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后代纪念文集：寻访徐道观之路

徐 正[1]

父亲徐道观，祖籍浙江绍兴，1916年，因家道中落，祖父举家迁往江西南昌，在曾祖父曾经为官的江西省衙谋得一小官吏职位，年薪约60大洋。

1917年5月17日，父亲出生。但在父亲7岁那年，祖父暴病而亡，留下三寸金莲的妻子，四儿三女，最大的儿子刚满17岁，最小女儿年仅5岁。于此，家庭一度陷入困境，左邻右舍也纷纷避而远之。因祖籍为绍兴，所以长子道复公扶祖父灵柩回乡，葬于绍兴城外。

入学浙大时的徐道观

因突失顶梁大柱，父亲家中生活来源全然失去，当时仅靠典当家产度日（因祖母当年也是为官人家的大小姐，结婚时尚有不少首饰嫁妆）。如此困境，当时连绍兴的至亲都不敢轻易搭手相助，据父亲当年回忆，只有一个十三爷爷，应是本族的堂房爷爷，出来出谋划策。按传统，父亡之后，长兄为父，老大道复公随即参加公务考试，谋得江西邮政局一职位，年薪仅18大洋，对家庭来讲虽为杯水车薪，但也算救了燃眉之急；第二步是为年仅16岁的道芬姑姑，找到个好人家，择日出嫁；同时又让年仅13岁的道咸公辍学，经曾祖父在籍时好友介绍，外出学徒，自谋生路；并经祖父生前好友的介绍，把年仅5岁的小妹妹道锦姑姑送于九江一小官吏家为童养媳。如此一来，原八口之家就剩五人，即祖母带着老大、老四、老五和老六，全家依仗大伯道复公在邮局的18大洋收入，以及典当些许家产，艰难度日。

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道芬姑姑嫁得的是当地较有名声的骨伤科医家之后，且在南昌开有较大规模的戏院，再加上二伯道咸公学徒勤奋，出师较早，也都稍有贴补家里，所以之后的日子也勉强算是可以，而且在此期间，父亲与三伯道颐公同时都完成了高中学业。

父亲高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无法继续深造，那时大学以私立为多，但私立大学收费昂贵，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公立大学收费较低，还有可能获得奖学金，但报考相对困难，而当年的年轻人也都崇尚名校，当年，南昌距最近的名校浙江大学，也有数百公里之遥，按当时家里的条件也无法赶考。

因此，父亲高中毕业后，就在南昌找了一份工作，为一个税务所的税务员。但父亲的“大学梦”始终没有泯灭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父亲在工作之余，总会拿出曾经学过的高中数学、化学等课本，并会经常捡一些难题，锻炼自己的思维，当年父亲的大姐夫在南昌开有相当规模的戏院，父亲若想去戏院，堂间即有管事者大声疾呼“舅老爷到”，就会有最好的位置让出来给他坐，但父亲非常自律，他很少去戏院，因他的心中始终认为会“玩物丧志”，同时始终坚守着自己心中的理想。

也许是天佑贤才、皇天不负有心人，就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在江西泰和落脚，同时在泰和设立考点，父亲有意前往应试，但又怕家里没有经济能力供其读书，所以一直不敢向家里提出，这时正好父亲的一个表妹也试图前往考试，就约了父亲，意为陪同前往。真可谓无心插柳，发榜之时，父亲竟被当时分数要求较高的机械系录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父亲特别感慨，因为在拿到通知书后，父亲为难了，他不知如何与大哥讲，如何才能表明自己的心迹，毕竟大哥已培养自己读到高中毕业，且大哥自己也已成家，并有了三个子女。再说自己高中毕业后，也算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对学习的渴望又是如此的强烈。一筹莫展的父亲，坐在大门口的门槛上，正好大哥下班回家，看见垂着头、一脸茫然的父亲，问道：“四弟，碰到什么事了？”父亲拿出了录取通知书，大哥看了，只说了一句，“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培养你读大学”。由此，在度过艰难困苦的岁月之后，父亲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之后的日子里，父亲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都会十分动容！

