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配售的办法是按口计量,凭证购买。三月底前配购证准备完毕,全市同时发放。在发放配购证的同时,进行选择配售店的工作。由于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杜绝漏洞,所以在配售期间未发生任何性质严重的舞弊事件。我负责配售业务,同时仍兼任市府第三科科长,工作繁忙,难于应付。......
2023-10-14
在1952年“三五反”运动中,由于景毅廉洁勤奋而被黄敬同志誉为“党的模范干部”。“三五反”运动是党取得政权后第一次对党的队伍进行的一次全面考察,为了防微杜渐,审查极其细密,包括使用公家信封信纸写私人信件都要作检查,要提高到公私不分的高度来认识。而景毅就连这类点滴的问题也没有,可见律己之严。解放初期,财政局掌管接收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的财产物资,并负责审批分配给有关单位使用或对外拍卖,景毅作为财政局局长没有利用权力为自己和本单位批过一草一木。他常说:“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占,这是对党员的起码要求。而作为领导干部,还要有群众观点,对占便宜的事,即便不违反政策,群众可以办的,你是否能办也要慎重。”记得1952年海关要处理一批走私没收的自行车,海关告诉景毅可以买一辆,价格只一元人民币。景毅没有要,他说:“这种脱离群众的便宜事,我们还是不占为好。”一次,有一批进口手表要处理,景毅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想买,由秘书向他反映了这个要求,景毅说服大家,不要利用工作便利为自己谋好处。后来机关有的人通过其他渠道买到了,景毅身边工作人员无一人去买。
景毅历来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安排干部,从不任用个人亲属。解放初期,天津市需要大批干部,外地干部进城的很多。有不少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和老部下要求景毅安排他们到天津工作。这种事对景毅来说,既不难办,也不违反政策,但景毅说:“哪个人适合在哪里工作,天津市需要从哪里调干部,这些都应该由党组织去统一考虑,亲戚朋友找我,我都让他们去找组织,由组织上考虑。”由于他坚持组织原则,得到亲朋的理解,后来极少有人再找他要求安排工作。就连女儿从河北中医学院毕业后,他也没有安排她在天津市内工作。
景毅从进城任财政局局长开始,组织上就给他配备了汽车,但他很少乘坐,尤其是在财政局、财委、建委工作时,上下班常常骑自行车。他说骑车有好处,于个人可以锻炼身体,于工作可以便于接近群众,对国家有利于节省开支。他任建委主任期间,经常骑车到重点工程工地现场指导工作,尤其是星期天,他一定要去工地。1953年夏天修建吴家窑大街水泥路,他就每周至少必到一次,检查工作,向工人干部了解情况,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他骑车上下班,随时随地搞调查研究,机关传达室就是他上班前下班后常去坐坐聊天的地方。他说:“传达室是个消息灵通的地方,机关内部的很多情况可以在这里反映出来。”所以他到机关上班往往不是先进办公室,而是把自行车一放,先到传达室坐一坐,与门卫和管理人员谈谈,等上班的同志们到的差不多了,他才到办公室办公。对他骑车上班、下工地的做法也曾有个别人持不同看法,但被多数人尤其是广大群众所称道。1956年在选举市委委员时,市委某工委的一位领导就提出,景毅同志的这种做法不是方向,不值得效仿。但很多同志当即对景毅同志这一做法表示充分肯定,指出,景毅同志这样做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党性和思想境界的表现。景毅同志这种作风深深影响着与他共同工作的一大批人。当时在建委任处长和总工程师的同志,后来大都提拔到局级领导岗位,但很多人仍然保持着骑车上班的好传统。现年70多岁的于锡忱同志,担任水利局总工程师20多年,一直骑车上班,他说:“这个好习惯是景毅同志传给我的,真是终生受益。”
在3年困难时期,景毅患了严重的浮肿病,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在家里我和孩子们都尽量节省主副食,让景毅吃饱。那时身边的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几岁,都在上学,是长身体的时候,但他们都知道让爸爸多吃些,景毅总是把乾的分给孩子们吃,一家人就是这样共同分担着困难。虽然如此,景毅不让对他特殊照顾,即使是政策允许的待遇他也不轻易接受。有一段时间,机关行政管理局在遵义道开办了一个特需商店,为省市领导干部购物提供一定的特殊照顾,后来在景毅的建议下,取消了这个特殊商店,只保留特供点,为更多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提供特需服务。(www.chuimin.cn)
“文革”中景毅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被强加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重要成员”、“深泽叛徒集团总头目之一”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冤案达10年之久,并株连家属、亲友及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才全部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之词,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消息传来,他情绪非常激动,他的情思又回到了几十年来为理想而奋斗的工作岗位,又回到并肩战斗过的同志们中间,又凝聚到天津市几百万人民群众身上,他反复念叨着他的思念,他是在想再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有生之年,毕竟他那时只有60多岁,对一个健康人来说,这正是发挥余热的一个新的人生历程的开始。但是,他却因“文革”的迫害百病缠身,无法再实现一个老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梦想。他的痼疾久治不愈,于1985年3月15日不幸逝世,过早地离开我们,终年72岁。
