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的突出贡献

2023-10-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王宽福王淦昌束星北浙大西迁办学时我家住在遵义水井湾，当时束星北先生一家是我家的邻居。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向他俩请教时，王淦昌先生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先生那里。王淦昌和束星北在学术上是一对针锋相对的“诤友”，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一对终身心心相印的“挚友”。1980年4月，王淦昌借到青岛开会之机，前去看望老友束星北。

王宽福

王淦昌

束星北

浙大西迁办学时我家住在遵义水井湾，当时束星北先生一家是我家的邻居。我出生那天就是束师母让她家保姆去学校给我父亲（王仁东）报信，父亲赶回家请医生来给我接的生。王淦昌先生和束星北先生都是父母的好友，从小我就听父母讲他们的故事，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王淦昌先生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是1925年清华大学首届本科生，一年后分科进了物理系，师从于叶企孙教授（1898—1977）和吴有训教授（1897—1977）。他在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手下，获得了严格训练。1930年考取了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来到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师从于被爱因斯坦誉称为“我们的居里夫人”的杰出物理学家迈特内。1936—1952年，他在浙江大学任教16年，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是“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该成果被后人称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是新中国核科学和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束星北先生是江苏扬州江都人。1926年留学于美国拜克大学，1927年到德国，1928年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惠特克、达尔文，1930年受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助教，师从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艾丁顿博士，时年25岁的他已经走到世界学术前沿。1931年辞聘归国结婚。1932—1952年三度在浙江大学任教长达16年。在相对论、量子力学、无线电和电磁学等方面多有建树，1945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是我国雷达之父。

束星北先生与王淦昌先生，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霄壤，但对科学事业有着相同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在专业上，两人各有所长，束星北先生擅长理论物理，而王淦昌先生擅长实验物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世界物理学前沿”的时代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异的人在浙大相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如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专门开设了“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A、B两种。A课程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做学术报告；B课程主要是由束星北先生和王淦昌先生就物理学前沿课题做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或争论。特别有意思的是，两个主角无论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请自到，坐在台下学生中间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一旦发现有什么“奇谈怪论”，一定要打断让其说出个子丑寅卯。若发现对方出现“漏洞”就会不断地提问插话、在下面“拆台”“抬杠”，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这种唇枪舌剑的学术争论方式，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也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规的争论中日见深邃，新思想、新科技就这样诞生了。

束星北重新工作

王淦昌(www.chuimin.cn)

在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但相互欣赏，束星北先生称赞王淦昌先生：“王先生非常用功，在实验物理方面看过许多文献，举凡前沿许多物理文献，他一般都有所了解，能有王淦昌这样一位知音而感到无限高兴。”而王淦昌先生说：“束星北教授天资聪明，他的教学作风是不带任何笔记或参考书籍。仅凭一支粉笔，不断地提出问题。启发学生思维，慢慢引导学生去了解教学内容；让你随着他提出的问题去思考。最后由你自己去总结，去归纳，去自我形成系统的概念，常常是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二人必在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向他俩请教时，王淦昌先生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先生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向他讨教吧。反之，束星北先生也是如此，他会称赞王淦昌先生说：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他点。

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开创了浙大物理学的双子星时代，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和世界物理学界的巨匠，如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物理学学会会长吴健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吕敏；国内物理界的精英邹国兴、胡济民、蒋太龙、许良英、李寿枬、李文铸、周志成、李天庆等。

王淦昌和束星北在学术上是一对针锋相对的“诤友”，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一对终身心心相印的“挚友”。在浙大西迁办学的路上他们两家一直结伴同行，同吃同住亲如一家。两家在湘潭短住期间，王先生还只身往返上海，专程将束先生八岁的长子越新经温州、金华、长沙带抵湘潭，足见两家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友情。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王先生去了中科院，从事原子能技术研究，后任二机部副部长，顺风顺水，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先后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一生堪称完美。但束星北先生却历经坎坷，他当时不愿去科学院而去了曾经两度任教的山东大学。因抗战时期束先生被借调到重庆民国政府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雷达试验装置，在肃反中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957年因发表“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进而被打成“束星北反革命集团头目”，开除公职，“管制劳动”加上“文革”的劳动改造长达20年，一身的才华无法施展。直到1979年才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

在他遭到迫害后，家境窘迫，每月只有20元生活费，一家9口人的生活难以维持，而此时的王淦昌在北京身居要位，他一直用化名给束星北一家寄钱。从1960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束星北复出止，每月40元，月月不误。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每个月40元，差不多就是一般城市人口家庭的全部收入！1980年4月，王淦昌借到青岛开会之机，前去看望老友束星北。束星北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到冲击以后，几乎与世隔绝。他们两人前一次见面还是1954年在北京，中间已经相隔整整26年。20世纪80年代束星北小女儿美新到北京出差时，专程去看望父亲生前的老友王淦昌伯伯，她认为父亲的为人处事，要有淦昌伯伯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露出了怒容，　他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这是一位挚友的心声，苍天可鉴！

束星北先生在浙大是幸运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好校长竺可桢。束星北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1935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在大学强力推行军事化管理，随意开除学生、解聘教授，将中华基金会拨给物理系的专款挪为他用，这些劣行激怒了学校师生，束星北作为教授代表责问校方。当他找到郭任远时发现他正在酒店里设宴招待客人，束星北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交杯把盏，上去就掀翻了桌子，随即和几名教授愤而辞职离开了浙大，不久郭任远被浙大师生驱逐。继而浙大迎来了竺可桢校长，请束先生重回浙大，这决定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浙大元老对竺可桢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异议，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而竺可桢认为束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他力排众议，束星北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学，不久，便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竺校长倡导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他心目中的“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也正是束先生所向往和追求的，在浙大营造的浓厚学术氛围中，束先生如鱼得水，醉心学术研究。他认为学术上的争论更有助于研究问题的深化，他在爱丁堡大学师从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艾丁顿博士就喜欢有人和他进行学术争论。当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竺可桢之邀来浙大讲学，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给玻尔留下了深刻印象。

束星北无愧是浙大“求是园”走出来的才子，在山大王竹溪的讲座上又一次把“求是精神”演绎得出神入化。王竹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周培源的大弟子。王竹溪被华岗校长专门请来做报告，当天大礼堂座无虚席，华岗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王竹溪介绍国内热力学的学术状况及他自己的认识和成果。讲着讲着主持人问王先生是否要休息一下，突然一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上讲台，不做任何解释和开场白，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竹溪几乎写满概念和公式的黑板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王先生呆呆地愣在一边，上也不是，下也不是，那个给王先生清算了近40分钟的人就是束星北。他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这期间，王先生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没有。事后有关领导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面子，也有损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束星北眼中“过去的大学”，当然是指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束星北和王淦昌在遵义没争论出结果的问题，在四十年后的难得一聚时也照样争得面红耳赤。

浙大是幸运的，两位先生都把自己一生中年富力强、最美好的十六年留给了浙大。王淦昌的子女在父亲诞辰106周年之际，将父亲所获最重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给了浙江大学，寄望浙大年轻一代继承前辈们献身教育与科学的忘我精神。而束星北先生则给浙大留下了“求是精神”先行者的榜样。我想“钱学森之问”不难从束星北与王淦昌先生在浙大的十六年中找到答案。大学的管理者们对科学人才应多一分宽容和理解，为他们营造更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应有不计利害追求真理的品质，能以自己对科学的极大热忱感染和引领学生。当有一天从浙江大学校园里再次传出众多师生为学术问题激烈争论的声音时，大师铸成的日子就到来了。

浙大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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