父亲离开南昌前，奶奶给了他一对金耳环及一只金手镯，嘱其在困难之际备为急用，但对这两件金饰品，最后如何处置，父亲一直没有提起，估计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典当后贴补生活了。至此，父亲带着全家人的希望，背负着自己的理想，踌躇满志地跟随浙江大学南下西进，踏上了艰难的求学之路，而这个过程持续了长长的八年！

战乱之际，浙大可谓颠沛流离，由于日寇铁蹄不断南侵，终于，南昌也沦陷在即，浙大在泰和稍作休整，又继续迁往第三个落脚点，广西宜山。据父亲口述，战乱年代，浙大对学生的教学一点都没有放松。在宜山这段时间，学习条件异常艰苦，一间破旧的泥瓦房，就可以是教室，上课的流动性很大，有时甚至在村边的小树林里，挂上一块黑板，就是一个临时教室。每逢这种时候，学生每人发一张小凳子，一块小木板，就算是课桌椅了，有时课上到一半，日机前来轰炸，学生当即分散，分别隐蔽在低洼处、土丘边，待敌机轰炸以后，再重新开始上课。

在宜山期间，前方战事非常紧张，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各种疾病不断，比如当时有很多学生水土不服，全身腐烂，当地人说是“瘴气”，之后又流行疟疾，后又有霍乱发生，与父亲同时入学的一位江西学生，因霍乱发作，上午发病下午即亡故。当时校方十分重视，四处派人购药，并对密切接触的同学进行隔离，父亲因与该生只隔了几个铺位，也被隔离了三天，所幸无事，在宜山时的各种疾病均与他无染，可见当时体质尚可。

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桂林危急，宜山已不再安全，学校宣布继续内迁，方向是川黔一带，当时父亲与5位江西同学结伴而行，到达贵州境内的第一个大站——独山。在独山稍作休整，学校就确定在遵义继续办学，1939年底，父亲随学校整体到达了遵义，至此，在遵义度过了相对稳定的6年半时间。

遵义虽为黔北重镇，但条件并不比宜山好。父亲回忆，当初没有电灯，晚自修用的是“汽灯”。宿舍内每人每月发一斤菜油，盘些灯芯做成最原始的油灯，这样也可适当看些书籍。之后，来了一位训导长费巩，他改造成了一种灯，这就是十分有名的“费巩灯”，由此，当时学习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

在遵义期间，其实也曾遇到战争的威胁，当时日军循黔桂直接占领了独山，办学又一次受到震动。当时传言很多，有说将再迁康定，也有说将就地解散，化整为零，学生上山打游击。传言很多，真假难辨。但最终的情况是，日寇到独山后，由于受兵力的影响，也许是强弩之末，再未推进，遵义最终平安。

在如此困难的学习环境下，浙大还是狠抓教学质量。父亲回忆，当年学校的老师，大多是全英语授课，而学生无论听得懂与否，都得听下去，由于专业性强，往往几堂课下来，就能听得很顺溜了。父亲回忆，上这些课程，不仅对专业知识，同时对英语的提高都是极为有益。另外，在课程安排上，每周日都有考试，无论是数学、物理或其他课程，反正是轮流着来，小考、大考、测试从不间断，但无论何种考试，规则却十分严格，考的过程中常有教导处的老师在窗户外监看，倘若有同学作弊，即刻进教室没收考卷，取消资格，据说还会开除学籍。之后，我总是在想，有这么严苛的教学风纪，浙大才有可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一大批卓有才华的学子，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栋梁，这与浙大严谨的“求是”学风密不可分！

