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或我亲眼见证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黄逸民

我叫黄逸民，是原天津公兴隆果脯厂经理。1914年7月27日生于上海。幼时家境不太好，父亲是上海南市一家粮行的推销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在我7岁时，母亲逝世，12岁时父亲也病逝。我7岁开始上崇正小学，后在浦东中学读了两年。16岁时因生活所迫到一家酒行学徒，开始边学徒边学司帐，但没满3年酒行就倒闭了，我来到一家皮革厂学徒。不久这个厂也破产了，又到姐夫张云樵开的苏州张长丰糖果厂任门市售货员。两年多以后，我熟悉了糖果、蜜饯的生产情况。

1937年4月，上海、苏州4家果脯厂的股东（我姐夫张云樵是其中之一）为争取华北、东北市场，在天津开办了公兴隆果脯厂。天津原来没有果脯厂，只有一家杂货店叫福昌祥，边经营杂货，也代销上海4家果脯厂的产品。后来果脯买卖做得不错，销售流畅，“福昌祥”一看有利可图，就找了一个工人自己生产，但仍卖老字号，这样就夺得了市场，损害了上海资本家的利益，于是上海的4家股东合办了“公兴隆”，企图挤垮“福昌祥”。

设立公兴隆后，我被派去任司帐。因我工作努力，得到经理和股东们的赏识。厂子开办不到3个月，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企业停产了，厂里留了4个人看门，其他人跑到法租界。1937年底结帐，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赔了13000多元。1938年勉强维持营业，买卖盈利不多。1939年又赶上津市水灾，营业苟延残喘。1940年买卖又有所好转。1941年因为战争紧张，运输堵塞，我们的原料——糖没了。这年经理回老家了，股东让我代经理。1943年我们成立了果脯业同行业会，我任会长。成立同行业会的目的，是便于向日本糖业株式会社买糖。买日本人糖要花很多钱，还没有保障，日本人给点糖就生产一点。同时，我厂也做栈存货，每月有200—300元栈租费。后来厂子实在维持不下去，就解雇了部分职工（留下四个）。我也于1944年底回了老家，到1945年8月才动身返津。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召回了工人，借了点钱，恢复了生产，经营有所好转。但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东西不卖还好，一卖就赔钱。为了使厂子不致垮台，我提出将存款作投资以减少利息，节省开支，得到股东同意。但股东提出要实行改组。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怕买卖再赔钱，股东还要承担责任；第二、有了解放的消息，怕树大招风；第三、笼络人心。厂里人都有股份，不赚钱时有股息，赚钱时可分红，刺激大家好好干。1947年4月我厂正式改组，原4家股东把资产分为340多股，每股100万（解放后合人民币100元）分给他们的亲属和厂里每个职工，共45人。这时我被选为经理。我分得100股。

我厂主要生产青红丝、青花梅、白姜片、桔饼、陈皮梅等果脯，制作工艺落后，大多是露天作业、手工操作。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比一般厂子要大。200斤一包的糖、100斤一箱的货都靠人扛。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冰。我当经理后，在盘算着如何赚大钱、发大财的时候，传来了解放天津的隆隆炮声。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了解，只是看到国民党800万军队那么快就被共产党打败了，觉得共产党在军事上确实了不起。但是共产党搞经济建设是否行，他们将如何对待私人企业，对这些我是一无所知。听到共产党要解放天津的消息后，我的想法很多，一方面因为我当经理以后，从1947年企业经营逐渐好转，买卖有了些起色，一解放，发财又成了黄粱梦，为不能发财深感惋惜；同时由于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也有害怕心理，怕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自己既发不了财，还不知后境如何。另一方面又有些盼共产党来，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企业实际上也只是勉强维持，即使共产党不来，自己发财的梦想也未必能实现。总之由于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所以对解放是抱着观望、等等看的态度。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自共产党进城以后，我是谨言慎行，总怕暴露自己的财产情况，总说自己是小买卖，并且嘱咐家里人说话也要谨慎些，饭要吃的差些，不要让共产党抓了辫子。

那时我对共产党宣传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不理解也不太相信，觉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么还会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呢？所以我对企业经营抱着干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另外对共产党的税收政策也不理解，不知道人民政府到底要收多少税。所以在人民政府开始收税时，看到大多数企业拿的都是假账，我也很快赶出了一套假账来应付税收。后来经过税收人员做工作，我才把真账拿了出来。在参加社会活动方面，也是抱着少出头露面的态度。所以区里要成立工商联时，街委会推荐我担任工商联委员，我就找个借口推脱了。

