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西迁：浙大校长带队跋涉2600公里，历时两年半

周 茵[1]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等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史称“浙大西迁”。

父亲周志成（1922年2月16日—2006年5月18日），浙江绍兴人。1937年10月也流亡西去。1939年在广西考入浙江大学，在贵州青岩电机系学习，后转入湄潭物理系。他的大学时代几乎全是在贵州度过的。

父亲在《难忘的六年》一文中写道：“1940年初，入黔上浙江大学时，我是个死读书、有爱国心的普通学生，1946年夏，离黔返回杭州时，我已是民主运动中的一名战士了。促使我转变的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贵州劳动人民，有浙大的进步组织和他们冒险搜集并保存下来的进步书籍；有浙大许多先进同学和老师。没有他们的积极斗争，就不可能有浙大学生运动，也不可能有我的转变。”

20世纪40年代的父亲

1939年1月，父亲去宜山的浙大报到。当时日军已在北海登陆，正向南宁进发，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可浙江大学还在坚持上课，令父亲想不到的是，赫赫有名的浙江大学竟是个草棚大学。给新生住的也是几十个铺位的大草棚。尽管父亲也曾颠沛流离，但住草棚还是平生第一遭。夜晚可从草棚顶的缝隙中看到月亮和星星。高年级同学告诉父亲，冬天棉被上可能要结上一层霜，还告诉父亲，到宜山才一年，恶性疟疾和肺结核（同学称它为TB），已经夺去了浙大四十多人的生命，浙大公墓都满了，要扩建。当父亲看到每个房间都有好几个用红笔标上TB的杯子，真是心惊肉跳。

校方给先到的新生上补习课，教室同宿舍一样也是简陋的草棚，而教学质量却是一流的。如钱宝琮先生教“极大与极小”，父亲在中学学过代数和几何，却不知道可用它来解决极大、极小问题。钱先生既用代数算，又用几何证，融会贯通，使父亲顿开茅塞。当时浙大女生住文庙，要到标营上课，男生住标营，要到文庙上课做实验，都各有相当一段距离。一到上下课时间，满街都是学生。战火日益临近，但抗日歌声不辍。生活异常艰苦，靠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生活的艰苦压不住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更压不住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一些同学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毅然牺牲学业，到抗日前线服务。

不久，学校宣布停课，新生去贵阳南边的青岩镇报到。到青岩后，得悉战地服务团在敌人到昆仑关前一刻才紧急撤回宜山，其间一名团员失踪。日军稍退，硝烟未尽，尸臭正盛时，洪鲲、陆道邦两位同学去昆仑关下找寻失踪的团员。这些同学勇敢负责的行为，使父亲深受震动。

在青岩，住上了瓦房，不用躲警报，学习环境比较安定。数理化由著名的钱宝琮、朱福炘、储润科三位老师教。二月开学，九个月学完一年级课程，用的又都是英文教材，功课很紧，从早到晚都不得闲。有两件事让父亲难以忘怀。一是进步同学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利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深入到附近苗寨去宣传。这段时间在父亲看来是可以由自己安排的“黄金时刻”，因此没有报名参加，但心里很佩服。二是分校主任彭百川（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的一个头头）力主开除曹煜亮同学。当时学生们都无家可归，一开除就无处可去。学生要校方收回成命。吴作和同学在会上说，不罢课，校方决不会收回成命的。听说要罢课，父亲就着急了，认为上课时间够短了，再罢课就更学不到东西，因此投了反对票。吴作和的意见父亲不赞同，但非常佩服那种不畏强权，不顾自身安危，为同学的学业挺身而出的勇气。

在那一年学习中，父亲和同级的宣传队成员金德椿渐渐熟悉了，并相约从电机系转到物理系。一年级结业后，他们一起步行到贵阳，住学校联系的招待所——贵阳市三青团团部。那里男女同厕，很不方便，而且每天都有一批初中学生去填登记表，举手参加三青团，看了让人很憋气。于是父亲和金德椿商量，请他联系几个同学，步行到遵义去。结果找到了周方先、陈立、何惧、董服群。他们都是宣传队成员。途中五天，在息烽休息一天，最后一天从乌江渡口赶到了遵义城，走了五十多公里，这是父亲第一次长途跋涉。

步行途中，大家边走边谈，使父亲知道了社会上的许多不平事，知道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也增进了父亲对热心抗日救亡工作同学的了解。但父亲仍想走读书救国的路，因此到遵义后与他们分手了。

为了多了解物理系的情况，金德椿带父亲去见比父亲高一级的许良英。因为物理系的图书馆、实验室都在湘江西岸小龙山上的一个小庙里。许良英带他们登上了小龙山。庙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科学至上”，下联是“物理第一”。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压制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高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小庙里居然有针锋相对的对联，父亲问许是怎么回事。许说是他写的，王淦昌先生很欣赏。许良英告诉父亲，王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有强烈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的科学家。入庙后，父亲翻阅着从战火中抢运出来的满屋的物理书籍和杂志，闻着外文原版书上散发出的特殊香味，真希望在这块小小的净土上，跟着王先生学一辈子物理。

