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上海资本家纷纷外逃，天津市场恢复正常

黄兆贵▽

1920年我出生在天津市一个普通的钳工工人家庭。父亲年轻时曾在外国人开办的船坞修理厂做工，后来他跟一个瑞典人学会了电机修理。那时，中国工业十分落后，懂这种技术的人极少，所以他靠这门技术逐渐改变了家庭的处境。他在比利时人开的电车公司里当上了电气车间的主任，每月挣工资70多元，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他把这些钱积蓄起一部分，到1932年，在我父亲的主持下，我大哥、三哥以2000元的资本开办了亚光电器厂。当时，厂房就是两楼两底的房子，收师徒各一人，仅有的几台机器是赊来的。开始只能修理一些电机、变压器；后来也制造一些小型变压器、电动机。由于资本小，利润不大，厂子的发展很慢，只是有两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才赚了不少钱。一次是1939年天津发大水，很多电机、变压器都被泡坏，我们的生意就好起来，一方面我们修了很多电机，另外有些坏得不能修的，我们就以很低的价钱买进来，经过重新装配后，刷上漆，又以新电机的价钱卖出去，赚了一笔钱。还有一次就是我们花了一万多元钱从拍卖行买进一批烧坏的电机，修复后卖了十几万元。经过这两次以后，厂子就扩大到30个工人，机器20多台。我们还花了四五万元盖了住房，生活一下子富起来。

我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中学辍学进了厂。刚进厂时，父亲对我要求很严，让我和工人一起干活，从头学起。以后，也慢慢帮助跑些买卖上的事。为了掌握技术，我到一位家庭教师家去专门学习电机理论基础课程；我还上了3年夜校学日文，后来能够看一些外国的技术书籍。在我21岁的时候，当了厂里的副经理，管生产和技术上的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民族工业技术落后，产品小，质量也不好；而日本和德国则大量输入他们的产品。电机方面，日本的“三菱”、“日立”基本上独占了中国市场，我们的产品很难卖出去，我们只好生产一些规格特殊、无法成批生产和小型产品。另外，就是降低价格，一台电焊机，外国的售价约400美元，我们的只卖200余元，用这些方法来勉强维持下去。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忙于打内战，搞得市场萧条，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我们厂的产品卖不出去，修理电机的户主也不多，厂子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我看办厂子在当时无利可图，就和六七个人合资办了个“永丰和”五金行，共有资本十来万元，我当经理。主要经营五金用品、电机电器等。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由于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我带了几台大型电机去上海。但上海一些资本家都在准备跑到国外去，而且上海的房价贵得惊人，一所够我们全家住的房子，光“兑底”就得一百四五十根金条，而我带去的几台大型电机一共才卖了十几根金条。上海已是这样，国外更不用说了。没有办法只好又回天津。

天津解放那年我29岁。我亲眼看见了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大力帮助工人，发救济粮、救济款。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不再相信国民党的那些造谣宣传。但是，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工商业者、小资本家呢？虽然解放军也出了安民告示，说是要保护工商业，但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

到了1949年底，天津的市场就恢复正常了。做生意的仍然安安稳稳地做生意，工厂、店铺越干越红火，我亲眼看到了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的可靠，慢慢也就放心了，办厂的心劲也越来越足。那时，我在厂里搞技术，想的是把厂办好，多赚钱，发展大些。另外，还想在技术上出点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厂子抓得很紧。当时，由于全国都在恢复生产，大搞建设，对电机、变压器的需要量很大，我天天都干十多个小时，产品还时常脱销。1950年，我们改成专门生产变压器了，年底，厂名改为“亚光变压器厂”，我任技术厂长，大哥管经营，三哥在区工商联参加社会活动。

