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军阀的祸国殃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23-10-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民意报》属于老同盟会，主其事者为赵铁桥、李元箸和杨杏佛。一九一三年袁世凯迫害民党人士时，在京的亲友和同志，均无法留京。一九一七年我当选为顺直省议员。表面上自我标榜清高，骨子里却在一手拉军阀、官僚，一手拉银行老板，从事于生财有道的投机生涯。由民国初年迄全国解放三十余年，在我的糜烂生活中年积月累、亲身经历及耳闻目睹不少有关官僚、军阀和买办、资本家的内幕轶闻。

齐协民

黎段府院之争——倪嗣冲和王郅隆——邀齐白石来北京经过——安福俱乐部操纵的国会选举——孟恩远杀妻经过——张怀芝与张作霖言和——梁士诒输钱讨好张作霖——潘复嗜赌成性官运亨通——信和银公司生财有道——张弧秘密离津内幕——蒋介石与靳云鹏的勾结——亲日派组织大亚细亚协会——宋哲元出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整顿北平电灯公司——徐世昌和靳云鹏的卖国方案——张弧进关的前后——曹汝霖与天津银行界——曾毓隽金蝉脱壳——任援道投靠军统受到庇护——华北伪政权的咨询委员会——靳云鹏痛骂张廷谔——孙殿英又摇身一变——齐燮元的汉奸下场——孙连仲的利济公司

我的曾祖、祖父，都是前清的官僚，我父又是多年的浙江省余杭、归仁和钱塘等县县官，清末还当过宁波府的知府。我父卸任后，家道逐渐中落。我从杭州鹾务小学毕业后，得我舅父康绳武及其同僚刘某的资助，进入上海尚贤学堂读书，学堂是美国人李佳白开办的。那时学堂里常有孙中山先生宣传“排满复汉”的小册子，我又受到徐锡麟和秋瑾二烈士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所影响，思想上也在蕴育着一种民族民主的革命精神。故此，常在于右任主办的《民主报》上投稿，鼓吹革命。不料这事为我父知晓了，他认为我家世受皇恩，反清实乃大逆不道之事，随即迫令我退学回杭。

一九一一年我藉祝贺外祖父六十寿辰之便，随母亲北来。时值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全国响应，革命浪潮汹涌，我就去北京求我姑母（逊清帝师李鸿藻之长媳），托其夫弟李石曾代谋工作，以期跻身革命队伍中。不久，李石曾先生就介绍我为天津《民意报》的驻京记者。《民意报》属于老同盟会，主其事者为赵铁桥、李元箸和杨杏佛。杨杏佛与我同住在永光寺中街的京社里，由此熟稔，后又经杨介绍，我担任北京《民命报》的主编，同时杨还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迫害民党人士时，在京的亲友和同志，均无法留京。如李石曾已赴法，杨杏佛已离京即将去美，赵铁桥也首途南下。我正在犹豫间，忽接杨杏佛、李元箸由沪转来孙中山先生给我的委任状一纸，并附有杨的手书，略谓：“孙总理密谕，派吾弟任欢迎国会团总代表，希速欢迎我党议员星夜南下。……”正在我分批暗送议员南下之际，事被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侦知，下令通缉，幸赖表兄康士铎得信较早，暗示我急速逃亡，我迅即跑到天津，旋又买舟去大连。抵大连后得悉孙中山先生讨袁失败，已去日本。我在大连住了约半载，举目无亲，生活困难，遭此波折，意志消沉，悄悄返涿县，避居于外祖父家中，从此与同盟会断绝了联系。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我重入都门，由前法制局参事姜澧兰邀充《民生报》总编辑，接受黎元洪津贴，替黎作宣传。此后不久，我又办了《太阳周刊》，接受冯国璋津贴，也替冯作宣传。我就凭藉这两个刊物作媒介，与当时政界人物经常交往。一九一七年我当选为顺直省议员。张勋复辟之役平定后，冯国璋进京代摄大总统，发表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因我替冯国璋作宣传有“功”，由杨庆鋆介绍认识了陈光远，被陈委任为江西督军公署驻京办事处处长，后又兼任江西涂家埠统税局局长。我一身兼三要职，又控制有舆论机构，这才感觉到官爵、金钱和地位之可贵，更助长了我升官发财的欲望。(www.chuimin.cn)

我在政界混了一个短暂时间，又转向了投机倒把赚大钱。为达此目的，我一面广泛地结交权贵显要，一面与经济界闻人深相结纳，以谋求内幕情报、政情变化的经济支持。从此我开始与军阀、官僚和巨商、买办之流，及其内线、外线人物，频频酬应，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一九二〇年七月爆发了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段祺瑞下台，安福祸首被通缉，我这个议员也随之去职。一九二二年，陈光远因遭曹（锟）吴（佩孚）之排斥，江西督军垮台，我驻京办事处的牌匾自然也摘掉了，江西涂家埠统税局局长职，我也只得让位。几年来鉴及宦海浮沉，人心险恶，故此，我随着陈光远回到了天津，住家在英租界，开始过那优游自在的生活。表面上自我标榜清高，骨子里却在一手拉军阀、官僚，一手拉银行老板，从事于生财有道的投机生涯。我在客厅里，自书对联：“托意在经济”，“忘形向友朋”。凡是军阀、政客、买办以及银行经、副理、财界知名人士，不管他们是台上台下，也不管他们是哪党哪派，我一律广为结交。当然，我也有个分寸，不够“身分”、没有名气的人，我概不欢迎。陈光远是个拥有巨资的下台督军，他一到津，就震动了天津的经济界。因为我和他的关系很深，有些头脑人物，就想以我为桥梁，通过跟我交上朋友，再接近陈光远。或请他投资，或拉他存款，或与他合资经营，也有些人烧他的冷灶，备为他日后东山再起时有所借重。这样，我家便门庭若市，宾客往来，旧友新交，竟日络绎不绝。后来我家竟成了一个无名而有实的“家庭俱乐部”。

我的住宅虽非高楼大厦，但客厅、饭厅和休息室也有七、八间之多，利用原有条件，本着“山不在高”之意，尽量布置得窗明几净，设备齐全。为了“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我雇用了名厨，备有美酒、佳肴，满足宾客的需求。此外，我准备了象棋、围棋和各种赌具，还有上等烟土，供来客们玩乐和过瘾。来客们聚赌我不抽头，携妓来玩我也不拒绝。我抱定不参与政治，不得罪朋友和不吝惜金钱的主意，表面上与人无争，无所求于人，所以后来备受宾客们的赞许。他们有什么事也不瞒我，我只要从他们的闲谈末论中得到一些消息或线索，以便预测政情动态，下手投机倒把就行了。不仅我个人目的如此，就是那些熙来攘往的有闲和在位的政经界人士们，也莫不各怀鬼胎，各有打算，名利尽在不言中。

我这个“家庭俱乐部”的出现，适应了某些军阀、政客和买办的要求，从一九二二年起到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余年之中，政局变幻不定，但我这个“家庭俱乐部”的座上客始终不衰，不过根据不同时期，聚集的人物有所变换而已。

由民国初年迄全国解放三十余年，在我的糜烂生活中年积月累、亲身经历及耳闻目睹不少有关官僚、军阀和买办、资本家的内幕轶闻。兹拉杂写出，一鳞半爪，俾供参考。

官僚军阀的祸国殃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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