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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设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摘要】: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成立的,一九四五年迁往上海,曾派人常驻天津,后计划设立分公司,因面临解放而未果。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后,这四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都被人民政府接收,除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改称为中国保险公司恢复营业外,其余三家都宣告结束。

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四行两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这七个机构,其中经营保险业务的有中国银行的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交通银行的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农民银行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和中央信托局的保险部。这四个保险机构,以中国产物历史最久,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天津分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在沦陷时期仍照常营业,抗战胜利后更见发展。中央信托局于一九三六年开始成立保险部,但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在华北开始经营保险业务。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成立的,一九四五年迁往上海,曾派人常驻天津,后计划设立分公司,因面临解放而未果。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历史较短,一九四五年在天津设立了分公司。

在天津开业的这四家公司,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独家承保敌伪产业处理局所接收的大批敌伪物资,用分保方式分给其他三家公司。以后把接收的工矿、企业保险业务也同样办理。中国产物有中国银行的进出口结汇业务,因此开展保险业务的基础较好。太平洋虽也有交通银行的进出口结汇业务,但不如中国银行那样广泛。中国农业的业务则更不能与中国产物和太平洋相比拟。总之,这四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在业务上是压倒各民营保险公司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后,这四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都被人民政府接收,除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改称为中国保险公司恢复营业外,其余三家都宣告结束。

天津市华商保险公司,从民国初年经营以来约有四十年的历史,在这整个过程中,由于时局多变,在业务上始终不能与外商抗衡,历尽沧桑,挣扎图存。解放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公司仅有四家,这充分说明了天津市保险业的凋零状况,也是我国整个保险业的缩影。

安福系头目和佛教的关系

安福系头目段祺瑞,笃信佛教,因而影响安福系的许多军阀政客也都信佛。段在天津日租界的公馆里(今鞍山道中学),设有佛堂。日本帝国主义也曾利用日本佛教僧人拉拢安福系军阀。日本东密宗僧人吉井芳纯,曾在日租界设立金刚寺,成立中日密教研究会,请段祺瑞担任会长,王揖唐、高凌爵任副会长,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任理事。

由于安福系的军阀政客积极从事佛教活动,有些人就以佛号给他们起了一些绰号,既可说是对他们的恭维,也可说是对他们的讽刺。据我记忆,一些人的绰号是:段祺瑞叫“释迦牟尼佛”,叶恭绰叫“迦叶尊者”,徐树铮叫“阿难尊者”,曹汝霖叫“观音菩萨”,陆宗舆叫“文殊菩萨”,章宗祥叫“普贤菩萨”,段芝贵叫“地藏菩萨”。又,董康、朱深、黄郛、王揖唐、张弧、吴光新、王祝三、倪嗣冲八人号称“八大金刚”。(www.chuimin.cn)

李慈佑

【注释】

[1]公证行的主要业务是接受进出口商的委托,代为检验进出口货物并提出鉴定书;也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办理水、火险的验残理赔事宜,向委托的进出口商或保险公司收取手续费。

[2]共同海损,系指船舶或货物在航运过程中因遇海难或其他意外事故,船主为挽救船舶及货物的共同危险,采取合理措施(如抛去部分货物、拆毁船舶部分设备等)而引起的损失。这种损失,根据理算机构编制出的“共同海损理算书”,由保险公司摊付一定数额。

[3]再保险,俗称分保,即保险公司将承保的保险业务中的一部分保险责任,转让给另一保险人承担,发生事故损失时,由再保险接受人负责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