当时，厂子赚了不少钱，便添了一批设备，有五台缠线机，一座干燥炉，一台纱包线机，还有不少试验仪器仪表。工人也增加到50多人，生产的原料主要来自东北。那时，东北有一批日本人扔下的废变压器，当地的老百姓把那些破烂砸开，取出矽钢片、铜丝，卖给跑单帮的商人，这些商人再运进关来卖给我们，价钱很便宜。用这些材料我们做了不少变压器，都是10000伏电压级的，容量在5—200KVA之间不等。

记得是1951年，我们给保定发电厂做了一台1500KVA的变压器，电压是3.31千伏、10.4千伏的。那个时候，这么大的变压器我们没有做过，天津市的电器行业也从来没有做过，上海的生产水平比天津高，也不过能做100KVA左右的。我们想办法做成了，是我独立设计的。做成之后心里十分高兴，市委也很重视，我们的厂在那一年被评为一等模范厂。当时天津私营工厂被评为一等模范厂的只有两家，一家是我们，另一家是恒源纱厂。在市委召开的劳模大会上，给我们发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几个大字“劳资团结创奇迹”。对我个人、对我们全家来说，那个鼓舞是很大的。

那一年生产发展快，利润也赚得多，后来资本家都说那是“难忘的黄金时代”。在利润的刺激下，我们生产的劲头很高，一方面抓厂子生产，不断扩大订货，扩大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用心钻研技术，白天在厂子里忙，晚上回家就读国外著名制造变压器专家的著作，虽然这样也不觉得疲倦。学的东西对我们后来生产的设计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们厂生产的变压器质量比较好，产品在商业部有注册商标。这和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是分不开的。

当时与工人的关系上只是想一定要和工人搞好关系，少找麻烦，目的是为了多赚钱。当然在作法上也采取了一些对工人有利的措施。如在劳资协商时，对工人的要求尽可能的让步，厂里拿出钱来给工人搞福利。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我们厂的工人办了个舞会乐队。厂子和工会拿钱买乐器，乐队搞得挺有名气，全天津都知道这个亚光变压器厂的乐队，哪里办舞会都请他们去伴奏，工人挺高兴，我们脸上也光彩。

那时认为厂子是自己的，赚钱多了，我们理应支用。所以我们全家的开销仍然随便从厂子里拿，从未记过帐，一家几十口人花钱也没有限度。可是工人的工资还相当低。那时，工人中熟练的师傅一个月工资40—50元，徒工工资10余元。

1952年“三五反”运动开始了。1月份听了动员报告后，自己没引起注意，认为和我没多大关系，没把它当成一回事。所以自己该干嘛还干嘛，既没有认真领会政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思想上毫无准备。

到了2月份运动到了深入阶段，就搞到我们头上了。五反工作组开会批评我们，叫我们交代五毒行为。当时，我们厂偷工减料的行为是有的。比如变压器内部的线圈层绝缘用一般牛皮纸代替电缆纸，用马尼拉纸代替电工绝缘白板纸，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这样线圈的绝缘耐压性能降低，产品质量下降，给用户造成损失。另外，有时也用废旧材料冒充新材料。这些都是五毒行为。但是，当时我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共产党是变相没收我们的厂子。

那时形势很紧张，报纸上、广播里天天在揭发某某资本家犯罪，某某资本家被捕法办。我们十分害怕，甚至准备进监狱，连衣服都整理好子，准备法院一来人就跟着走。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就随大流了，信口开河地交代了20亿元赃款。其实那时厂子的全部财产算上厂房，也就值20多亿，光想着过关，也就顾不上财产了，厂子也不打算要了，有点什么联系得上的就交代“坦白”。算来算去算了23亿多。开始定成“半守法、半违法户”。工作队认为我们交代得彻底，在全市电气行业的资方人员五毒行为交代会上让我当组长，带动其他资本家交代，前前后后学习了约两个月。但是思想上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临到结束了，一位参加搞“三五反”的市委干部在电业同业公会办公室问我：“说心里话，你交代这么多问题，心里头觉得冤不冤？”我答了一句：“精神上是偷了，实际上没偷”。结果被批评了一顿，又让我回南开区重新学习。