当时，校内充满了宁静而热烈的读书风气。王淦昌、束星北先生的课，把父亲引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校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常有人头挂在城门口，也常有　“要犯”被押赴刑场。刑场就在何家巷对岸的湘江边上，散步时，有时还能发现倒在草丛中的“要犯”尸体。不久又爆发了　“皖南事变”：大敌当前，却同室操戈，父亲愤慨极了。白色恐怖也向浙大逼近。那一年除夕，学生自治会为了使父亲这样无家可归的学生过一个愉快的新年，组织了除夕晚会。可一位教授临时登台说：中央党部的一位缪特派员要他转告同学，“同学中是共产党外围的外到什么程度，是共产党内围的内到什么程度，党部都一清二楚。奉劝大家安心读书，再搞活动，就不客气了。”父亲和同学们对教授居然当党部的传声筒，破坏了晚会的愉快气氛感到气愤：这些进步同学无非是做了些抗日救亡工作，党部却要大肆恫吓，真让父亲感到：爱国有罪，报国无门。

国民党党部压得越严、禁得越狠，父亲越同情进步同学，越同他们靠近。父亲参加了“大家唱歌咏队”，参加“质与能社”，担任“贫民习艺所”的义务教员，自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1941年夏，除理学院全部迁湄外，文学院、师范学院二年级和化工系二年级也因遵义校舍不足，先在湄潭学一年，改变了湄潭分校由农学院“一统天下”的局面。学生们创办了《生活壁报》，进步同学钱念屺被选为学生会秘书。“质与能社”吸收了胡济民、金孟武，伍学和农学院、生物系中倾向进步的几位同学，很快开展了读书报告活动，并着手组织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以宣扬科学和民主精神。“大家唱歌咏队”选金德椿当队长，演唱《黄河大合唱》，剧团则排演《雷雨》《日出》等，准备演出，湄潭的空气渐渐活跃起来了。

40年代在湄潭，左二许良英，右二父亲

40年代在湄潭戴帽者许良英，蹲者父亲

“倒孔”的消息传来，物理系学生集中住的义斋一号宿舍沸腾了。胡济民、胡永畅、王兴廉、金德椿都义愤填膺，力主响应，其他同学也表示支持，即由胡永畅起草，用义斋一号名义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反应热烈。学生会通过决定，在第二天召开学生大会。可是，当晚就闻枪声，第二天一早还见到了盗用浙大学生名义的反蒋的大字报。学生会主席就以其为借口不召开大会。金德椿提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开学生大会以明真相，主席也无权否决代表会的决议。争辩非常激烈，事后，金德椿因此被学校记了大过，但大会还是开不起来。下午钱念屺带了永兴分校的代表汪容、安（毅夫）找父亲，说永兴已罢课，要和湄潭一起行动。学生们又一起去找学生会主席，再次要求召开学生大会，可是遍找无着，据说这位主席已躲进湄潭县党部了。父亲只得和汪、安怏怏告别。这个运动半途而废，使父亲深深感觉到：没有一个坚强而有群众基础的核心组织，单凭少数几个人的热情，是搞不好运动的。(www.chuimin.cn)

不久，发生特务搜查滕维藻、潘家苏的校外住处事件，一月后遵义又拘捕了何友谅、王蕙、陈海鸣等同学。为防万一，许良英提议把从遵义带来的进步书籍转移到湄江饭店三楼的物理系图书室去。为了避人耳目，父亲和许良英在转移时不走穿城的大路，而从西门城墙边的小路绕城而过。那天正枪毙了一名“要犯”，死尸用草席盖着搁在城墙边。许良英在前父亲在后，相隔几百米，黄昏时从死尸边经过把两大袋书安全运到目的地，并把它们放在极少人查阅的19世纪物理期刊后面。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干冒险事，印象特别深刻。

“倒孔运动”后，国民党除抓人外，还下令取缔学生社团。“大家唱歌咏队”和剧团都解散了，学校气氛又沉闷了。1942年春的一天，许良英通知父亲说李学应要找父亲谈话。父亲早就知道李，他在农学院，比父亲高一级。因为不便相认，约于晚上在大操场上相见。正遇阴天，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又高度近视，什么也看不清，黑暗中有人和父亲招呼，听声音知道是李学应，他向父亲介绍了“马列主义小组”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为了不引人注意，“马列小组”遵义用“Battcry”（电池组）作代号，湄潭用“Organ”（器官）作代号，他是“黑白文艺社”和其他进步团体的核心。1942年春假，遵湄两地通过了各自发展的名单，父亲是其中之一，吴作和、张式也都是成员。父亲问许良英是不是，李说本来也想发展许，但许即将离校，为避免发生太多的横向联系，就不发展了。他还说作为“马列小组”成员，必须自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国家与革命》《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列宁主义基础》等，约好下次见面时间和地点，并要父亲写出读书体会。李说他不久将离校，说何琏玉、顾源、陈效威还要留一个时期，可以利用笔谈，交流工作经验。