在遵义期间，南昌已沦陷，家里寄钱也不能准时，但只要有机会，父亲的二哥即会托重庆的同仁，曲线寄点钱过去，所以一年能收到几次也不确定。不过学校有一个政策，困难学生可适当贷款，好像还是无息的，待毕业后偿还，所以父亲一方面向学校贷款，另外再勤工俭学，为教师刻讲义，稍有收入作为贴补，再加上家里不定期的汇款，学习和生活还是过得去的，但向学校贷款的这笔钱，随着货币大幅度贬值，等毕业后已没有还的必要了。(www.chuimin.cn)

估计是学习艰辛及营养条件不良，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这段时间，其实已到了四年级的下半学期，临近毕业的前几个月，他突然某日晚上出现吐血症状。后经校医诊断为肺病，且已有了一定的严重度，此时已毕业在即，父亲提出是否可以完成学业后再行养病，当时校医的回答是，不及时休息治疗，可能都到不了毕业时节了。无奈之下，父亲休学养病将近四年。这样算来，四年读书，四年养病，这就是父亲跟随浙大度过的八年，也是浙江大学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1942年，人类尚未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该病又被称为“富贵病”，只有休息和加强营养，别无他法。一些条件好些的同学患上此病，往往由家中接走，但父亲家中条件并不宽裕，且几位兄姐均已成家，儿女一堆，回家养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选择在学校养病。得病初期，父亲心情极为低落，因为该病当年无特效药，能否治好心中无数，正好前段时间家中传来消息，有二位表兄均死于该病，而自己得病后即被送到山上一小庙宇内，人数不多，且常有病友亡故，山上也无好友商量，一度极为恐惧与担忧。但之后总算逐步平静下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上山后病情稳定，吐血现象明显好转；二是想到家里兄弟姐妹很多，少自己一个也无所谓，思想一旦平静下来，接下来就是安心养病。

父亲的病得以最终康复，据父亲自己总结有几个因素：第一，学校很重视，在城郊租了整一座庙宇，大殿的两边即为病房，每人隔一间，有楼上楼下，一般情况下，常年休学疗养的有七八个人，最多时可以住十人。疗养室内的全部开支，房、煤、火、油、灯等一切用品全由学校负担，伙食自理。疗养室另配两人专门照顾病人，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宿舍，这两人是一对夫妻，而且都很能干。菜由他们买，也由他们烧，每天早晨，男的都会根据病人各自点的菜，外出采购，九时左右赶回。夫妻二人将病人的饭菜分别烧好，并分别送出，下午男的外出去医务室为大家配药，购买物品等。由此看出学校很重视，安排和照顾都很周全。第二，既已明确休学一年，思想慢慢稳定下来了，病情也同样趋于稳定，除一次吐血外，未出现其他状况。肺病没有特效药，能够战胜肺病得益于心理状态的平衡，父亲当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他深切地体会到身健必先心健的重要性。开始发病休息时，思想上愁云满布，十分苦恼，到治疗室不久，有一位土木系四年级的学生病故，料理他后事的正好是物理系王淦昌教授，他与这位土木系的学生有亲戚关系，他看到父亲时谈到，要以死者为鉴，认真调养，这对他之后的康复也有一定的帮助。

第三，竺校长每年来看一次，听取意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家反映的意见与要求，都通过校长秘书给予安排和解决。校医每学期来一次，肺病无药物，主要是指导休养方法和预防其他并发症。而竺师母来看学生的次数就会多些，一般每年都会上山3—5次，而每次来时都会带上些鸡蛋与水果。以至父亲在病愈后，与另一位同时复学的同学前往竺家拜望，父亲回忆到，竺家还有两个孩子，年纪尚小，但竺师母没有因他们曾经得了传染病而有丝毫的忌讳。写到这里，我即在想，有如此出色的“爱生如子”的校长，以及母仪学校的校长夫人，不正是培养出色学生的最好诠释！

