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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西迁路:何柱承与浙大西迁后代纪念文集

【摘要】:同年8月,国民党拘捕中共川东支部领导的绥阳县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多人,何柱承是其中之一。所幸同年11月20日,在解放军挥师西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监狱看守闻风而逃,何柱承与其他六名同志于半夜越墙而出,成功脱险。浙大与遵义的深情厚谊延续多年,值得永久纪念。他热爱、关心浙大,主编了《浙江大学在遵义》这一宝贵史料,促成了“可桢大桥”的命名,这两件大事足以载入浙大史册,浙大人应该记住何柱承这个名字。

王宽福

何柱承生于1928年,是贵州遵义绥阳人。1942年,14岁的他考入时在湄潭的浙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是绥阳县唯一考取的学生。在浙大附中读书时期,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自费订阅《新华日报》,1949年秘密加入中共川东绥阳县地下支部。同年8月,国民党拘捕中共川东支部领导的绥阳县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多人,何柱承是其中之一。所幸同年11月20日,在解放军挥师西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监狱看守闻风而逃,何柱承与其他六名同志于半夜越墙而出,成功脱险。(见高言常《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何柱承曾任遵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遵义地委党校教育长、务川县委副书记、遵义行署副秘书长等职。离休后曾任遵义市老年协会播风文学社《播风》诗刊主编。

何柱承(八十岁)

何柱承拜访谈家桢先生

何柱承拜访苏步青先生

何柱承拜访王淦昌先生

离休前何柱承一直是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遵义地区地方志总编。他关心浙大的历史和发展,长期担任浙江大学遵义校友会顾问。1987年何柱承建议编纂《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以记述1940—1946年浙江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西迁贵州,定居遵义、湄潭七年的办学史实。遵义地委十分重视并委何柱承担此重任,很快何柱承提出了此书的编辑思想、篇目结构的总设想。1987年10月他和谢尊修、辛必达(遵义地区地方志副主编)等三人专程赴杭州,首先征得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杭州大学领导的赞同与支持,再分别在杭州、上海和北京拜访经历浙大西迁的老校友、邀请他们座谈,征集资料及约稿,得到了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程开甲、施平、施雅风、吴耕民、杨士林、杨竹亭等一大批老学长的积极响应,他们都亲自撰稿,共得稿近二百篇。

经两年组稿、整理、审核,终于在1989年11月,赶在“纪念浙江大学迁黔五十周年和竺校长百年诞辰”前出版这本60余万字的《浙江大学在遵义》。该书内容丰富、资料宝贵,都是第一代浙大西迁人亲身经历的回忆文章,忠实地反映了在艰苦岁月办学的史实,将老一辈浙大人的教育理念,求是精神留给了后人,弥足珍贵。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浙江大学在遵义》主编、副主编与上海、杭州校友在浙大竺可桢铜像前合影,图中左起第五人为何柱承、依次为王启东、陈立、韩桢祥

我和何柱承认识是在2001年10月,我在重庆参加全国高校的会议后顺便到遵义寻根。我于1942年3月1日在浙大西迁办学期间出生在遵义水井湾19号,这是近六十年后我第一次重返出生地,心情非常激动。在遵义期间“浙大遵义校友会”接待了我,时任浙大遵义校友会顾问的何柱承热情地陪同我进行了两天寻访活动,寻找我的出生地,带我走访了浙大当时的各个办学点,也去了他家,吃了便饭,把我视为好友。(www.chuimin.cn)

《浙江大学在遵义》书影

何柱承陪作者走访遵义浙大办学点

何柱承陪同作者寻访出生地

遵义的“可桢大桥”

桥上潘云鹤院士亲笔手书

在两天接触中深感何兄对浙大的热爱和关心,他和我讲起了一件事:那年,遵义市规划在湘江碧云路位置兴建“碧云大桥”(原名),他觉得桥东正对的原人民印刷厂、何家巷一带是当年浙大的教学区,桥西遥对的十一中(子弹库)是浙大的校总部所在地,碧云路中部是当时闻名遐迩的浙大史地研究所,如果把新建桥的命名,赋予纪念浙大西迁的内容,一定更有意义。因为他是地委、行署的离休干部,和遵义市委领导同在一个党小组且关系密切。他向市委书记傅传耀和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叶韬提出将新建大桥命名为“可桢大桥”的建议,得到市领导的认可和支持,要他写一个书面提案并负责和浙大联系。他发函浙大、同时还致信北京浙大校友会,请他们从中斡旋促成此事。但发函数月还未见回复,眼看大桥快要建成,心中十分着急。他希望我回校后能帮助促成此事,我当时兼任浙大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回校后我找了校办王立人主任,希望学校重视并抓住这一机会,很快学校就发去传真,同意大桥命名,并且寄去由时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题写的“可桢大桥”原件及有关资料图片。2002年7月,这座贵州省内首座预应力薄壁钢结构大桥建成通车,潘云鹤院士手书的“可桢大桥”镶嵌在大桥两侧正中,两边护栏分别安装29块青田石刻,用连环画的形式记述了著名科学家、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一生。“可桢大桥”不仅承载着遵义人民对浙大师生的养育之恩,也充分表达了遵义人民对浙江大学和竺可桢校长的怀念之情。浙大与遵义的深情厚谊延续多年,值得永久纪念。

何柱承的来信

2009年笔者在灵峰山庄和何柱承合照

我和何柱承学兄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2009年他和夫人随遵义老干部旅游团来杭州,住在灵峰山庄,我去看望了他们,带去了杭州的龙井茶,送上了纪念我父亲(王仁东)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松篁诚笃》,并一起照了相。没想到2010年12月20日他就离我们而去,痛哉!痛哉!

何兄一生信仰马列,投身革命,忠贞不渝,为国家,为社会,为事业几十年兢兢业业、贡献毕生精力。他做人耿直正派,艰苦朴素;为官嫉恶如仇,两袖清风。他一生好读书,喜爱吟诗赋辞、研习诗文,著有《播耕诗存》。他热爱、关心浙大,主编了《浙江大学在遵义》这一宝贵史料,促成了“可桢大桥”的命名,这两件大事足以载入浙大史册,浙大人应该记住何柱承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