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天津学生立即响应,北洋大学学生与各大、中学学生一道,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在游行队伍中,北洋大学的队伍居于最前列。在学生“双十”大游行的主要领导人中,在反抗日本人在福州杀人事件游行中,北洋大学同学的代表都是其中的重要骨干。此外运动中的主要力量陈泮岭等又被学校开除。“五四”运动大大激发了北洋同学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
2023-10-08
(一九四六——一九五二年)
北洋大学的名称,自迁往西北后,表面上即已消失,经过几次的分合改组,过去学生俭朴苦读的美德逐渐澌灭。各地校友慨然于母校之渐入沉沦,共图复校,一再呼吁,并向教育部多次陈请。一九四一年校友在贵阳开会时,会场对教育部之颟顸玩忽,表示十分激愤。大会决定由校友自办私立北洋工学院,当场即推定校友曾养甫、孙越崎为筹备委员会正副主委,李书田、茅以升为正副院长。李书田即辞脱临时担任之贵州农工学院院长职务,就任筹委会总干事,加紧进行。这实际是对教育部的一个讽刺。教育部见此情形太失体面,才急将英士大学改称北洋工学院,私立之议遂行搁置。至一九四六年一月教育部令准北洋大学复校,并充实原来的筹委会人选;次月复聘定王宠惠、王正廷、陈立夫、何杰、卢思绪、钱新之、李晋、周纶阁、李石曾、凌鸿勋、茅以升等为筹委,指定王宠惠为主委。筹委会当推举茅以升为未来之校长。茅以升也自重庆电天津北洋大学校友分会,请由分会常委组织接收保管委员会,并请校长陈范有任主委,同时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事处函请陈范有、张务滋负责接收。同年四月,开始准备恢复西沽武库校址的工作。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内,首先陈范有因事南去;武库的房舍经过八年的占据破坏,又为国民党军队占用,继续予以损毁;同时复校工作也缺人缺钱,负责办事的只有张务滋一人,无所依据,难于进行。幸而茅以升接到教育部任命,乃郑重电知天津校友分会聘张务滋为总务长,谆嘱加紧进行工作。在开始准备复校的同时,李书田即带领被并人西北工学院之西京分院学生三十八入到津,受到茅院长委托暂行代理教务长。茅以升虽受任为校长,实际不能来津工作。七月间教育部任命土木工学门丁班的校友金问洙为教务长代理校务,李书田改任工学院长。但金问洙也未能立即来津。泰顺北洋大学的陈荩民院长得茅以升校长函聘为理学院长,和泰顺的同学六十五人先后到津。此时北平的前北平工学院已由总务长张务滋接收完毕,定为北洋大学理学院,陈荩民即以理学院长身分在北平组织北洋大学北平部,负责理学院一切事务。
以上教务方面的恢复工作,因校舍还不能使用,实际上多为公文往来;总务工作暂借张务滋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并借用其职工办事,招工赶修武库校内的各大楼宿舍等十余处建筑物。因职工努力和校友会公推之校友徐绍裕不停地奔走,工程得以很快完成。嗣后方将一切工作移在校内进行。九月初招考了两批新生,十月宣布开学,十一月上课。此时校名截去国立二字,径称北洋大学。北洋大学自一九三七年西奔,如同遇难孤舟,在无标志的大海里飘荡了九年,至此才结束了流亡生活,重返老家。当开学通知公布后,文化界认为是高等学术界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北洋复校后,科系的扩充,各专业教职人才的汇集,为过去所未有。所有和北洋大学有关的人士也无不交相庆幸。
在复校工作进行过程中,李书田、陈荩民二人互争正统,发生矛盾。为了平息争端,结果公议设立理、工两院,李、陈各长一院。两科教授人选则尽力网罗各地学术工程界的名家,阵容相当坚强。人数上以校友为最多,次为留美者,一小部分为由日、德、英、法回国的留学生,职员中有法国、瑞士、加拿大籍者各一人。北平部不久撤销,所有在北平的理科各系和所并入的敌伪时期北平临时大学第三班的电机、土木建筑和机械三系师生一齐归入武库本校。时校长茅以升仍经常留在南方,校务由代理校长金问洙、教务长刘锡瑛、训导长钟世铭、总务长张务滋、理学院长陈荩民、工学院长李书田协商进行。
北洋大学复校后设置两院十二系,其分系及各系主任如次:
理学院:物理学系主任张国藩,化学系主任梁传玲,数学系主任李恩波,地质学系主任阮维周;
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主任曾威,采矿工程学系主任魏寿昆,冶金工程学系主任魏寿昆兼,电机工程学系主任刘锡瑛兼,航空工程学系主任李登科,机械工程学系主任李登科兼,化学工程学系主任方子勤,水利工程学系主任常锡厚。
此为北洋大学分科最完备的时期。
一九四七年夏茅以升来津小住,旋即辞职南去,校长由老校友一九二九年土木工程科教授张含英接任,李书田仍充任工学院院长,但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并未予批准。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张含英校长为庆祝北洋大学五十三周年纪念日,在校内宴请当时和过去任教任职于北洋的人士,连同毕业和肄业的校友三百余人联欢,摄影留念。座中不少白发老校友,闲话母校的兴替,感慨而且欣幸,一时众情欢腾,为北洋大学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大团圆。会后不久,解放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天津面临即将解放,地方情形因而日益紧张,张含英即行南去,校务交由以陈荩民为主席的校务维持会主持。李书田则于解放前夕乘最后一架飞机南逃。在解放天津的战争中,北洋大学又为国民党军队占用设防,对革命作负隅顽抗。