从1950年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通过三大运动，使我受到了一些教育，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开始有所认识。

在镇反运动中，我通过参加工商联、统战部组织的一些学习活动，受到了一定的教育。特别是自己接触到一些统战的干部，在他们的帮助下对共产党及党的政策有了一些了解，因此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少出头露面、谨言慎行的态度，后来被推荐担任河北区（当时的第二区）工商联第三行政组的大组长时，我也就没有再推脱。1951年粮店街成立税务段，我又担任了段长。担任这些职务主要是做动员工作和评税以及催缴税款等工作。做这些社会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个促进，使我执行党的政策开始比较积极了。例如：每当上税时，因为负责督促别人交税，自己也就起了带头，总是按时交税，不拖延。加以各段之间在纳税方面还要开展竞赛，自己也不愿落后，因此也积极想办法把本段的税务工作做好。又如：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党号召工商业者捐献物资，我主动捐献了10000多元。这个数字在同行业中是比较多的，占全行业捐献总数的10%。为此受到了工商联的表扬，还被光荣地登了报。

1952年的“三五反”运动在工商业者中震动特别大，特别是“五反”运动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运动伊始，我心里琢磨不透共产党是真的追查偷税漏税，还是借此揩工商业者的油，想让工商业者交出一笔钱来。因此，第一次交代没有过关，让我们回去继续考虑自己的问题。后来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开会学习，又进一步反复思考，第二次我交代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行贿，我曾经给税务局的干部送过钱和东西。二是漏税，当时交税是采取评议的办法，在同行业中我的企业属于比较大的单位，营业额也比其他单位高，本来应该多拿一些税，但评议时大家评的都拿一样的税，这样我的企业从中就占了便宜。另外，在查帐时还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开支。两方面的问题加在一起一共是1400元左右。由于我交代的基本上符合实际，第二次就过了关，被定为基本守法户，从开始到过关一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时是属于过关比较快的。

我过关以后，在粮店街附近还有8户没有过关，我又跟着搞了一个半月。这8户中有人由于几次都没有过关，因此后来在交代问题过程中就出现了不实事求是的现象，有的人交代的漏税数字比他实际上的营业额还要多。另外，我也听到有的单位通过搞疲劳战术，使某些资本家交代的数字很大。可是到了运动后期退赔时，凡是夸大虚报漏税数字的人退赔的钱数比本人交代的数字少好多，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通过学习和亲眼看到的事实，使我对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党的政策由不服、不相信、不理解变得信服了，相信了，理解了。我开始认识到工商业者应该一心一意地建设国家，老老实实地按国家的各项规定办事，该纳多少税就纳多少税，该拿多少利润就拿多少利润，只有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有前途有出路。

“五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使我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例如：我们同业公会中有些生产糖果的企业曾负责生产支援朝鲜的糖果，结果其中有80—90%的人偷工减料，致使糖块运到朝鲜后都变成了糖水。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工商业者竟有的用掺假的胶鞋、变质的罐头、污染的棉纱药布冒充好货坑害志愿军，使一些志愿军受伤后耽误了治疗而致残、致死。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我思想很受震动，开始憎恶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丑恶思想和行为。

“五反”运动使我对党的领导从心里信服了，从感情上愿意多接近党员、党的干部了。运动后，区里要把一批转业军人分配到各个企业中去。我看到其他一些企业中党员在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就主动提出要3位党员，结果给我厂分配了3位复员军人，其中有一位是党员。工人们对这3个人很欢迎，他们也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对于厂里的工作能够提出积极的建议，对于我一些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也能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例如：我在“五反”以后担任糖果同业公会的主委，还担任区工商联的大组长，社会活动多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就不太抓了，他们就给我提出来：“你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是必要的，但是对企业也还是要抓起来。”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以后也就尽量利用早晚的时间多过问一下企业的情况。

