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迪氏制药厂：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典范

2023-10-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伟迪氏制药厂虽然设在天津，但当时城市市场被洋药统治着，我厂的产品在城市无力和洋药竞争，而当时广大农村则缺医少药，农民生活极贫困，患了病也吃不起很贵的药。1932年，伟迪氏制药厂迁往安国经营。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伟迪氏制药厂已初具规模，有30余工人了。1946年伟迪氏制药厂又在北站外购得天津一新厂址，准备扩展业务，大干一场。1948年7月天津解放前夕，我去上海建立伟迪氏制药厂驻上海办事处。

许　钊

我生于1916年。天津伟迪氏制药厂成立于1931年，最早是由我的父亲许泽普（号伟迪），在天津与人合办的药店发展起来的。伟迪氏制药厂开始只有我们父子俩，用最简单的方法制造正痛片，然后送到药店寄卖，还到我的原籍河北省安国县，我叔父开的药店寄售。当时医药缺乏，市场上洋药价格昂贵，我们做的正痛片对伤风感冒效果很好，物美价廉，销路很好。

伟迪氏制药厂虽然设在天津，但当时城市市场被洋药统治着，我厂的产品在城市无力和洋药竞争，而当时广大农村则缺医少药，农民生活极贫困，患了病也吃不起很贵的药。我们制的正痛片对于农村的常见病效果很好，又很便宜，农民也买得起。因此，我们把销售对象面向农村。每逢安国庙会，全国各地的药商来安国买卖药材，叔父在和他们做药材生意时，也委托他们出售我们生产的正痛片。就这样渐渐地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地2000余家代理店建立了业务关系。1932年，伟迪氏制药厂迁往安国经营。生产的正痛片除委托别人寄售外，还经常派人骑自行车深入农村做推销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农村打开了销路，正痛片在农民中建立了信誉，经营很顺利。除安国外，在河南禹县（也是药材集散地）又开设了一个药店，用寄售赊销的办法把正痛片销往大西北，销路也不错。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伟迪氏制药厂已初具规模，有30余工人了。安国被日军占领，各地交通阻断，货币贬值，安国县的庙会规模也小多了，生意不好做，为此1937年底，我们把厂子又迁回天津。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伟迪氏制药厂又在北站外购得天津一新厂址，准备扩展业务，大干一场。但由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生产也无法扩大，只能惨淡经营以维持存在。

1948年7月天津解放前夕，我去上海建立伟迪氏制药厂驻上海办事处。天津解放时，上海仍然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当时上海与天津之间的电话、信件照样畅通，我从长途电话中听到天津解放后的情况很好，心中踏实了。心想解放了，战争将停止，社会将安定，这对我们的企业经营是十分有利的。

1949年4月刘少奇同志来天津，当时我还在外地，回津后我哥哥许子素对我讲刘少奇同志参加了天津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并做了报告，号召工人阶级分清敌友，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刘少奇同志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倾向给予了批判。同时肯定了他积极的一面，指出了光明的前途，鼓舞民族资产阶级努力发展生产。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很受鼓舞，决心大干一场。

当时，我厂在北站外买的厂房正在整修，新厂址面积约有700—800平方米，因一工人操作不慎造成电线跑电失火，生产设备大部分被烧毁，损失了几万元钱。为了恢复生产，安定人心，我们马上筹建新厂房，并派人专程去上海催办原订的机器设备。事故发生后，厂里的工会负责人找到我说：“工会已经做出决议，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使厂子能够尽快地恢复和扩大生产，我们工人的工资可以少发或暂时停发。”我们听了深受感动，觉得工人们通情达理，关心企业，真是大公无私。我们根据当时厂里的财力物力条件，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于是实行了工人工资一部分按月发，一部分不按月发的办法，并抓紧往上海催办设备，加速筹建新厂房。由于劳资双方的努力，新厂房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而且比原有规模更大，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

新厂房盖好以后，马上扩大了生产，投产麻黄素。生产麻黄素比较简单，我们自己购买原料制作片剂，直到1950年经过调整，由原料产地大同、多伦就地生产为止。

解放后，由于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的身体健康，医药卫生事业大发展，我们企业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加紧扩大生产。我当时想，越扩大越好，生产越扩大赚的钱越多。因此，解放后的三四年中，企业发展很快，职工人数增加到300余人。由于华北、东北等地区相继解放，社会安定，产品销路极好，一直供不应求。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黄金时代。

解放后，在党教育下，对钱本身不能生钱，剥削无理的道理开始有了认识。我担心解放了，工人翻了身，有共产党的领导，会和我算剥削老账，便一反故态，对职工采取了拉拢收买的手段，把工资改为折实，对老工人帅宝兴、张奇勋给以副理名义，为我卖力说项，并改善了工人的伙食和住宿条件，以此来缓和劳资矛盾。后来，由于厂里工会不断地健全对资方人员的教育，工作也逐渐加强，使我感到单用小恩小惠对付工人是不行的。于是，我便和我哥哥许子素以及资方代理人王锟、魏汉章商议，准备使全厂职工每人都有股份，这样既可以使工人更加卖力地为我干活，又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劳资不分，避免和我进行斗争。我们商议定了以后就去找工会负责人研究，结果遭到了严词拒绝，说我们是拖工人下水。我们又采取了按工资比例年终分红的办法，以缓和劳资矛盾，但也未达到目的。

