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西迁后代的感人故事

2023-10-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准备东归的日子里父母却犯了难，母亲是学校的人肯定随学校回杭州，而父亲的工作在遵义，两人势必要分开。我父亲是广东人，会闽南话和客家话。我母亲一方面留恋小家庭生活，很想留在父亲身边。突然，汽笛一响，要催送客的人下船了，5个月的我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哭声震动了我父母亲的心及他们难以抑制的感情，大家顿时泪如泉涌。

余蕙波[1]

浙大西迁已有80多年了，但西迁的精神永远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浙大人及他们的后辈，使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的父母都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母亲曹萱龄，宁波鄞县人，出生于1918年。母亲的外祖父赵士林曾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曾资助革命，并组织同盟会宁波支部，讨袁失败后，留上海经商。因身体多病，于1925年在上海去世。随着外祖父的逝世，家道渐渐中落，生活日趋困难。到了1936年母亲从弘道中学毕业时，因家中无钱，准备放弃考大学。正好那一年浙江大学迎来了竺可桢校长，他提出，当年的高考中名列前10％的考生可录取为公费生。考生在报考前首先确定报考学校的意愿，如成绩达到标准即录取，反之就是成绩达到浙大分数线也不能录取。我母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考了浙大公费生，谁知一举成功，考上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

1940年余建彬毕业照

1940年曹萱龄毕业照

父亲余建彬，广东惠来人，出生于1916年。祖父是种田的，父亲小时候放过牛、读过私塾。十二三岁时随大哥到汕头上小学，后又到南京上了高中。1936年考取了河南大学化学系，1937年转学到浙江大学化学系。到杭州报到时却发现浙大第二天要迁往建德，没有地方住宿，他就在西湖边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跟随学校踏上西迁之路。

妈妈经常告诉我西迁的故事，回忆起那抗战逃难的岁月，十分艰辛。特别是从建德到江西吉安这一段，先坐民船到兰溪，希望在金华能坐上浙赣线的火车，但那时杭州已沦陷，战事直指金华，那里已一片混乱，警报声不断，日机也常来轰炸，百姓逃难如潮，人心惶惶，柴米难得，大家只能忍饥挨饿，时值寒冬，也只能冻坐终夜。因为战事，车子很难找到，但大家仍坚定了奋斗的决心，一部分学生就沿铁路“安步当车”，其余的分别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到玉山再集中，妈妈坐的是没顶的煤车，走走停停也不敢下车找吃的，下雨淋着就高唱抗日歌曲鼓舞士气，爸爸身体好就加入押运行李的行列，多次换车和搬运，责任更重也更辛苦，为确保学校财物的完好，从不敢离开半步，一次在忙乱中竟把自己的行李丢失了。爸爸一直乐观，热心助人，能勇挑重担，很有责任心，也很活跃，不仅参加体育比赛，也参加抗日宣传演出，就这样走入了妈妈的视野，一次她俩一起上台演出宣传抗日的“活报剧”，爸爸当时男扮女装，演活了一个家破人亡的流浪女，感动了全场观众，更得到妈妈的好感，就这样两个背井离乡的穷学生相恋了。

1940年父母毕业了，母亲留校当了物理系助教，在湄潭任教，父亲则在遵义酒精厂工作。两人经常通信来往。他们于1945年7月在遵义酒精厂举行了结婚典礼。两人的证婚人是竺可桢校长和汤元吉先生（遵义酒精厂厂长，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汤元炳之兄。）

竺校长（后排左二）和汤厂长（后排左三）为我父母证婚，两侧为介绍人张胜游夫妇

结婚证（1945年7月29日）

8月份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抗战宣告胜利结束。在准备东归的日子里父母却犯了难，母亲是学校的人肯定随学校回杭州，而父亲的工作在遵义，两人势必要分开。再加上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从遵义到杭州路上要走半个多月。正在为难之时，原遵义酒精厂厂长汤元吉向父亲发出邀请，问他是否愿意去台湾？原来抗战胜利，在台的日本技术人员全部撤回，汤元吉被派到台湾去接收台湾肥料公司，公司下面有五六个厂，急需技术人员。我父亲是广东人，会闽南话和客家话。最主要的是到台湾走海路两天就可以了。于是1946年我母亲跟随学校大部队回到了杭州，我父亲去了台湾。(www.chuimin.cn)

