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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揭示学生生活与思想状况

【摘要】:南方籍学生用钱比较富裕,外县学生生活多属清俭。民国后膳食自备,生活情况立即有显著贫富之分。庚子前对督办和丁家立均被称为“大人”,其余中外教职员皆为“老爷”,学生为“少爷”。历届学校主持人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一直对学生进行“死读书”的教育,用以限制学生的思想。加之美国教员功利主义的腐蚀,因此前一阶段大多数学生的思想情况是为个人名利前途而读书。

北洋大学在清代始终是官费学校,学生食宿均由学校供给,每月并给零用钱银二两。学校所供三餐相当的丰美。为了鼓励学生读书,还仿书院制,举行月考,成绩优良的前几名给以奖赏。民国后官费虽取消,但住宿、灯、水等费用仍由校方供给,书籍和必要的制图实验用具也一律免费。学生愿留置书籍者也只付半价。学费最初只定每年十元。因此北洋学生取自家庭的用费常较其它学校为少,衣履也极为朴素。学生每日上下午有八小时的课,晚间三小时自修。因为课程紧、作业多,星期日学生多半还要自己读书,很少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加以校址远离闹市,学生入市游逛者几无所闻。北洋大学体育落后也多因此造成,不尽因设备之简陋。

学生籍贯以江、浙、湘、鄂、两广、河北外县及天津市区之人为多。家庭经济情况多数为中产或中产以下。南方籍学生用钱比较富裕,外县学生生活多属清俭。民国后膳食自备,生活情况立即有显著贫富之分。即以膳食而论,学生自办之饭团就有南式、自治、第一、第二等四个。每月膳费多者六、七元,少者仅三、四元。

经济力和乡里观念把学生的住宿也作了分别。武库原有的大库房八座,有六座按天干字排列为六个宿舍,每个宿舍内以比人身略高之薄板,断为上面敞开的几十个小间,中留走道三条,每间只容一床,一小桌,一小柜和能容约两个人站立之地,前面挂一蓝布门帘,居住条件不大舒适。甲、乙、己字宿舍所住多为富有之学生,以南方人占大多数;戊字和后建的一个庚字宿舍所住的多为外县人,生活水平较低;天津当地和其它经济力中等者混合居住于丙字、丁字两号。一九二三年新建之宿舍略如后来一般学校之宿舍,学生开始交纳宿费。

北洋大学工友对教师和学生的称呼各时期也不同。庚子前对督办和丁家立均被称为“大人”,其余中外教职员皆为“老爷”,学生为“少爷”。清朝末期,因学生毕业即可作官,所以学生临近毕业时,也称“老爷”。民国后的前几年外国教员和职工改称“先生”,后来对老师、学生统称为“先生”,职员则以其职位相称。(www.chuimin.cn)

庚子前北洋大学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学校。礼堂上高悬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上谕:“不准干预国家政治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讲演等事,均悬为厉禁”;次年规定学制特为申明学生应“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入民国后军阀官僚对学生过问政治仍然视为“犯上作乱”。历届学校主持人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一直对学生进行“死读书”的教育,用以限制学生的思想。加之美国教员功利主义的腐蚀,因此前一阶段大多数学生的思想情况是为个人名利前途而读书。学生仅有的消遣就是课余在桃花堤上散散步而已。由于当时专业人才缺乏,同时在学习期间也的确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因此学生毕业后寻取一个职业并不困难。直到北洋军阀末期,大多数的毕业生都在毕业之前即为企业单位所预约,学校也常把毕业生介绍给有需要的单位任职。

北洋大学也出过不少有高级知识的买办。在庚子前的一百多个学生中,即有天津四大买办之一的王铭槐之子王德钟于离学校时即成为官僚买办,他把同学张伯龙、李巽甫都介绍到华俄道胜银行和德美银行当了买办。在那批学生中先后作了买办的有仁记洋行的徐仁甫,怡和洋行的王季谋,慎昌洋行的陈庭芳,英美烟公司的谭辉彰,德义洋行的顾海田,颐中公司的陈绎,先农公司的黄振华,绰号“外国孙”的保安保险公司买办孙桂元,以及英租界工部局秘书徐贯一和俄租界工部局秘书王福荫等。这些有文化的买办的出现,给北方买办抬高了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