许良英在离校前也和父亲长谈了几次，总的意思是要革命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不行，在浙大找不到党组织，只好到桂林去找。由于要严守组织秘密，父亲也不能把“马列主义小组”的情况告诉他。他还说要去找党的人不止他一个，胡济民也说要跟许一起走，许问胡去哪儿，胡说去抗日根据地。在许规劝下，胡才同意留校。

李学应、许良英走后，父亲感到很空虚，在笔谈中用暗语提出“马列主义小组”必须和党建立直接联系，才能在白色恐怖的困难条件下开展工作，大家都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不久接到吴作和的口信，要父亲尽快去遵义，父亲以为这一去可以和党挂上钩了，用一天时间走完从湄潭到遵义七十六公里的路程。到遵义的第二天，在杨柳街西边的城墙上，吴和父亲来回走了很多次，告诉父亲“马列主义小组”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党联系。一是通过在重庆的毕业社员，二是假期里社员去重庆找“新华日报”馆或八路军办事处，三是南方局派人到各省巡视，到遵义时社员可去谈话。他对父亲在笔谈上提出和党建立联系的心情表示理解，但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笔谈”要立即停止。通过和吴的谈话，父亲知道浙大确实没有党的组织，有点失望，但也只好按吴的要求做了。

父亲在浙大学习的最后一年，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度过的。国民党报上是连篇累牍的所谓共产党人的“自白”“悔过书”，校内则是传讯逮捕频频。当时除通过赈济豫灾揭发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外，几乎不能开展其他工作。为了互相勉励，父亲和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通过诗来抒发深藏的感情。物理课也受到影响。尽管如此，父亲仍未放弃学业，毕业论文《离子的复合》还是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嘉奖。但父亲仍然决定毕业后到桂林去寻找中共党组织。1943年8月，父亲婉拒了王淦昌先生和物理系老师的挽留，走上了去广西桂林寻找中共党组织的道路。可是，到桂林后仍没有找到党的组织。父亲和许良英一起，在广西桂林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桂师）担任教师。这个学校有民主传统，校长汤有雁是开明人士。

1944年6月，湘桂战役起，桂林危急，学校迁往三防苗区，学习条件受到限制，不能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桂师师生50人组成了抗日宣传队，赴桂北五个县的农村工作，父亲任副领队，宣传队演出抗日歌剧、傀儡戏等，大家顶着岭南的酷暑，情绪高昂，还计划在此基础上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可随后遭到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阻挠，宣传队活动四十天后宣告结束。

1945年春，父亲和三位桂师教师带了六名学生从广西步行到贵阳。正当无路可走时，一位校友告诉父亲，“王淦昌先生登报要许良英和你回校，许良英已回到湄潭”。父亲当即去了遵义，随后六名学生也去遵义师范就读。许良英得悉父亲要回校，从湄潭赶到遵义来迎接，并带父亲去见李振铭同学。事后得知，浙大学生已和浙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1945年秋天，父亲去浙大的永兴分校任助教，还秘密从事着革命工作，联络进步学生，帮助学生写《生活壁报》稿件等。

父亲离开永兴时，还和吴洵高一起，把宿舍里学生留下的旧衣服洗刷干净，包了几包，送给镇外的穷苦人家。让父亲没想到的是，这些穷学生扔掉的破烂衣服，居然使贵州老乡跪在地上感谢。衣服送光了，远处还有人追来向他们要衣服，父亲和吴只好落荒而逃。这就是养活了浙大师生几年的贵州老乡留给父亲最后的印象。

左一叶笃正、右一过兴先、右四周志成

父亲在大会上发言

1985年父亲与老同学聚会于贵州遵义，参加浙江大学西迁40周年纪念活动

于子三运动座谈会，1984年10月，杭州

前排：谷超豪、周志成、许良英、钟沛璋、洪德铭、陈向明、吴大信
后排：张申、陈业荣、田万钟、钟伯煕、吴洵高、崔兆芳、王来槺、徐永义、陈永时

1946年浙大回到杭州。1947年7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中共浙江大学党支部委员。1948年9月，中共浙大党支部升为总支，父亲任浙大党总支书记。

在父亲心中，对母校浙大，对贵州湄潭，一直有着浓重的情结。1986年，父亲在《难忘的六年》一文中写道：“告别贵州已四十多年，寒风中悚栗街头共生死患难的战友，至今都难忘怀。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许多浙大普通同学。他们都勤勉刻苦，安分守己，但当大是大非摆在面前时，他们就拍案而起，奋不顾身地参加斗争。在湄潭成长而牺牲在西子湖畔的于子三烈士，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中只有极少数成为名人，大部分至今仍在默默地工作，正是他们创造了浙大的光荣历史，也正是他们为浙大争得了荣誉。”

[1]周茵：周志成之女。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退休前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
周志成于1939年6月考入浙大电机系，1940年转入物理系学习，1943年毕业，1945年回浙大物理系任教，1952年调至中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