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开始全面抗战,我们全家十口人跟随父亲执教的浙大,一段段向西南迁徙,一路上颠沛流离,终于在1940年到达遵义,1941年又转至湄潭、永兴,终于到了大后方,不再听到警报声、敌机轰炸声,我们的生活逐渐趋于安定,小孩子又可以正常上学了,湄潭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有身处世外桃源般的感觉,这就有了童年的第二段美好回忆,这平静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格外珍惜且记忆深刻。湄潭之美是自然独特的。......
2023-10-07
王宽福
何柱承生于1928年,是贵州遵义绥阳人。1942年,14岁的他考入时在湄潭的浙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是绥阳县唯一考取的学生。在浙大附中读书时期,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自费订阅《新华日报》,1949年秘密加入中共川东绥阳县地下支部。同年8月,国民党拘捕中共川东支部领导的绥阳县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多人,何柱承是其中之一。所幸同年11月20日,在解放军挥师西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监狱看守闻风而逃,何柱承与其他六名同志于半夜越墙而出,成功脱险。(见高言常《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何柱承曾任遵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遵义地委党校教育长、务川县委副书记、遵义行署副秘书长等职。离休后曾任遵义市老年协会播风文学社《播风》诗刊主编。
何柱承(八十岁)
何柱承拜访谈家桢先生
何柱承拜访苏步青先生
何柱承拜访王淦昌先生
离休前何柱承一直是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遵义地区地方志总编。他关心浙大的历史和发展,长期担任浙江大学遵义校友会顾问。1987年何柱承建议编纂《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以记述1940—1946年浙江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西迁贵州,定居遵义、湄潭七年的办学史实。遵义地委十分重视并委何柱承担此重任,很快何柱承提出了此书的编辑思想、篇目结构的总设想。1987年10月他和谢尊修、辛必达(遵义地区地方志副主编)等三人专程赴杭州,首先征得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杭州大学领导的赞同与支持,再分别在杭州、上海和北京拜访经历浙大西迁的老校友、邀请他们座谈,征集资料及约稿,得到了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程开甲、施平、施雅风、吴耕民、杨士林、杨竹亭等一大批老学长的积极响应,他们都亲自撰稿,共得稿近二百篇。
经两年组稿、整理、审核,终于在1989年11月,赶在“纪念浙江大学迁黔五十周年和竺校长百年诞辰”前出版这本60余万字的《浙江大学在遵义》。该书内容丰富、资料宝贵,都是第一代浙大西迁人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忠实地反映了在艰苦岁月办学的史实,将老一辈浙大人的教育理念,求是精神留给了后人,弥足珍贵。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浙江大学在遵义》主编、副主编与上海、杭州校友在浙大竺可桢铜像前合影,图中左起第五人为何柱承、依次为王启东、陈立、韩桢祥
我和何柱承认识是在2001年10月,我在重庆参加全国高校的会议后顺便到遵义寻根。我于1942年3月1日在浙大西迁办学期间出生在遵义水井湾19号,这是近六十年后我第一次重返出生地,心情非常激动。在遵义期间“浙大遵义校友会”接待了我,时任浙大遵义校友会顾问的何柱承热情地陪同我进行了两天寻访活动,寻找我的出生地,带我走访了浙大当时的各个办学点,也去了他家,吃了便饭,把我视为好友。(www.chuimin.cn)
《浙江大学在遵义》书影
何柱承陪作者走访遵义浙大办学点
何柱承陪同作者寻访出生地
遵义的“可桢大桥”
桥上潘云鹤院士亲笔手书
在两天接触中深感何兄对浙大的热爱和关心,他和我讲起了一件事:那年,遵义市规划在湘江碧云路位置兴建“碧云大桥”(原名),他觉得桥东正对的原人民印刷厂、何家巷一带是当年浙大的教学区,桥西遥对的十一中(子弹库)是浙大的校总部所在地,碧云路中部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浙大史地研究所,如果把新建桥的命名,赋予纪念浙大西迁的内容,一定更有意义。因为他是地委、行署的离休干部,和遵义市委领导同在一个党小组且关系密切。他向市委书记傅传耀和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叶韬提出将新建大桥命名为“可桢大桥”的建议,得到市领导的认可和支持,要他写一个书面提案并负责和浙大联系。他发函浙大、同时还致信北京浙大校友会,请他们从中斡旋促成此事。但发函数月还未见回复,眼看大桥快要建成,心中十分着急。他希望我回校后能帮助促成此事,我当时兼任浙大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回校后我找了校办王立人主任,希望学校重视并抓住这一机会,很快学校就发去传真,同意大桥命名,并且寄去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题写的“可桢大桥”原件及有关资料图片。2002年7月,这座贵州省内首座预应力薄壁钢结构大桥建成通车,潘云鹤院士手书的“可桢大桥”镶嵌在大桥两侧正中,两边护栏分别安装29块青田石刻,用连环画的形式记述了著名科学家、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一生。“可桢大桥”不仅承载着遵义人民对浙大师生的养育之恩,也充分表达了遵义人民对浙江大学和竺可桢校长的怀念之情。浙大与遵义的深情厚谊延续多年,值得永久纪念。
何柱承的来信
2009年笔者在灵峰山庄和何柱承合照
我和何柱承学兄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2009年他和夫人随遵义老干部旅游团来杭州,住在灵峰山庄,我去看望了他们,带去了杭州的龙井茶,送上了纪念我父亲(王仁东)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松篁诚笃》,并一起照了相。没想到2010年12月20日他就离我们而去,痛哉!痛哉!
