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西迁路：浙大西迁后代教授的故事

2023-10-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虽然父亲到达湄潭走过的路与浙江大学的大多数师生不同，但愿望和目标是基本相同的。父亲的归国行程还要继续。父亲最后得到国内的通知是前往重庆战时生产局报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在重庆战时生产局当工程师的工作也随之结束了。父亲很快获得了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的职位，便从重庆辗转来到贵州湄潭，开始了他后半生在浙江大学几十年的教师生涯。

严欣澂[1]

2018年6月，浙大西迁二代寻根团在湄潭县政府的关怀和陈天来、王宽福两位老师的积极筹划下，来到抗战时期我们的前辈曾经工作、学习的地方，寻觅他们留下的足迹，发掘当年的感人故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1945—1946年，我父亲严文兴在湄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虽然父亲到达湄潭走过的路与浙江大学的大多数师生不同，但愿望和目标是基本相同的。湄潭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常常向我们几个子女谈起他如何经历种种曲折最终到达湄潭，成为浙江大学一员的故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父亲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第三年。美国全国进入战备状态，年轻人纷纷应征入伍去往前线。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可以暂缓应征，但要参加后方的工作。父亲参加了匹兹堡大学培训美国空军预备人员的工作，为他们讲授物理学基础课，便于他们后续学习航空方面的工程技术知识。这项培训学员的工作持续了三年。

回国途中的父亲

美国学生送的刻有父亲姓名的银腕带

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1945年，敌我双方的拼杀越来越白热化，盟军方面也损失惨重，军队因战争大幅减员，兵源也越来越紧张。美国政府做出决定，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必须像普通美国人一样参军上前线，但是个人可以选择参加美国军队或参加中国军队。父亲选择了后者，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返回中国，返回中国的途径和经费由美国军队负责安排。

1945年1月，父亲在告别他的学生时，学生们送给他的小纪念品是一块刻着姓名的腕带，那是军人上前线时佩戴在身上的，若在战场阵亡，凭它可便于辨认身份。父亲先从匹兹堡到芝加哥，告别他妹妹一家，然后乘火车横穿北美大陆到达西海岸洛杉矶，在洛杉矶Riverside港口等待开往亚洲的船只。经过两个多星期的等候，有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船要去印度，父亲就跟随这艘船开始了两个多月的航程。船上除船员之外，还有二十几个军人负责航运船只的安全，其余几人是一起前往亚洲的。父亲在船上被编入军队，换上美军军服，美军按他的资历授予Major（少校）军衔。军火船在西太平洋一直往南航行，船只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要时时警惕可能出现的日本飞机或舰船。从偶尔露出水面的美国潜艇的身影可知一路还有海军在护航。可以想象这次航程也是有危险的。船一直航行到南半球，经过澳大利亚南边的塔斯马尼亚到西海岸的珀斯。在那里停留4天，补充给养和淡水后，继续在印度洋向北航行。船只第二次穿过赤道，最终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港。

父亲的归国行程还要继续。他搭乘印度境内的火车、小火车从加尔各答一路向北到达印缅边界印度一方的利多（现在称雷多），这里是中国驻印度军队的大本营，也是史迪威公路（中印公路）的起点。他在利多停留了两个月，等待美国驻印度领事馆与中国国内联系，以决定他的工作去向。父亲最后得到国内的通知是前往重庆战时生产局报到。接下来是父亲生命历程中永远不能忘却的一段记忆：从印度汀江乘军用飞机飞越驼峰去昆明。那是一架普通军用运输机，机舱中两排相向的座位，二十几个乘客每人身背两个大背包，前面包里是一些生活用品、食品，还有军用小刀等，后面是一个降落伞包。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著名的死亡航线，飞行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强风、低温、机械故障使飞机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这时所有乘客别无选择，只能把生命交到飞行员手里。飞机在强烈的垂直气流中颠簸，艰难飞行几百英里，最终安全地在昆明军用机场降落。父亲第二天就接着飞往重庆。这时已经是1945年的6月，他离开美国的学校到达重庆历时近六个月。