1950年全国掀起土改运动高潮，天津成立了土改工作团。上级领导让我随工作团赴四川参加3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在这3个月中，我受到深刻的教育。(www.chuimin.cn)

从四川结束工作回津，正赶上抗美援朝。我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以消毒水、食盐片等药品支援抗美援朝，我们还捐献了一架飞机。抗美援朝刚开始时，我担心新中国刚成立，底子很薄，恐怕敌不过“大老美”。后来通过共产党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看到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群情激奋，激发了我的爱国心，愿意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后来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我心想还是共产党行，还是新中国有力量。

1953年初经政府批准，我担任了该厂副厂长职务，负责生产技术工作。那时年终利润的50%用来扩大再生产；30%按比例分红；20%为股东股息。1953年改为“四马分肥”，这一年分的特别多，分得钱后我认购了30万元的公债，认为这也是爱国的一个表现。当时买公债并没有指望还，因为国民党也发公债，但从来未还过，可是没想到共产党后来全部偿还了公债，这又一次使我认识到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1953年进行“三五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有抵触情绪，认为自己一身清白，没有问题。可是在河北区一次“五反”动员会上，区工商局局长点了我的名。我听了很反感，心想我有什么问题。不久，厂里进了工作队，把我哥哥许子素（经理）和厂长王锟隔离起来交待问题，仍然让我管理生产。当时我们并没有认识到本身的问题，总认为自己是个守法户，没投机倒把，也没有盗窃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对于偷税漏税也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在运动初认为政府搞“五反”运动就是为了摧毁私人工商业，为了要钱罢了，感到前途暗淡，对运动消极抵触。

在“五反”运动中工人们纷纷揭发我们的五毒行为，并给予严厉的批评。帅宝兴、张奇勋辞去了代理人、副理职务，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得到了改革。但当时我没有认识到“五反”运动的意义，只是一味地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要钱。于是我与许子素合谋，故意虚报偷税漏税金额，其数字大于企业所值，以为没收了资产就可以减轻罪责，一身轻快了。这样干的结果，给党和政府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当时的河北区工商局叶局长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对我讲解“五反”运动的决议和共产党的政策，告诉我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后来经上级派人调查核实，查清了我们偷漏税金的真实数目，只叫我退赔了3万元。我们大受感动，觉得工人们真是宽大为怀，对我们实事求是，既往不咎。这也纠正了我的“政府就是为了要钱”我逐渐认识到了“五反”运动的真实意义。它击退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刹住了对干部腐蚀拉拢的歪风，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

“五反”运动后，工人力量更加壮大了，组织也更加严密了，使我不能在企业中个人说了算，事事要和工会商议，处处要受工人的监督，十分不自由。那时我另一个哥哥许述农离厂另谋工作去了，代理人魏汉章也坚决要求去，使我感到人手少、工作多应付不过来，觉得必须增加私方人员。对此许子素、王锟也有同感，我们就在一起商量登报招聘人员。这事我们不敢和工人商议，就背着政府和工会私自登了报。工人们见报后，会同叶局长一起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指出扩大生产是符合国家政策的，增添人员也是可以，但不能擅自乱来。叶局长还嘱咐我们此事可以同投资公司商议。我们和投资公司商议后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给了我们一定数额的投资，还派来了王绍基、冯世昌等几位干部来厂协助工作。

与投资公司合营后，原希望他们可以派来干部担任领导，自己便可以推卸责任了。但是投资公司没有这样做，仍然以我们为主，他们协助。我感到这样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当时看到很多企业正在申请公私合营，我想还是争取早日合营好，这既是大势所趋，又可以争取荣誉，落个开明，减轻责任。合营后原料和销路也可以依靠国家，生产能顺利发展。于是我一再找当时的党支部、工会负责人吴玉琴表示愿意尽早公私合营。经他向上级反映并经政府批准，我厂于1954年7月1日公私合营了，合营后党对我们实行赎买政策，每年给予定息4万元。

合营后我一直担任副厂长职务，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反右”、“四清”时受到的批判，检查两次就“下了楼”，“下楼”后仍任副厂长，“四清”工作队一再鼓励我大胆工作，我也颇有点自豪感。自解放十几年来，我始终背着一个“进步”的包袱，认为自己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1954年就争取了公私合营，对政府政策总是积极拥护，也干过许多进步的事。如合营后，我把我住的香港路的房子200多平方米捐献出来办托儿所，我一家搬到长沙路居住；向遭受水灾的灾区人民捐款几万元；河北区办政治学校我捐献了4万元。再加上我能力全面，既懂业务，又懂技术。总之自己感觉处处比一般资本家强。所以在“四清”期间学习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这就是说，既有被迫接受改造的一面，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几句话的时候，感到很不舒服，觉得不符合我的情况，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面，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对于反动性的一面我口服心不服。后来在党组织和工人的批评教育下，才使我对反动性的一面逐渐有所认识，感到要把自己完全改造成为新人不是件容易事，要经过痛苦磨炼。在我身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等剥削思想依然存在，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温度等条件就有可能滋长，只是自己不觉得而已。

回顾起来，我是在党的教育下，在工人阶级的监督下，不断改造自己，不断增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逐渐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的。

本文由许钊口述，南开大学刘建国、赵农记录，天津市民建、工商联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

（写于1980年12月）

伟迪氏制药厂：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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