真正教育了我是在运动末期，政府认真算了帐，定了罚款3亿元，我们定为“基本守法户”。我们才懂了政府搞运动不是要没收我们的厂子，而是为了教育我们资本家，要遵纪守法，老老实实做生意，不能再干旧社会那些坑人害人的事。但是在以前，总是认为政府要整资本家，在运动中想法是：不就是因为有钱才挨整吗？交代的时候，就尽量多说，把钱都交出去就完了。所以，在一段时间中曾不想干了，想辞职，想凭自己的技术去找碗饭。行动上，就在报上登了广告，应聘专业技术员，想推掉职务不当这个资本家。结果，区委书记王郁文知道了，他批评我：“三五反运动没把你教育好，倒把你教坏了。你们这种人，只要好好经营，发挥专长，不再犯五毒行为，前途是光明的，怎么能自己躺倒不干呢？”后来实际情况证明他的话是对的，作为一个资方人员只要好好接受改造，奉公守法，把自己的才能拿出来搞生产，政府还是欢迎的。

“五反”中，最使我受教育的是那样一件事。当时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车子零部件淬火技术不过关，他们准备采用一种盐溶炉淬火的新设备，把制造这种盐溶炉变压器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一边接受批斗、过关；一边设计、搞试验，3个月内就试验成功了。不仅解决了天津市的自行车质量问题，而且这一技术推广以后，全国许多行业都来学习，订购这种盐溶炉变压器。所以，我们也为全国的工业发展作了一点贡献。对于这一点成绩，区委不止一次在南开区对资改造会议上公开进行表扬。大哥在1951年还接到了毛主席签名的请帖，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毛主席。这件事，对我个人的触动很大，进一步认识到了政府对工商业者政策的伟大正确，进一步接受改造的信心更足了。

“三五反”以后，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我们那时是和天津信托公司、天津交电公司联系的加工订货，厂子发展到100多工人，机器设备也增加了，1953年厂里还给工人建筑了20间宿舍。工会提出设一个公方厂长。这种情况当时在天津还很少，很多资本家都怕影响资方的三权（人权、财权、工厂管理权），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认为有一个公方厂长，对于解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有好处。一来，政府有什么政策规定，对我们的经营有什么看法，我们可以通过公方厂长尽快了解；二来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好和代表政府的公方厂长及时商量，特别是在劳资关系上，我们可以避免和工人直接接触。这样，在经营中省掉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从那以后，厂子在管理上也改变了，首先给我们兄弟3人都定了工资，每人人民币182.03元，是按工会提出的资方工资不得超过工人最高工资的1.5倍。从此我们不再随便到厂里支钱用了，家里人由厂支付一部分生活费，弟兄几个分开过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比以前要紧一点，可是和工人比，就好得多了。

在当时进行的总路线教育中，通过学习，对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工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解逐步加深，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是非走不可的，让人推着走，不如自觉地接受改造，接受工人阶级监督，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

厂子的生产改为加工订货后，利润减少了，我就想办法改进工序，和操作方法，提高劳动效率。例如过去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之间是用云母绝缘的，这种绝缘方式很落后，云母成本也高，而且还必须用手工一片一片地揭开，再粘成大张，很费工。在国外，30年代就不用这种方法了。我就改变设计结构，把这种绝缘方式改为绝缘撑条形成油道，既降低了成本，又增强了绝缘、耐压、散热性能，还节省了工时，提高产品的寿命。原来光是粘云母片就要20来个女工，改进后，这20来个工人就到其他工序上去，劳动效率大大提高。(www.chuimin.cn)

