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路后代纪念文集：记录父亲的人生抉择

2023-10-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三年后，父亲辞世。想当年在英国的父亲之所以放弃博士学位而提前回国，正是求贤若渴的竺可桢先生促成的。这可谓其人生的一大抉择。究其性格，父亲年轻时是个追求真理、关心社会变革的人，同时具有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的秉性，这为他动荡、坎坷的一生埋下了伏笔。这是父亲的第二次选择：为了不与小人龃龉，离开了他曾为之放弃博士学位的研究平台，继续追随竺先生来到条件艰苦的浙大。

涂海燕[1]

父亲身患不治之症那年（1959年），我九岁。三年后，父亲辞世。由于父亲在世时实在是太忙了，我还是个小学生，不谙世事，对他的记忆也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段。

2018年的“重走西迁路”帮助我重拾了父母在举国抗战中随单位西迁的那段经历，使我感到了温暖。有些感觉是说不清的，融在西迁后代的大家庭中，与新结识的“兄弟姐妹”们徜徉、流连在宜州标营、湄潭气象站，还有遵义的石家堡、经历司巷（曾经的家）……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当年的家，走在父母兄姐曾经走过的石板路上，喝着来自同样水源的水……我要感谢天来兄，是他和身边的志愿者身体力行、热情忘我地组织了这样的活动；我还要感谢亦平姐，是她坚持把我引进了这一行动；我更要感谢当地的各级组织对这些活动的大力支持。这些合力，使我重温了父辈这段艰苦卓绝的文军抗战之路。从当地文史工作者、志愿者深入挖掘、搜集的史料中重拾了父辈的点点滴滴，竟把一些片段串联了起来，使已远离了的父亲的形象变得生动、亲切，甚而有些立体感了。对父亲曾经的一些选择，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涂长望

我的父亲涂长望，在浙大只工作了三年，贡献有限，远不及那些从杭州便追随、辅佐竺校长办学的元老们。父亲1942年迫不得已离开浙大是有其内在缘由的，我想对此进行一番梳理。想当年在英国的父亲之所以放弃博士学位而提前回国，正是求贤若渴的竺可桢先生促成的。竺先生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得知涂长望年纪轻轻已成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论文，当即拍板以越洋电报聘涂为气象研究所研究员。一个在读博士生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所以父亲没有听从导师罗世培（Prof.　Percy　M.Roxby）和朋友的劝说及一再挽留，虽然博士课程都已修完，只差一篇论文了，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国任职，加入研究所这一高端平台，尽早报效祖国。这可谓其人生的一大抉择。我至今还常发问：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是父亲当年目光不够长远，还是说明他有足够的自信？

究其性格，父亲年轻时是个追求真理、关心社会变革的人，同时具有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的秉性，这为他动荡、坎坷的一生埋下了伏笔。在研究所的几年，是他最出成绩的时期，论文不断，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竺所长对此非常满意，并委派他以更多的工作。这就招来了小人嫉妒，所里有几位国民党党员同事，不把心思用在研究工作上，拿父亲收到的国外进步刊物做文章、挑事端，卡断了相关信息渠道并以“受赤化”相威胁，父亲则毫不退缩，反讥他们为“总理叛徒”。父亲也因这些人中有人道德败坏，破坏出国进修同事的婚姻而对其加以斥责，大部分同事都敢怒而不敢言，但都站在父亲一边【注1】。矛盾升级，竺所长出面调停，同时继续对父亲委以重任：协助吕炯代所长负责西迁气象研究所。随着全面抗战的不断深入，已接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此时正领导着全校师生在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文军长征”，为将父亲留在身边，便聘父亲加入刚迁到宜山的浙大，暂时离开研究所。这是父亲的第二次选择：为了不与小人龃龉，离开了他曾为之放弃博士学位的研究平台，继续追随竺先生来到条件艰苦的浙大。

1936年父母结婚照

20世纪50年代父母和海燕（作者）、三姐多原（右）

刚入浙大，父亲便如鱼得水，见到了在英国就曾邂逅的王淦昌教授，又结识了黄秉维等少壮派教授，陈立老友届时正在西迁赴桂的中研院心理所工作，得知父亲已转去浙大任教，后经黄翼推荐，接到竺校长的借调邀请函，便欣然前往【注2】（这三位后来成为他一辈子的挚友，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我们第二代）。地理系年长的学者教授们，如竺可桢校长、张其昀主任、叶良辅教授等对父亲也十分关爱。新朋旧友，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聚到了一处，同仇敌忾，意气风发，为保存发扬中华科学文脉而努力奋斗着。