“三五反”以后，国家对私营企业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利用、限制改造的具体措施。同时也由于通过“三五反”运动广大工商业者受到了教育，对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有了认识，积极性提高了。因此私营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果脯厂的经营情况也大为好转，1953—1954年是这个企业的黄金时代，这是党的改造政策的胜利。1953年底结算时，全年除了交税3亿元（合新人民币3万元）外，还赚了6亿元（6万元），当时我非常高兴，对党的政策更加信服了，感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干业务还是有前途的。当年我就从这6亿元中拿出4亿元购买公债，并捐献了1亿元。1954年又赚了6亿元，又买了4亿公债。

由于自己开始靠拢党，也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1953年我被推荐担任了区工商联委员、河北区民建委员。1953年9月又被选为区人民代表。1955年上半年又担任了区工商联宣教委员会委员兼组长。这一切使我受到了教育，体会到工商业者老老实实经营企业，在政府法令允许的范围内规规矩矩、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办一些为人民服务的事，政府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www.chuimin.cn)

1956年1月18日天津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此以前，1954年有些大工厂就合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我也看出了公私合营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在合营高潮到来以前，我就到处打听，了解已经合营的单位的情况。后来逐步了解到有些单位合营后，工商业者担任了副厂长、副经理，有些还担任了厂长，工资是保留原工资，大部分单位公私关系也还处理的比较好，有的公方人员进厂后，由于对情况不了解或是外行，也比较谦虚。从职工的情况来说，他们对公私合营中行动比较快的工商业者是欢迎的。同时，我又看到国家银行贷款等各个方面对合营企业比私营企业是照顾的。我们厂虽然在1953—1954年经营情况比较好，但是从总的情况来说，企业内部流动资金是比较紧的。又由于国家对私人企业实行加工订贷、统购包销，像果脯厂这样的属于自产自销的单位，在原料的订购和产品的销售等各方面都存在着问题，这些实际困难使我愿意公私合营，甩掉这个包袱。因此，我在和上海的股东商量之后，于1954年底提出了合营的申请，并且动员同行业的其他人也申请合营。按照上级的安排，1955年底市工商联召开了公私合营动员大会。会后我开始和工人们一起清产核资。由于我事先了解到工人对那些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斤斤计较的资本家是很不满意的，所以我在盘点时，开始很是慷慨，后来工人提出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盘点，对有些东西又重新做了价。

在公私合营高潮中，虽然我和工人们一样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公私合营，但心情还是不一样的。工人是真正从心里高兴，我是既高兴又有想法。如定息问题，政策规定每年拿资本的5%，拿7年（后延长到10年），上海的王康年提出拿定息20年，我当时同意后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不没收，是赎买，赎买就是慢慢买，分期分批买回来。总而言之，公私合营对工商业者来说是大势所趋。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工商业者的唯一有前途的出路。

公私合营以后，我被任命为食品工业公司供销科科长，这是我所没想到的，这使我对党对工商业者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我开始认识到只有放弃剥削，接受改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我开始产生了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愿望。

我担任天津市食品工业公司供销科科长的同时，从1957年又脱产担任一轻局系统私方辅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私方辅导委员会的任务是抓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通过下到厂里找工商业者谈话和参加小组学习讨论会，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分析他们的思想活动，结合自己学习党的政策体会，有的放矢地作些辅导讲话；或把情况汇集起来，由工商联负责人到厂作辅导报告；或总结工商业者中的工作经验、好人好事，帮助他们整理材料，召开经验交流会，互相促进。从1957—1966年，我整整搞了10年这项工作。10年里，我不断加深了对搞这项工作的意义、重要性的认识。体会到，私方辅导委员会的工作不仅是促进工商业者思想改造的好形式，更是促使我个人加速思想改造的好机会。我本身是工商业者，要结合其他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作辅导，自己本身首先就要加强学习，领会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提高认识，才能讲得出来，也才能解决其他工商业者的思想问题。同时，调查了解的过程也是自己不断受教育，从而加深对党的政策理解的过程。

对党要作到心服口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在困难的环境下或在党的政策贯彻执行过程中发生偏差的时候，容易产生动摇。1958年我国的经济工作违背了客观规律，犯了“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我当时看不惯吃大锅饭；大炼钢铁时，家家炼钢，把锅也砸了；生产上虚报数字，某村说小站稻亩产128000斤。我心想：“共产党也有点说大话，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呢？”当时有人反对三面红旗，觉得说得也有道理。随之而来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市场供应奇缺，我又产生了怨言，认为我国援外任务太大了，老百姓的生活太苦了。对国家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想法，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认为社会主义虽好，要达到可是不容易。

