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同业公会社会主义改造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人民政府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使天津市的社会经济生活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由于天津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工商行业复杂，人员分散，不易管理，因此必须要有真正能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正当要求，而又能协助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起到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桥梁作用的工商团体组织，协助党和政府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解放前，反动政府为了控制天津的工商业，采取了分裂政策。组织不统一，隶属关系不统一。从组织的成员看，排挤了大量的中小工商业者，根据国民党政府公会法规定，工业能参加同业公会的仅限于手工业工厂，且需有工人60人以上，机器工厂需有工人30以上，在商业的许多行业中，如油商、席商等行业的会员则仅限于批发户，而将大量的中小零售户排斥在外。从同业公会的领导人选看，由有经济实力的少数大户所把持，如：纸商、教育用品两同业公会领导人均为成记纸行；再有在同业中占有一定优势的某些帮派长期占据，如：染整工业的天津帮、河间帮，还有甚至为一些特务、恶霸、流氓所操纵，如：面食、影剧等公会，这些人强占同业公会的领导地位，多方勾结反动军警和政府，对同业霸占原料、外汇、多方敲诈勒索，贪污自肥，拼命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达到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参与反动政治活动的目的，同时多数参加同业公会的工商业者对同业公会的事务既无权过问，又经常遭受欺压和排挤。此外，很多工商户所经营的业务与所参加的同业公会业务不尽相符，许多行业工商不分，往往一户为了取得多项便利条件，同时参加几个同业公会，这样便为一些不法分子的投机倒把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解放后，原来把持同业公会的人员，有的畏罪潜逃，有的隐匿不动，有的则虚应差事，观看动向。一般工商业者对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同业公会组织则不感兴趣，甚至还有几分憎恨。毫无疑问，此种组织的存在，对于我党施行“限制、利用、改造”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改造旧的同业公会就成为我党“对资改造”任务的组成部分之一。

1.第一次调整工商行业和改组同业公会

解放初期，我党对同业公会组织慎重地采取了“保留态度”，即暂时使用其为我办些必要的事情。1949年3月18日天津市政府工商局发出通知，要求天津市的工业会、同业公会进行登记，并要求原任各会的理、监事仍继续负责，维持现状，待条件成熟后，再对旧的同业公会加以改组。

1949年下半年，党和人民政府对天津市私营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情况及动态有了了解，市场上的投机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国营经济力量正在逐步建立，经过对工商业者不断地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大部分资本家对我党的工商业的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为了便于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使私营工商业更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更加有利于我们对私营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从1949年8月中旬，天津市工商局便开始着手第一次调整工商行业，改造旧同业公会，建立新同业公会的工作。在中央、天津市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天津市工商局担负了筹建新同业公会的任务。首先工商局研究了旧同业公会的组织章程，召开了两次工商业者座谈会，深入地征求了部分工商业者的意见，了解到改造旧公会建立新公会是广大工商业者的共同要求，根据人民政府的政策，确定了新的同业公会的总任务，是在“政府监督指导下贯彻发展生产”，具体任务为：

（1）团结指导本业厂商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研究改进生产和经营技术，交换生产及业务经验，改善工厂、商店的管理工作，扩大产量及经营范围，提高质量。

（2）具体组织与解决本行业原料采购，成品推销等事宜，进行有关生产与经营的各种调查与统计工作，加强同行业之间的联系，逐步提高本行业的生产经营计划性。

（3）调解同行业之间有争议的各种问题，协助政府贯彻劳资两利政策。

（4）集中反映本行业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各行会成员、厂商户的各种有关生产，经营的问题和意见，以求政府的协助与指导，从而促进生产经营的发展。

（5）解决本行业会员的各种实际困难问题。

根据新同业公会的任务，天津市工商局于1949年9—10月对原有的工业同业公会（36个）和商业同业公会（112个）分别加以行业调整和同业公会的改造，调整后全市共有工业同业公会573个单位，其中含有旧公会36个，从商业划入工业的14个（因户数少）组成4个工业小组，商业同业公会85个和2个商业小组。