父亲来到史地系后，工作搞得风生水起。他计划开五门课程：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天气预报和大气物理。在竺校长的规划下，父亲在1940年刚到遵义不久便成立了史地研究所并任副所长；1941年在遵义协台坝郑莫祠所在大院的后院由父亲主持建立了校办气象测候所，从此遵义有了气象记录，同时也满足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求；史地研究所正式招收研究生，一些听过父亲授课的学生陆续前来报考他的研究生（其中有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等）；1942年父亲还获得教育部学术乙等奖（甲等奖两名：冯友兰、华罗庚），被列入对抗战建国有贡献的10余位学者的名单之中且名列前茅。　对此，竺校长十分满意：“史地系以四年时间，有如此规模，真不容易。教育部以两千元办一个研究所，更是笑谈，目前也简直无设备可言，但是二位（张其昀、涂长望）却把事情办得如此吸引人，真是大有希望。”【注3】

1938年竺校长和涂长望在一起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国民党加紧了对思想界、教育界的控制，贵州更是首当其冲。1939年底，教育部发来密函，由张其昀、苏叔岳、郭洽周三位国民党党员教授组成浙江大学区党部。1940年底，费巩教授因不是国民党党员，在教育部和中央党部的压力下被迫辞去训导长一职，竺校长十分惋惜。1941年初，蒋介石委员长在家里宴请了张其昀，给其5万元，让其办一份刊物《思想与时代》，其目的是想加强思想统治，在高层次的教授学者中凝聚力量。之后，张其昀接替费巩当了训导长，并把“中国国民党浙江大学区党部”的牌子挂到训导处的大门口。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在遵义举行的倒孔运动使蒋委员长大为光火，竺校长为保护学生而领队游行，为此受到极大压力，曾提出辞职。(www.chuimin.cn)

反观父亲，从高中三年级便开始阅读有关社会改革和发展的书籍，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主张中探寻救国良策；1930—1934年在英国留学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政治活动，结识了留英学生中的共产党人，参加了第三国际组织的活动，包括受旅英华侨反帝同盟推举，秘密赴苏联参加莫斯科的“五一”节观礼活动并在多地进行参观考察。返回伦敦后由于炳然介绍成为英国共产党华语支部的党员。1935年由竺可桢所长推荐，从气象研究所借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期间虽然没有联系到党组织，但仍积极参加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活动并担任常务理事。父亲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他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格格不入。在西迁的浙大，父亲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少壮派教授，他们积极向上，关心国情战况，常聚在一起座谈时局国事；史地系一些学生参加校内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父亲也非常支持；父亲在参加中国科学社活动的同时【注4】，想到学校里还分散着不少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员，应当把这些年轻的教授和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竺校长的支持下，于1940年秋和朋友们一起正式成立了中华自然科学社遵义分社并当选为常务理事，年轻的教授们在学生中颇有影响，各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竺校长一贯主张学术民主、学术自由。但这种治校理念在当时蒋委员长的“模范省”不断受到打压，父亲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

在当时的浙大校园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大多集中在左派里，他们组织了多种社团，有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塔外社、保民卅一级会等，积极宣传抗日，到工农中做群众工作，组织校园文艺活动，在学生中很有感召力。史地系有一些学生参加，有的还担任领导工作。父亲对此都积极支持。而在官办的三青团团员中，由于大多数人是被动加入的，缺乏热情，也没有什么作为。有些团干部、国民党党员、特务学生的劣迹也常被左派学生揭发出来，令训导长张其昀脸上无光。在蒋委员长的一道道密令下，张训导长利用他职务上的便利，加紧组织了限制打压进步教授和学生的活动，制造了不少摩擦，并加大力度拉拢、动员学习好、能力强的学生加入三青团。工作甚至做到了父亲的研究生头上，大部分研究生不为所动，只有一个动了心，张训导长进而劝其改换门庭，转做他的研究生。这便成为击垮父亲容忍底线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无法再与这样的顶头上司继续合作下去了。同时他也深知，竺校长是不会批准他的辞呈的，也担心面对自己的“伯乐”时会心软而改变决定，故而选择了先斩后奏。我母亲按照父亲的交代，等他离开遵义后才去竺校长家递上辞呈。竺校长听闻，方知近来自己虽努力弥合双方裂隙却未能奏效，十分失望。他当下嘱张其昀提前去我家送下学期聘书，写明为特级教授，月薪提至450元。然而父亲临走时已有交代，母亲虽感为难，还是没有接受聘书。竺校长立刻又给重庆气象研究所代所长吕炯和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都曾是竺的学生）打电话，要他们劝说父亲回校。