在技术上，我还有许多新的改革。例如变压器油箱过去都是方形，既费材料和变压器油，机械强度也不好，我改成了椭圆形，这一改进在全国是占首位的。过去变压器油管的弯曲成形是装上沙子用火烧，不仅劳动强度大，成天烟熏火燎，而且规格质量不易一致，也不稳定。我就设计了一台变管机，用机器加工代替手工弯管，质量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工人很高兴，自己同工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我对技术特别喜欢钻研，也较大胆，敢去碰别人不敢碰的问题，那几年我是一头钻到技术里头，不管什么样的变压器，只要是别人需要的，我就试着去搞。其他厂不愿意搞的，我也搞，常常独自设计到深夜一两点钟。前后一共设计过三相自偶变压器，广播电台调幅变压器，塞流线圈、炼钢厂不带线芯大型涡流圈、无轨电车用的三相变六相整流变压器、炼钢炉变压器。小型的有：屠宰厂用来电猪的变压器，煤球机上用的变压器等等，共有好几十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感到有干劲，精神愉快，一直到公私合营，都处在这种思想状况之中。

公私合营，对每一个资方人员都是个严重的考验，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必须过好这一关。在1956年全行业合营前，我曾想说服大哥，和中国建设公司（国营）合起来，按“四马分肥”的办法分红，脱掉“虱子袄”图个一身轻快。可是大哥觉得办厂那么些年了，很不容易，对厂子有感情，不愿意交出去，结果没合营。到了1956年我厂在生产上也遇到了困难，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当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厂里原料不足，任务少，利润低。每月开支和发工资都困难了。所以大哥也改变了思想，随着形势自然而然地就合营了。合营后，我仍当技术副厂长。

合营的时候，厂里的资本约4万多元，我们兄弟5人每人一份，不到8000元，定息每人每季拿80多元。

合营后，自己松了一口气，认为资本家这顶帽子总算是摘掉了，自己也是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劳动者了。1956年我想入工会，没实现。我当时不懂，为什么不能入工会？后来通过学习才使我懂了，成份是不随企业所有制的改变而改变的。

刚合营时，就赶上天津市委重点抓60万台双轮双犁的生产。市委要求我们在20天内完成4台盐溶炉变压器和两台中温炉变压器。按照我们厂的生产能力，需要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所以自己觉得没有把握。但是市委工业部领导同志对我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为支援农业而下达的任务，它关系到工农联盟。我想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也是我为祖国贡献才能的时候了。于是我就动手搞设计。经过一个通宵完成了图纸设计，第二天投入生产，15天拿出了产品。那时候工人的干劲很大，吃住都在车间里，我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和质量上不出问题，也和工人一起干，一直到产品出厂，向市委报了捷，才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事，我们厂、我个人都受到市委的表扬，报纸上也刊载了我们的事迹。这年11月份我还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还和毛主席、刘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合影留念，这在我一生中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了。

在我当技术副厂长的一段时间里，有职有权，技术上的事我能作主，所以工作起来心情很舒畅。党和政府对我信任，我也千方百计在技术上发挥作用。1956年，我还根据国外的有关资料，结合我国电器工业的特点，设计了瓦斯继电器，这是变压器的一种保护装置，在变压器发生严重故障前能自己报警，情况紧急时还能自动切断电源，能防止变压器发生事故。这种产品过去天津没有生产过，试制以后，《天津日报》作了报道。

我们国家铜的资源比较缺，50年代帝国主义又对我国封锁禁运，所以我在1957年就设计了一台以铝线代替铜线制作的100千伏安变压器，这是我国第一台。以铝代铜，为节约铜材，降低变压器成本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是变压器制造工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1957年底，我设计了一台5600千伏安的大变压器，这在当时天津是最大容量的变压器，以后我又陆续设计并制作了7500千伏安、10000千伏安、15000千伏安、20000千伏安的几种大容量变压器，最大的是一种110KV、38.5KV、11KV、20000KVA防雷三线圈油浸风冷电力变压器。