新同业公会的建立，初步改变了旧同业公会由少数坏人把持，谋取私利的封建行会性质，而成为人民政府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以及为群众服务，有实际工作内容，符合政策要求的工商业者的组织。

从组织成员形式看，打破了大小户的界限，广泛地动员本市工商业者参加，并征求和吸取了各层次的工商业者的意见，废除了旧公会的理、监事制，采取选举产生和委员制，使同业公会产生和建立在较为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

新同业公会初步划清了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之间的界限，将实际经营工业而原为商业公会成员的一些行业一律改为工业，取消了与业务不相符合物资的兼营（如杂货兼营纱布）不许可同时参加几个业务性质不同的同业公会，并适当地合并了一部分业务性质相近的公会，同时规定了参加同业公会以资本主义经济为限，而手工业、摊贩等个体经济则将另行组织行业联合会，由于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对国计民生的作用不同，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对各种经济的具体政策也有所区别，管理方法各异，因此我们对调整后的同业公会组织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领导与管理。同时由于新组成的同业公会划清了阶级界限，明确了业务范围，也促进了工商业者进行正当经营和发展。

但是新同业公会成立后，由于私营工商业本身过于分散，不易集中，很难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为此在全市工商业者的要求下，于1950年4月29日成立了能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意见的统一组织—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工商联的会员包括89个商业公会，55个工业公会，以及“工业会”）。为适应天津市工商业较多、较分散的情况，1951年各区又成立了相应的工商业联合会。工商联的成立，便于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反映私营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意见，密切了工商业各企业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工商业组织的民主基础，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宣传及教育工作。

2.旧同业公会解体组成各行业临时工作委员会(www.chuimin.cn)

1950年天津市的私营工商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下，从恢复逐步走向发展，但是一些不法资本家则企图不断壮大私营企业而摆脱国营经济的领导，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日益严重，不少同业公会中，占有领导地位的资本家把持公会组织，盗窃国家资财，进行偷漏税活动，腐蚀拉拢国家干部，使同业公会成为不仅不能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的组织，反而成为不法资本家对抗政府，扩展资本主义势力的堡垒。如：橡胶工业同业公会委员13户中，大户即占9户，其中严重违法及完全违法者即达7户之多；茶商业号称“七大户”，同业公会委员占5大户，他们利用同业公会与中国茶叶公司对抗，争夺市场，摄影照像材料商业同业公会高抬价格，扰乱市场；广告业集体进行欺诈等等，“五反”中各业同业公会的主委、副主委及委员被捕或被撤职者，即达15个同业公会，这样的同业公会组织如继续存在，不但不能使私营工商业发挥其积极作用，反而有助其消极破坏作用，对整个国民经济以及私营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前途都是不利的。为了团结多数工商业者，消除少数坏人把持同业公会的现象，天津市委和人民政府于1952年“五反”运动后，乃将旧的同业公会解体，重新组成各行业临时工作委员会，这种各行业临时工作委员会既照顾大、中、小户各种类型的私营工商业，推选出能为同业服务的，在“五反”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为委员，又邀请国营企业积极参加，使同业公会组织充满新的、健全的广泛民主，成为天津市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各行业临时工作委员会，消灭封建行会的性质，统一了人事调配权，加强了政府对同业公会的监督与指导工作。

3.私营工商行业的全面调整与新的同业公会的建立

1953年以后，天津市的国民经济也和全国一样，从恢复阶段走向建设阶段，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深入，如何使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适应这一形势要求，加强领导和对资产阶级的教育工作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当时私营工商业的行业划分与同业公会的组织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要求，其主要表现在：

