10日病逝。1989年,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中法大学校友会,联合举行了李麟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并出了纪念专刊。在《专刊》中的《李麟玉传略》文内写道:“先生无愧于一个正直的爱国者,一位受尊敬的教育家和科学家。他还是治学者、育人者的楷模。他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师静淑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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