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回忆南开大学与五卅惨案回顾

2023-10-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戴家祥◇我在1934年受聘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同时主讲大学一年级“中国通史”和“明清经济史专题讲座”，时年27岁。我刚到南开大学工作不久，日军在南开大学的西北面修筑了一个所谓的“操场”，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搞实弹演习。不久，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南开大学的同学和教职员工立刻响应，集合在大礼堂宣布罢课，到南京请愿。1935年5月30日，南开大学举行“五卅”惨案”10周年纪念。

戴家祥◇

我在1934年受聘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同时主讲大学一年级“中国通史”和“明清经济史专题讲座”，时年27岁。到1936年暑假离开南大，整两年时间。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我经历了当时的动荡时局。

我刚到南开大学工作不久，日军在南开大学的西北面修筑了一个所谓的“操场”，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搞实弹演习。有时在白天还有飞机在这个“操场”起落。同时，日军在海光寺日本兵营通往英租界海大道中间建起一座“大清化工厂”，悬挂着日本的太阳旗。在天津市区，日军成立了一个无名的单位，门口架着两挺轻机关枪，它附近街道上贴了许多标语：“打倒独夫民贼蒋介石”、“实行区域自治”和“中日经济提携”等。主持华北防务的商震将军打电话给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问：“这是搞什么的？”日方诡称：不晓得。经过商震派几个士兵去查问，几个日本浪人把那两挺机关枪扛走了。有几名南开大学的同学来问我：“那些标语好不好去撕掉？”我回答说：“当然可以。”他们一上街，左邻右舍纷纷动手，包括许多十几岁的小朋友帮忙，一下子撕个精光。

不久，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南开大学的同学和教职员工立刻响应，集合在大礼堂宣布罢课，到南京请愿。

南下的办法是在同一车次的火车，每人买一张短程车票，分头从几个车站上车。青年教师杨学通、戴家祥等到东站送行。

请愿队伍为了不引起有关当局注意，上车后按约定时间同时戴上赴京请愿的红袖章。列车长看到这种情况，遂即向上级报告，有关当局下令火车停开，在沧州车站把车头摘走了。当时正是数九寒天，车辆断了暖气，请愿队伍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消息传到学校，教职员工组织后援队伍，用小汽车送衣食支援。

南京当局派教育部参事戴亢观、科长谢树英来到沧州。他们劝说学生：“当前外交、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要给政府有一个安定的秩序。”请愿队伍愤怒地说“华北形势糟到这个地步，难道政府不知道吗？”戴、谢二人被学生的话语感动得哭了。后来南京政府以蒋介石的名义通告全国各高等学校各推两名教职工和两名学生代表去南京与蒋面谈，希望学生立即复课。

代表们到南京后，当局首先带领他们参观新编的36个调整师。每师12000人，装备有火炮、坦克、机关枪和现代化通讯等。然后蒋介石出来讲话，同时向全国广播。由于日本电台的强大电流干扰，我们在天津听得不完整，只听到他讲：“有人说，意大利攻占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还同意大利打了一场；我们阿比东尼亚却一让再让。我要出出风头那容易得很，但我是全国统帅，不能那么草率，不打则已，打就要打赢。给我一些准备时间，以空间换取时间。你们向我请愿，我现在向你们请愿。敌人敢于欺侮我们，不单是兵力强弱问题，主要是科学技术落后于他们。我希望你们广大师生好好地读书，好好地研究科学，赶上世界科学水平。”蒋介石的讲话，有一定的欺骗性，请愿运动就此平静下来。

此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正在南京，他赞赏学生“做得好，符合南开精神。”南开教工公推戴家祥起草告同学复课书，林同济、刘朗泉修改后发全校。

南开大学有好几位东北学生，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其中以东北军将领韩麟春的女儿韩东兰、《吉林日报》社长霍战一的弟弟霍天一。读书之余，常到教师家闲谈，免不了流露“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www.chuimin.cn)

学校罢课期间，有一位叫卢祖诒的电机教师拿着教具走进“思源堂”理科教室，教室寂无一人。在教室门口站着臂缠红色“纠察”袖标的霍天一。卢祖诒等了10多分钟，见没有学生来上课，遂迁怒于霍天一，上告校部。许多教师为爱护这个品学兼优的东北籍学生，纷纷向卢说好话，希望他同情霍的流亡境遇；同时向校部说情，陈明霍是“罢课委员会推举出来的，不应由他个人负责”。虽几经交涉，校方仍给霍以退学处分。

霍原是商科3年级学生。依当时教育法规，大学本科3年级学生转学，必得降一个年级。教师丁洪范、袁贤能、杨学通和戴家祥4名教师各拿出50元现金，补贴他多读一年的费用。后来霍天一考取了北京大学插班生。这是1936年7月的事。

学生复课后，同学们邀请我讲讲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从东汉的范滂、陈实，北宋的陈东，一直讲到“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三一八”段祺瑞卫队扫射请愿学生，说明每个运动不可能不付出一定的代价。

1935年5月30日，南开大学举行“五卅”惨案”10周年纪念。我被邀在会上做报告。记得在1935年“何梅协定”后的一天，华北刮起大风，我讲完北宋统一南唐政权之后，在黑板上写了李后主的两句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学生都默不作声地在自己的座位上，体会这两句词的含意。还有一次我身体不适抱病上课。学生们看到我满面病容，讲话有气无力，群起扶送回家。教师们也都登门探望。文学院长张纯明准备请朱庆永代我上课，第二天我却依然抱病而来，同学们感到惊奇，我却毫无倦意。把南宋的历史讲完后，在黑板上写上陆放翁的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那一天正是1935年的9月18日。

1935年下半学期，“中国通史”停了。校长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号仲述）倡议开一门“近现代学术代表人物”讲座，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在内。例如化学家诺贝尔、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理学家斯坦因、数学家阿达姆等。我讲的是“明末清初学术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李（ pagenumber_ebook=108,pagenumber_book=104 ）。全校教员、学生可自由听讲，实行“三不主义”：不点名、不记分、不考试。我把写好的讲稿发给听课的师生。

我每周上3个下午课，每次课时3小时，共讲30个下午，讲稿计200多页。我从明朝政治腐败讲到朱家王朝走向灭亡的必然。最后，我从全国各报纸搜集到当时揭露社会腐败现象的文章，与明末政治腐败作对比，借古评今。讲座讲完后受到了同事们的纷纷议论。有的理科教师常带着奇异的口气问我，读报怎么搞到那么多资料？校长室秘书黄子坚则以轻蔑的口气问我：“要向学生打气吗？”一位教农业经济的教师李适生当面斥责我“借古讽今，鼓动学生闹事”。唯独哲学教师赞赏我讲的是“肺腑之言。”商学院长何廉则说我“文举不错”，避而不谈内容。毁誉交织，我成了有争议的人物。

到了学期末，学校给我一封信：“环境不许可，请另谋高就。”语文教师张洪城告诉我，有人说我常在课堂上骂政府，疑心我是共产党员。从岭南大学调来的陈序经教授的小姨子在南大旁听，对我讲的课由衷地佩服。陈序经曾为我奔走说情无效，转请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受颐推荐我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冯柳猗则大骂学校到底用什么标准选择教师！这是1936年暑假的事。

（白家骥整理，徐秀珍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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