正在我思想动摇的时候，党又及时给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1959年底到1960年初，我到北京参加了民建和工商联两会召开的神仙会，会议共开了75天。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像以上的想法都在会上谈出了。然后采取自我教育、自我批判、自我提高认识的方法，澄清了一些糊涂想法。大家结合这些年来党的培养教育，比自己对社会主义所做的贡献，检查自己对党是一心一意还是半心半意，都感到惭愧。这次大会，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并同我们合影留念，使我永生难忘。李维汉部长等领导同志的讲话使我深受鼓舞，认识到世界观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联系自己家庭的过去，要不是解放，走社会主义道路，像我这样的小企业根本站不住脚。想到这里，我决心响应大会的号召，“一心记住6亿人口，两眼看着9个指头”，决不为暂时的困难而对党、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动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10年浩劫中，我和绝大多数工商业者一样，受尽了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经历了大会斗、小会斗、厂内斗、坐飞机、压砖头、抄家和强迫劳动的过程。当时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从解放以来17年始终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资本家，把我当成了敌人？思想搞不通。抄家之后，工资减了，房子压缩了，每人每月给9元钱生活费，7口人，一个月63元钱，一间半小屋，当时，真不知这样的日子要过多少年。我爱人原是河北区工商联家属委员会主任，1956年曾出席全国工商联家属的“千人大会”，见到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并一起照过像。十几年来，她不仅自己积极做好社会工作，还一直支持我好好工作、好好接受改造。可是面对这劈头盖脸而来的迫害，她也受不住了，十分苦恼，埋怨我不该那么积极，认为积极倒霉。她说：“以后别瞎积极了，干活吃饭，既省心又省事，免得遇到运动受不了！”

从此我在车间劳动，抱着多干活、少说话、不早来、不晚走的明哲保身态度。可是时间不长，我的思想开始转变了。领导同志、车间主任、广大工人师傅对我的关怀，耐心的帮助和教导，是我思想转变的原因。有一天拉车，我碰上一位原工商联的领导同志，他对我说：“好好干吧，党的统战政策不能变，总有一天会得到光明。”我听了很受鼓舞。在和几位私方人员一起劳动过程中，他们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好好劳动，好好工作，听党的话，总有一天水落石出。”这时，我对党、对党的政策，又开始有信心了。过去我几十年很少参加劳动，乍一到车间干活，身体吃不消，也没有劳动窍门。工人师傅对我很关心，时常关照我，“老黄，注意身体”，告诉我装车要装前卸后，注意安全。我深受感动，体会到工人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他们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我常看到有些老工人不论上早班还是中班，总是提前一小时上班，把一班的生产所需原料和工具都准备齐全，这样能使全班生产人员提早投入生产，不误工，不误点，每日超额完成日产量。我从中受到启发，也开始每天早来晚走。早上班和老工人一起做好准备工作，晚下班和老工人一起搞好卫生，逐渐掌握了所生产的各个品种、各项工艺操作配料等环节。在劳动中，我努力做到哪艰苦哪里去，哪项任务艰巨抢哪项任务。连续8年多没有迟到、早退，没有请过事假，没有发生工伤。工人们对我的看法也大有改变，都称呼我“师傅”，有事愿意和我商量研究，车间主任将主要工序交给我、信任我。在1978年4月领导上要调我到供销组时，车间主任和广大职工都不愿我离开车间。这时我深深体会到：这12年的“劳动改造”对我来说是太难得了，真是坏事变好事。它使我接近了工人，建立了感情，锻炼了身体，掌握了劳动技能。劳动的汗水冲刷了我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它使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幸福。

1972年开始落实政策，被抄走的东西退回了，扣压的工资补发了，而且明确了“资产阶级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心里开始豁亮一些了，觉得自己相信党的政策是对了。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听广播，看报纸，心里非常舒畅，思想也随着有新的转变，但是还有余悸。我想：政策虽然逐步落实，但不管怎么说，工商界还是工商界，人们的观念是不容易改变的。1978年4月领导为照顾我年岁大了，调我到供销组工作，让我利用自己的供销工作经验多出出主意。看到厂领导对我这样照顾和期待，我心中很高兴，干劲更足了。我不顾自己64岁的年龄，主动要求到外地去采购。因为我们采购的都是瓜果梨桃等鲜货，所以质量问题尤为重要。在河北省海兴县，我和当地果品公司、供销社同志一起，不辞辛苦地从县里骑自行车亲自到生产队下地看货，从早7点跑到晚7点，往返100多里路。那一年经我采购来的桃基本上没什么损失，这更使我认识到干好工作必须有责任心，作为一个采购员，要腿勤、嘴勤、手勤，而不能以老爷作风来干工作。