作者简介:吕鸿尊为宋景毅夫人,系原天津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已离休。
(宋造民、王悦珍整理,徐秀珍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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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在天津历史上曾有“会馆”、“同乡会”约20余家,最早的会馆为清乾隆四年建立的闽粤会馆。因此,天津早期的行会产生于会馆,经历了一个先“同乡”后“同业”的历史发展过程。天津的公所与早期的会馆相比较,有成文的组织章程,对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公所也就是一个代表某一行业的“同业公会”,天津市第一个具有同业公会性质的工商业组织是“钱号公所”。......
2023-10-10
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只见码头上已有不少热情的人前来欢迎,还有“欢迎灵甫舰海军人员起义来解放区”的标语,我们内心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接着天津警备区开来的大客车,把我们接到了天津警备区招待所,住上了三人一间配有沙发、电话的高级房间。天津警备区的左参谋长还特为我们举行了宴会,热情赞扬我们正义举动。......
2023-10-14
“七七”事变爆发后,驻平、津的中国军队相继撤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但日军开始武装占领天津,七月二十九日午夜一点钟,日军开炮,首先轰炸河北省政府与南开大学。柳猗患伤寒未愈,抱病与钰生兄及文科师生抢救文科图书设备,并护送人员、物资离开八里台,避入英租界。我带着四个幼小的儿女留居在沦陷了的天津,这是我生活中最苦难的岁月。战争,使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充分暴露出来。......
2023-10-14
1988年市八届政协委员会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何国模,副主任4人:吴廷璆、乔维熊、谢天培、杨大辛,委员共24人。天津市政协据此也逐步地开拓了文史资料工作的新领域。1991年天津政协文史委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联合拍摄了《话说老字号》天津专集,共4集。同时制定了本届委员会的五年工作规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对这一提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推广到全国。本届委员会共编辑出版专题史料6种,共190余万字。......
2023-10-10
1968年3月9日上午,父亲含冤死了,时年57岁。“检查”中记述了父亲曾被几个房管站的造反组织揪斗、关押,仅1967年6月15日至19日,父亲就连续5天5夜被批斗,被从楼梯上往下推打、用皮带抽、木棒打头,打得口鼻流血,身上伤痕累累。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等150多个单位送了花圈。凡是受王明同志冤案株连的家属、子女、战友及亲属,应全部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2023-10-10
1959年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天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开始起步。当时尚未成立正式专业机构,由秘书处负责抓此项工作。到1961年秋,在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期间,成立了河北省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会每年召开一至二次会议,听取工作报告,研究确定工作计划。在沦陷8年期间,天津发生过许多地下抗日的事迹,革命青年及爱国人士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以上这些文稿写成后陆续送往全国政协,分别在......
2023-10-10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天津学生立即响应,北洋大学学生与各大、中学学生一道,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在游行队伍中,北洋大学的队伍居于最前列。在学生“双十”大游行的主要领导人中,在反抗日本人在福州杀人事件游行中,北洋大学同学的代表都是其中的重要骨干。此外运动中的主要力量陈泮岭等又被学校开除。“五四”运动大大激发了北洋同学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
202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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