1947年的暑假妈妈就急切地去台湾基隆看我爸爸，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假期，也怀上了我。1948年初母亲向学校请了产假第二次到了台湾。到台湾不几天，就生下了我。妈妈后来告诉我，就在我出生的第二天，爸爸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对我母亲说：“龄，今天要替咱们的小宝贝报户口，我想了半天才想起了一个名字，我是广东惠来人，你是浙江宁波人，咱就替她取名叫‘惠波’吧，因为是个女孩就在惠字上加个草头，要她大了别忘了咱们的老家你看好不好！”就这样我的名字产生了。爸爸非常爱我，每天下班回来，人还没到家声音就到了就：“波儿、波儿！”有一次母亲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要吃醋了，你现在只记得波儿，就不记得我了。”父亲笑嘻嘻地对母亲说：“哪能呢？我不是在叫波儿吗？又不曾叫惠儿，‘波’本身就有你一份啊！”一席话把母亲也说笑了。

1948年蕙波满月后的全家照

暑假快结束了，学校来信催我母亲回杭州。许多朋友都劝我妈妈找个工作留在台湾。我母亲一方面留恋小家庭生活，很想留在父亲身边。可是她又舍不得她的教学工作，舍不得她学习、工作多年的浙江大学，舍不得那里许多感情至深的老师和同学。另一方面也觉得台湾和大陆本来就是一家，虽然远隔大海，但只要二三十小时的航程来去方便得很。于是我母亲婉言谢绝了好友的挽留，准备带着我回杭州，那时我正好5个月。临行前妈妈和爸爸约好第二年暑假再去台湾。他们想象着那时我已经能自己走路还会叫爸爸、妈妈了。离别那天，爸爸抱着我一直把我和母亲送上船，一路上，说不完的话、说不完的以后打算，留恋之情涌溢脸上。突然，汽笛一响，要催送客的人下船了，5个月的我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这哭声震动了我父母亲的心及他们难以抑制的感情，大家顿时泪如泉涌。爸爸哭着下了船，他站在码头上，一边擦眼泪一边有点哽咽地说：“快点来信，明年早点来。”可是，万万没想到那竟是我父母的永别，等我再次见到爸爸的时候，已是40岁的人了，成了家有了孩子，而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1949年海峡两岸战云密布，妈妈带着我和外公、外婆生活，她到处托人打听，无奈两岸断绝了一切联系，妈妈抱定终生不再嫁的决心，把对爸爸的思念深深地埋在了心底，把思念投入到了工作中去，奋斗在普通物理教学第一线，她历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浙江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民盟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也受到了人民的尊敬，领导的关怀，获得了许多荣誉。1957年当选为浙江省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怀仁堂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1978年又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妇代会。1983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1983年的一天妈妈突然病倒了，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1984年妈妈匆匆地走了，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对爸爸没有怨恨，只有心酸的牵挂。

1988年父亲回来时在杭州机场

1984年妈妈在浙江医院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爸爸的日子更为煎熬，他思念妈妈、思念女儿，原来倒头就能睡的他却患上了失眠痼疾，还想租渔船偷渡海峡，常常陷入绝望境地，他说见不着老婆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心情和身体也都每况愈下。

1988年，两岸解禁，爸爸终于回来了。他在妈妈的墓前长久凝立，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使我想到妈妈生前曾对我说过的话：“我和你爸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多一点，但我们的感情却永远不会改变，不会磨灭。”1990年爸爸和妈妈一样也患肺癌倒下了，我赶去为他送终，他对我说：“你妈妈是我唯一爱过的人。”爸爸期望着去和妈妈在天堂相会，以了却自己一生的遗憾，我带回了爸爸的一部分遗物放入妈妈的墓穴中，他和妈妈生前无缘重逢，就让他们在九泉之下相聚吧。

[1]余蕙波：曹萱龄、余建彬之女。退休前在浙江大学材料科学学院院办工作。
曹萱龄于1936年就读于浙大物理系，1940年毕业留校，在浙大西迁办学期间任助教、讲师。
余建彬于1937年由河南大学转学就读于浙大化学系，1940年毕业在遵义酒精厂工作，1946年去台湾肥料公司。

浙江大学西迁后代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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