竺校长在战乱期间维持一所大学，肩头的担子千钧重，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及人脉。他认为他早年的高才生张其昀是个书生型的学者，只因参加了国民党，就忠心地为他的党尽力尽责。而青年才俊涂长望是个追求民主、追求求是精神的科学家。竺校长认为张不该那样对他处处设限，搞摩擦。于各派的活动，只要健康、向上，对学生发展有益，竺校长都提供条件，给予支持。父亲离校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应竺校长邀请，在6月1日的“纪念周”上做的，题目为“世界大战之目的”。他认为，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把眼光扩大到全世界，建立国际组织，进行国际合作以促进世界和平。这也是他日后致力于社会活动，将国内外的中国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发挥力量的思想初衷。

气象研究所合影，前排六、七为涂长望和竺可桢（左起）

父亲的刚烈性格和其对政治理念的追求，使他做出了离开浙大的决定。付出的代价是离开了他敬如导师的事业领路人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还有他喜爱的学生和已展现才华的研究生。为了不使大家尴尬，父亲选择去重庆的资源委员会过渡一年，好友叶渚沛和孙京华（时任冶金室主任、电化冶炼厂厂长），热情地接纳了他。竺校长听闻后，立刻派吕炯前去劝其归队，不愿回浙大就去气象研究所，不要在其他行业浪费才华。父亲十分感激竺先生对自己的厚爱，因已接任了资源委员会的行政工作，便接受了做气象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的聘任。一年之后，父亲选择去中央大学执教。中大地理系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竺先生创办的，20多年来培养出不少著名的学者，张其昀、胡焕庸、吕炯等都是他的学生，竺先生在这里是“太老师”级的。只要父亲仍留在气象界工作，竺先生就尊重他的选择，继续支持他的工作，关注他的发展。竺先生的博大胸怀还可以从1943年5月的一件事上看出。在重庆召开的地理学会理事会上，两人又见了面，共同商议两个月后将举行的六个学术团体的联合学术年会。父亲被推为5名筹备委员之一。会议期间，竺先生还特为一事向父亲表示祝贺，祝贺他和郭晓岚师生双双获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评出天文气象地学组特等奖一名：涂长望；乙等奖一名：郭晓岚。而竺先生正是这次评奖结果的审评人。

父亲来到陪都重庆后，活动的天地比遵义更广阔了。很快便融入中大的进步教授团体中，这个由教授们自发组织的每周一次的座谈会，与《新华日报》建立了联系，可以在报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父亲因此结交了潘梓年、章汉夫等共产党人，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邀请的重大活动中，还会见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同志，接受了党的领导。之后，响应党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父亲和座谈会的几位核心人物潘菽、梁希、谢立惠等人将该组织组建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后来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性群众团体。1944年又参与了许德珩夫妇发起的“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创建与组织工作，即日后的九三学社——中国知识界的政治团体……在教学科研之外，父亲参与的社会工作不胜枚举。本篇之所以简略地提及一二父亲投身的社会活动，是想佐证竺先生不仅胸怀宽广博大，而且知人善任。他充分了解父亲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社会活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故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向中央政府推荐父亲为新中国第一任气象局局长。正因为一代先贤竺可桢先生有着民族科学事业发展的全局观，他才能忍一切难忍之事，成就难为之举。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的大智慧，正如浙大校歌所云：“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注1】内容取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院）教授陈学溶生前口述回忆。

【注2】陈立先生因当初是从心理所借调到浙大。1950年，中科院招他北上筹建心理所并计划开展工业心理研究，但因浙江省不放人而始终未果。（陈立之女陈亦平提供）

【注3】引自谢世俊《涂长望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注4】中国科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团体，由民国初年留美学者任鸿隽、赵元任、竺可桢等建立。1918年从美国迁回国内。社员都是有名望的学者。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员更广泛一些，在国内多地乃至美、英、法、德等国都有分社，成员也较年轻化。

[1]涂海燕：涂长望之女。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曾任北京气象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退休于中国气象局培训学院。
涂长望于1939年5月至1942年7月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

西迁路后代纪念文集：记录父亲的人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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