竺校长来疗养室重点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休学期限，不受二年的限制，病情什么时候好转，什么时候就可以复学；二是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学校负责解决，扩大疗养室的开支范围，减少个人负担，并与学生公社联系，由学生公社补助每人每天两个鸡蛋，半斤牛奶，均按市价折算，直接由学生公社发出，这件事在竺校长的日记里有记载；三是竺校长出面与贵阳湘雅医学院联系（该院院长张孝骞是一位名医，据说与竺校长关系甚好）在湘雅医学院为学生开办的肺病疗养院中留出两个床位，给浙大的师生，一次疗养为一年。

第四，在休学一年后，父亲到湘雅医学院去检查，根据X光透视的结果，医师的处理意见是继续休息。也许是因为病情较重，医院要他好好地接受一年的治疗，这时候正好有一位同班同学的爱人因肺病在疗养院病故，但他劝父亲不要放弃，父亲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学校与医院的共同努力下，父亲非常幸运的得到一次疗养的机会，当时疗养院里负责诊治的是内科主任吴执中，也是一位名医，后来提升为院长。　到疗养院后，先为观察期，绝对卧床休息，之后根据体温的变化，进行适当的活动，经X光检查后，再确定疗养的方案，进院后一切都很顺利。通过一段时间的医嘱调养，吴医师认为病情已稳定，可以出院再继续休养，床位可以让给病情更重的学生，所以，前后大概住了8—9个月，即提前返校！

在湘雅疗养院治疗回校后，他自己感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体重也开始回升，由最轻时的100斤增加到了140斤，体力也渐有了恢复。采取的方法是加强营养，加强锻炼，身体状况逐步好转，每天走山路也渐感有力了，这都是病情正在好转的标志。在遵义实际是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休养，但换来的是之后五十年的健康生活，五十余年间，肺部检查一直正常，父亲谈到，只要自己有决心，大多事都可以办得到，顽症肺病也是可以治好的。

第五，休养期间经济上解决得比较好，学校的贷款可以解决蔬菜、主食，学生公社的补助可以增加豆浆、鸡蛋、肉食等，买一只鸡可以吃三天，每天还可以有两只蛋，这样的伙食，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已是相当不错了。此外是早睡早起，晚上没有电灯，只能睡得早，黎明即起，室外是山路，每天早起即爬山，房间也极度通风，这些措施对肺病的康复都是极为有益的。

还有一件蛮有借鉴意义的事，是父亲经常说起的，就是在养病期间，他养了一只羊，每天带着它上山吃草，看着羊长大，心情很好，既吸了新鲜空气，又陶冶了心情，而羊肉又可补充营养，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在养羊的过程中也有惊险，比如有一次羊跑了，他在追羊的过程中摔到山沟里，腿上、手上都留下了永远的疤痕！养羊的整个过程，确实也是对病愈十分有效的心境疗法。

从贵阳湘雅疗养院回遵义后，父亲的复学愿望很强烈，当时的校医李天助先生再三劝阻。他说，这几年休养的功效实在来之不易，像这样严重的病情，能有这样的好转是难能可贵的，要珍惜，要巩固，不要功亏一篑，此言对父亲也很有帮助，所以又延长了一年的休养时间。需要说的是，父亲对李天助先生也是感恩至深，直至回杭后，也保持着亲密的来往。

复学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浙大的毕业资格。

1938年10月到1946年7月，父亲以一个本科学生的身份，几乎随浙大走完西迁的整个历程，历时八年，其中养病花去了近一半的时间，这在浙江大学众多的学生中，也算是一个奇葩，而正是由此，他对浙大的感情也深深融入了血液中，因为浙江大学教会他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赋予他生命的第二个母体！

经历八年的艰辛与磨难，父亲毕业了，并留校任教，而此刻，抗战已获胜利，他又随浙江大学返回杭州，从此，做出了他一生的奉献！

浙大毕业留校时的徐道观

[1]徐正：徐道观之子。老三届知青，曾下乡务农，后经自考获相应学历，2012年于浙江大学退休，正处级调研员。
徐道观于1938年入读浙江大学机械系，1946年7月毕业留校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