1979年4月，领导上又决定让我担任供销组组长。开始我顾虑很大，有三怕：一怕是供销组党团员占70%，我是一个资本家，怕说话不灵；二是怕供销工作比较艰巨，包括采购原材料、灰煤沙石、建筑材料、大小五金等，推销工作远达20来个省，四五百个县，眼前即有积压产品30多万斤急需推销出去；三怕自己年近7旬，行将退休，别弄得不欢而退。厂领导帮助我解除思想顾虑，让我放开手干。我承担这个任务后，好几天睡不着觉，考虑工作应从哪着手，什么是主要矛盾。经过分析，看到十几年来，供和销没有账目，是供销工作开展不利，造成产品积压的主要原因。对于如何大力推销更无从谈起；其次是应按“以销定产”还是“以产定销”这个问题没有明确，造成产销脱节经常发生矛盾。而供销工作的任务，必须做到使资金周转快、事事精打细算，增加积累，扩大利润。

抓住了主要矛盾，我一个个着手解决。首先我想到的是当了供销组长，更要处处以身作则，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我继续早来晚走，不但完成本职工作，还帮助发货上站、码垛以及搞卫生等等。我们厂来货大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而且都是鲜货，来了就得卸。我家住的离厂近，来了货，厂里常常到家里叫，正睡得热乎乎的给叫走了，我也毫无怨言。到了生产旺季，我就住在厂里。遇到问题，主动与2位副组长商量研究，从而博得了全组同志的好评。与此同时，我提出要求建立各项账目，例如：销售数量、销售金额要日清月结，进货合同、进货数量以及产品入库要有详细记载和明细账目，对库要进行盘点和验质验量，对库存要作到心中有数。通过清仓查库，建立各项账目，发现了产品积压的具体数量，及时考虑了解决积压措施，采取发信联系、电信联系，共发出信电300多件，不到二三个月，产品从积压到畅销而后出现供不应求状态。现在我们每个月、每个季度制订销售计划、采购计划，有每天出售情况分类账、入库账；有月报表、半年报表、全年报表，还有每月比去年同期销售情况对比表。这些表格一目了然，使供销情况作到心中有数。我们还建立了供销部门岗位责任制、仓库岗位责任制、五金采购岗位责任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根本改变了过去的混乱状态，组里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3个仓库获得了局和公司级的红旗库光荣奖状。另外针对生产与销售经常发生矛盾的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我根据市场的销售情况，提出了“以销定产”的办法来代替过去“以产定销”不合时宜的办法，得到厂领导和车间同志的支持，在全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1979年底完成2630吨的采购任务，比1978增加18%；推销任务完成了396多万元，比1978年增加20%；利润上缴增加25%。由于我们工作上贯彻了“一勤、二专、三调查研究”的原则，业务搞活了。1980年上半年营业额达240万，比1970年同期的184万提高了20%，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宣布资产阶级不再存在，我高兴得没法提了，我老伴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全家吃喜面庆祝。回想过去学习时，领导常常讲，认真接受改造，终有一天瓜熟蒂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时总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今天终于实现了。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解决了思想压力，填表时再也不用烦恼了。这个深刻的变化，使我切实认识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政策没有变。我们过去是爱国的工商界，现在是社会主义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期待我们在新长征路上尽心竭力为四化贡献力量，我们要比过去更听党的话、跟党走、搞好我国的四化建设。

现在，我担任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常委。1980年7月被任命为果脯厂副厂长。1979年，我还被批准加入了工会，1979—198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真是喜事一桩接一桩。这些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我有好几个“想不到”。想不到能有今天这么高的地位；想不到领导和同志们对我这样信任；想不到我能当上国家的主人。我又高兴又惭愧，索性把铺盖搬到厂里，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心扑在四化建设上，用我的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多做点有益的工作，以报答党对我的关怀和期待。

本文由黄逸民同志口述，南开大学边馥芹、贺娟、杨伟民整理。

（写于198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