1958年11月我被任命为工程师，虽然不再担任副厂长职务，可是由于我能专心搞技术，所以还是高兴的。

1957年在天津的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我们厂生产和1800千伏安变压器，是吊芯解剖展出的。毛主席在视察这个展览会时，很仔细地看了这台变压器，并且详细地询问了变压器的生产过程。当他得知我们厂是一个100多人的小厂时，赞扬我们是小厂办了大事业，是小鸡下大蛋。在这一年里，我当上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我父亲肺癌到了晚期，已经病危，我在家中很焦虑，对运动无暇顾及。一个记者找我问我对公私合营企业中领导权问题的看法时，我对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企业中私方人员的威信下降，真正有力量管好企业的是公方，是国家。特别是工人们都比较倾向于听国家的，听公方的，在这种情况下，私方人员应该有自知之明。同时，国家的计划经济领导私营经济这也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潮流，不应该退回到资本家管理的旧时代去。

然而，政治运动的风浪到底还是冲到我头上来了。60年代四清运动中我被扣上“反动资本家”、“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长期挨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抄了家，把我下放到砌炉组干活，和小伙子一起搬砖砌瓦，时常还要挨批斗。这样的日子长了，也就悲观起来，认为可能熬不到头了，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有些事情也鼓起了我生活的勇气，在多次批斗中，工人们了解我这个人，所以从未打过我，私下还对我表示同情。可见工人是通情达理的。对于好、坏、善、恶心里是有数的，因此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那种日子一过就是6年。6年中，我没有放弃钻研技术，只要一有空，我就找技术书籍来看，1972年8月厂领导把我调到天津电机变压器修配厂做工程师。

初到厂时，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生产很不正常，产品质量低劣，变压器渗漏严重，可是自己对这些现象无能为力。工厂安排我管试验室工作，我也只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工作。有些自己看准了、有把握的事，才向领导建议加以改进。例如1974年，我们厂生产的变压器有10%左右变压比不合格，返工现象严重，部分产品出不了厂，影响银行贷款，我提出把对线圈变压比的测试改在装配前，这样不合格的线圈可以及早查出，使装配出来的产品合格率能大幅度提高。自己和工人一道搞出了白色匝数试验仪，这样一来，问题立即解决，消灭了因变压比不合格而出的质量事故，一次合格率大幅度上升，稳定了生产。

在那几年，我尽我的力量在厂里解决了防爆试验问题，提高耐压问题，防止机身受潮等等，编制了整套防爆变压器的加工操作、工艺守则。但厂里的生产情况仍然改进不大。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但由于过去人们的思想被“四人帮”搞乱了，只顾产值不顾质量，以致我们厂的产品在1976年、1977两年全国变压器质量评比中都是等外品。

1978年，领导为了解决变压器质量问题，给我配备了一位技术人员专门抓质量管理，两个多月后，出了10台315千伏安变压器，正赶上全国质量检查，被评为一等品，占全国第一。

1980年5月31日，我的问题解决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我的那些诬蔑不实之词被撤销了。6月，重新任命我为技术副厂长，负责抓全面技术管理。恢复工作后我着手抓110千伏变压器的质量管理。这种变压器电压高，容量小（110千伏安），制造过程工艺要求高。几年来，合格率一直在40%左右。我主动召集工艺人员、设计人员分析原因，找出差距改进措施。到6月底，产品一次合格率就从过去的40%提高到80%。今后我要继续改进不合理设计部分，争取实现一次合格率提高到100%。

过去，我们厂的产品特色是铁损耗低，低于国家规定铁损耗的20%，我准备进一步把铁损耗再降低于国家铁损耗标准的40%的水平，充分节约能源。另外，为了使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准备吸收国外变压器的充氮技术，提高抗短路事故性能，另外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变压器铁损耗低的特点，用新的结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性能来创出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型变压器，争取在短时期内打入国际市场，发挥我应有的作用。

本文由黄兆贵口述，南开大学樊晓林、张长燕、刘兰芬记录，天津市民建、工商联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

（写于198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