（1）工商行业的划分较为混乱

天津的工商行业门类比较多又极为复杂，天津工商行业的划分，有其利于生产经营的地方，如比较固定的行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分工与协作关系等，但也有不利于生产经营的一面。解放后虽然经过几次较大的行业调整初步划清了行业之间的界限，但并不彻底。同时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私营工商业经过不断改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一些行业发展了，一些行业衰落了，业务经营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因此行业之间、工业与商业之间、主营与兼营的范围之间、批发与零售之间又出现了许多混淆不清的现象，往往是生产同种产品的工厂分散在几个行业，有的所经营的业务与原来业务不尽相同。我们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国营经济领导使其逐步纳入。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营经济分工日趋精细，所以要求私营工商业与之相适应，以便施行归口管理。

（2）私营工商行业的发展

解放后，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受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以及国计民生需要的影响。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有些资本主义工商业性质的企业下降为个体经济。据统计1954年在同业公会内雇佣工人3人以下的个体手工业近4000户；而同时个体经济中也有一些上升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当时各区手工业联合会雇佣工人3人以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达2000余户。我们党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政策是不同的，对待资产阶级的“团结—斗争—团结”的方法和对待个体劳动者的教育工作是有所区别的，不同阶级成员所组成的不同的经济成份相互交叉在不同组织内，如不加以划分归并就将使我们在贯彻政策上因阶级阵线不清而可能发生偏差。

（3）资产阶级队伍有了较大的分化

天津市资产阶级队伍经过解放后多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和总路线的教育，进步与落后之间有了较大的分化，资产阶级中的进步人士不断扩大，但也有极少的资本家，由于对政策认识不清，怀疑自己的前途，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过去被选进同业公会中的资本家有了较大的变化，有的人更积极了，有的人则采取了支吾敷衍的态度，还有极少数的人对同业公会的事务不闻不问，再加上各行业的改组、合营、转业、歇业等情况的频繁变化，造成一些行业公会的委员缺额过多，甚至使公会工作形成瘫痪，再加上基层的工商行业组织缺乏统一健全的领导，同业公会、区工商联、税务系统各成体系，多头领导，分工不清，工作步骤不一致，给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困难。

（4）发挥同业公会的专业性作用

1952年以后，党和国家利用国营经济通过同业公会来体现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因私营工商业组织的变化，许多行业仍未有国营企业参加，有的行业虽有国营企业参加，也未能积极进行领导。

基于上述各种情况，为了适应对私营工商业及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天津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于1954年对天津私营工商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将原有的143个工商行业划分为工业、商业、其它行业三大类共89个行业（工业33个、商业41个、其它行业和服务业8个、饮食业4个、运输业1个、建筑业1个、农业企业1个）。这项工作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因此行业的划分基本上解决了工商行业界限不清，行业类型不清，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便于监督指导和归口管理。此外还贯彻了工商联组织通则的精神，健全了行业组织，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适当地清理了消极分子，吸收了新的积极分子，扩大了对资产阶级的教育工作和政治影响，也加强了市工商联的领导作用，统一了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消除了同业公会的封建行会性质的残余。

4.同业公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多次调整工商行业改组、重建同业公会，使同业公会这一工商群众团体在“质”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之适应了国家加强计划经济的要求，适应了党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这一变化使同业公会可以更好地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并发挥同业公会的专业作用。

1953年以后，国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私营工商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生产任务分配，主要原料物资的供应都需要确立公私之间的适当比例，通过一定的计划进行商业方面在国家逐步掌握了货源之后，需要按计划向私营商业供给货源，由其经销、代销等，这些工作党和政府都是通过同业公会来进行的。此外，同业公会在改进生产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更换产品规格质量，交流生产及管理经验，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完成订货任务，以及教育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等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1955年随着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各同业公会协同政府有关部门，宣传党的政策，参加有关的调查研究，鼓励私营工商业者积极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参加公私合营的行列。1956年1月15日天津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全市有101个私营工商业行业，26000多户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天津市各行业同业公会在完成了对资改造任务之后，随即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对天津市发展生产，活跃市场，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王成系天津档案馆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