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北洋大学除采矿、冶金两系拨往北京矿冶学院外,其余各系与津沽大学、河北工学院及南开大学工科合并组成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校址在天津旧城之南七里台。北洋大学初建时曾以“天津大学堂”命名,在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及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几个时期的演变,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之后,又被命名为“天津大学”,可谓巧合。
北洋大学改组为天津大学,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新的生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阔步前进,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北洋大学校友会(www.chuimin.cn)
北洋大学校友会成立甚早。一九一三年北洋大学直属教育部时,在天津、上海、南京、浙江、唐山等地已成立了校友会。嗣后,逐渐增加,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前,计有津、平、沪、宁、浙、汉口、唐山、陕、湘、豫、鲁、赣、晋等十三个省市的校友分会,人数约有六百余人。在全国结成了一个校友网。各地校友对母校发生的一些问题,往往均有所主张,并受到学校当局的重视。
各地校友对历次学生运动,一贯主张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应当远离政治漩涡,等到“学而优则仕”时再谈国事。对于每次风潮,校友也总是以姑息办法处理之。
北洋校友在经济上对母校先后进行过多次支援。如一九三九年校友李组绅捐资给北洋设置二十吨化铁炉一座;同年在北洋建筑了可以藏书五十万卷、容四百人阅读的大图书馆,其费用大部分为校友所捐。一九四三年在泰顺成立北洋大学,其费用亦多系校友凑集;一九四六年复校时,由于校友们的赞助支持,才得以顺利进行。
一九五二年北洋大学改组后,校友会即告结束
纪华
【注释】
[1]自光绪初年清政府即在各省省会开办一些学习西学西法的中级学校,名为中西学堂。所以冠以“中西”字样者,意在以“西学为用”而以“中学为体”。当时兴学的上谕里曾明白指出:“国家兴学育才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法创设各等学校。”其必须冠以“中”字者,在上谕中也指明系“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显然是为了区别于外国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北洋大学成立时因系国家所办,没有教会的关连,所以不再多虑,径称为“西学学堂”。
[2]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立即成立了一个军事管制机构,以取代中国的地方政权。这个机构的英文名称叫The Tients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天津临时政府),中文全名叫“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都统衙门建立于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日,《辛丑条约》签定后,于一九〇一年八月八日结束。
[3]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准备以假立宪欺骗人民,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洋考察宪政。由北京出发时,载泽、绍英被革命党人吴樾炸伤。吴樾系保定高等学堂学生,其入学保人候补知县金祖祺为此获罪革职,丁家立亦因此被迫辞去北洋大学、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和直隶全省西学督导职务。
[4]北洋大学的经费,一九一三年经教育部核准,全年为二十万零三千四百十五元,惟未按原数拨发,每月只发京平银九千五百八十三两三钱三分三厘,合洋一万三千三百一十元零一角八分。一九一四年每月经费为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一元二角五分。一九一五年十月起每月经费增为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元,常年经费为二十万零六千零四十元。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每月经费增为一万八千八百三十六元六分六厘。
[5]北洋大学在清代是完全的官费学校,学生所用教科书及绘图用具等都由学校无偿供用。一九一四年后改变办法,学生所用之书到一个学期届满后,可交半价自己留置,否则即须缴回学校,备给下一班学生使用。放假时,学生办完此种手续后方能领得出门证,备在出校门时交验。历年皆是如此办理,仅在一九二〇年法科己班毕业生因法科从此停办,书价减为四分之一,是一例外。学校每至假期,即派庶务人员把守大门,查验出门证。守门人凭证放学生携带行李出校门,回家度假期,无证者概不准出门。学生中有愿携书回家温习而又无钱交书价者,常常向学校进行交涉,请求延期,觅具保证或以证件作押等办法,以此时常发生不愉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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