何兄一生信仰马列,投身革命,忠贞不渝,为国家,为社会,为事业几十年兢兢业业、贡献毕生精力。他做人耿直正派,艰苦朴素;为官嫉恶如仇,两袖清风。他一生好读书,喜爱吟诗赋辞、研习诗文,著有《播耕诗存》。他热爱、关心浙大,主编了《浙江大学在遵义》这一宝贵史料,促成了“可桢大桥”的命名,这两件大事足以载入浙大史册,浙大人应该记住何柱承这个名字。
有关重走西迁路:浙江大学西迁后代纪念文集的文章
1937年夏开始全面抗战,我们全家十口人跟随父亲执教的浙大,一段段向西南迁徙,一路上颠沛流离,终于在1940年到达遵义,1941年又转至湄潭、永兴,终于到了大后方,不再听到警报声、敌机轰炸声,我们的生活逐渐趋于安定,小孩子又可以正常上学了,湄潭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有身处世外桃源般的感觉,这就有了童年的第二段美好回忆,这平静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格外珍惜且记忆深刻。湄潭之美是自然独特的。......
2023-10-07
浙大由广西迁往贵州,爸爸所在的史地系图籍典册众多,均由陆路运送,师生竭力配合,经过艰难跋涉,终使教学资料安全运抵遵义。这里,遍布浙大人西迁的足迹,脑海中不断浮现起爸爸妈妈教书、上课生活的模糊身影,虽然时间太过久远,可我们竟在西迁路上再次重逢了!浙大西迁宜山纪念馆里,我(右)和姐姐以平(左)在父亲像前合影......
2023-10-07
2007年6月在首访浙大西迁终站永兴、湄潭后,我即萌生要重访西迁各站及1946年东归复员杭州之路。6月即去江西泰和,么弟志平来昌接我后先去吉安,后转大巴去泰和。2008年6月在杭州见到泰和县博物馆馆长肖用桁先生,经他指点,方知此屋是临清书屋,是萧氏族人子弟的私学,是竺校长当年的办公室。中午一时许回到泰和车站,中餐在店主推荐下,吃了当地名产乌骨鸡,从现杀到炖成汤,半小时多,其味真的鲜美,餐后三时哥俩去了赣州。......
2023-10-07
父亲在世时,我们聊过这段“车轮贴桥压浊浪,雨势汹汹跨乌江”的经历,他说记得是坐轮渡过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是从桥上过的,为了这次行文准确,我上网查资料,又求助了湄潭文联主席浙大校史专家张宪忠先生,证实了1946年我们东归是从桥上过的。周西成主政期间修筑的川黔公路是桂黔滇进入重庆的唯一大动脉,交通运量十分巨大,一直到1939年前尚无桥过乌江,靠轮渡接驳。当局鉴于抗战形势,投巨资修筑了这座跨江大桥。......
2023-10-07
参加完“求是桥”揭幕仪式,寻访团一行前往浙大西迁广场,观览了纪念浙江大学西迁宜州80周年《求是缘》书画展。展品由浙江、宜州两地书画名家和书画爱好者提供。会后,宜州区政府在二楼中餐厅设宴招待全体参加纪念活动的嘉宾。晚上8点,寻访团全体赴宜州桂剧院参加“求是情·故乡行”文艺晚会。两位老人再一次代表浙大西迁后代在台上向宜州人民表示深表感谢。......
2023-10-07
陆建德[1]浙江大学的校史里,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军西征”是最出彩的一章,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那段经历都被称之为“逃难”。这三样物品都是所谓的“美军剩余物资”。那年11月下旬,祖父率一家四口随浙大迁至“文军西征”的第一站—建德,那是浙大“弦歌不辍”的起点。日军步步紧逼,建德也遭到空袭。不料浙大宣传抗日,竟被日军列入轰炸目标。这次轰炸造成极大恐慌,当晚浙大决定停课两天。......
2023-10-07
由于错过了入学时间,“浙大教务处认为我到校太迟,已取消保送资格,不允许我报到,后因照顾我从安徽步行到贵州非常艰难,途中要偷渡日本鬼子封锁的长江,十分艰苦,才允许我暂时进入浙大先修班。先修班是替一些1941年秋没有考取大学的学生补习功课的,先修班教书的教员有周茂清、张有清等。我到了贵州永兴场的浙大先修班,写信给竺校长请求升大学。1942年秋季准许我不经入学考试,直接进入浙大电机系一年级”。......
2023-10-07
为亲身感受浙大西迁办学的环境,寻找形成我父亲这种高尚品质的外在因素,2016年11月12日晚,我和我爱人、大舅夫妇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湄潭,次日一早就到文庙参观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这样我认识了茶城中学校长李远洪,他是一位对浙大怀有深厚感情的湄潭人,当他听说要送浙大一位老校友去永兴,就开车过来了。......
202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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