1945年6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在重庆战时生产局当工程师的工作也随之结束了。紧接着战时生产局的官员和技术人员都要被派往华北、台湾，还有上海，参加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工作。父亲这时36岁，不想自此混迹于官场去当个接收大员，于是就决定离开政府部门。

父亲联系到一个叫汤元吉的熟人。抗战时期，汤元吉在贵州遵义酒精厂担任厂长，酒精厂生产的酒精主要为军用车辆提供燃料。抗战前，汤元吉曾经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父亲那时是他的研究助手，由于父亲的工作表现出色，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因为酒精厂与浙江大学来往密切，汤元吉就向浙江大学推荐了父亲。父亲很快获得了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的职位，便从重庆辗转来到贵州湄潭，开始了他后半生在浙江大学几十年的教师生涯。父亲到湄潭后讲授物理、化学，直到1946年5月左右，他才和学校师生们一起返回杭州，与阔别近八年之久的家人团聚。

2006年，父亲严文兴97岁。这年夏天我和父亲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一趟贵州湄潭。我先生陈叔平此时在贵州大学工作，他对我们的想法非常支持，一定要帮助父亲圆一个重返湄潭的梦。作为浙大人，陈叔平与湄潭多有交往，他当即联系了时任湄潭县副县长的黄正义同志，黄副县长对这次回访作了全面周到的安排。

2006年，从贵阳到湄潭还没有高速公路，交通远没有现今那么便捷，走普通公路大约需要6个小时。我们商量后决定先乘火车到遵义，再转乘汽车去湄潭。时年97岁的父亲身体依然健硕，行走自如，思维清晰，还特别喜欢与人交谈。7月28日大约上午10点多，我们乘坐的绿皮火车缓缓驶入遵义火车站，想不到黄副县长已经派两位医护人员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站台等待我们。父亲自己稳稳地走下火车，他们见到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心中的担忧全部放下。在前往湄潭途中，父亲看着车窗外截然不同于当年的风光，与陪同的医生和护士谈笑风生。(www.chuimin.cn)

7月29日，在黄副县长的陪同下，父亲走访了浙大在湄潭办学时的各个旧址。当我们站在湄江桥头，父亲特别想看看他曾经居住的湄江饭店。当时父亲没有家眷，所以和单身教师们一起住，可惜昔日的湄江饭店已不复存在了，它留在了那些黑白照片和故人的记忆里。当我们来到文庙，父亲清楚地记得这里曾经是浙大图书馆，还是学校办公室。父亲仔细聆听陈列馆馆长印丽的介绍，不时插话提问。当看见展板上当年的浙大教授名录时，父亲仔细地辨认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回忆着他在化学系的同事们。当我们走到天主堂，父亲马上说这里是谈家桢等教授们的住处。我们还去看了当时还存留下的一栋教学楼，以及学校的大操场。回到文庙，印馆长请父亲留言，父亲欣然写下“六十年重来浙大原址至感兴奋”十三个大字，表达他对浙大湄潭办学历史深深的怀念和重返故地的激动。黄副县长称97岁高龄的父亲是他接待过的回访湄潭的浙大教职工中最年长的一位，两人还坐在大成殿前促膝谈心，年龄的差距一点也不妨碍他们之间像老熟人般交流。

在湄江桥上和黄正义（右一）合影

在文庙前合影

听印丽馆长讲解

和黄正义副县长亲切交谈

在天主堂前

那一天适逢北京大学数学系姜伯驹院士和夫人徐川荣也在湄潭，徐川荣医师曾经在湄潭黄家坝卫生院工作过多年，为湄潭老百姓看过病。这次他们两位亦是故地重游，寻回昔日的记忆。

文军长征的脚步已经远去，在西迁路上教书、读书的师生们也渐渐离去。但对竺可桢校长带领下浙大西迁历程的追忆绵绵不断，我们在回访中看到千百件细小而平凡的事情，最终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举！

为陈列馆留言题词

姜伯驹院士夫妇在夫人徐川荣当年工作过的湄潭黄家坝卫生院旧址前留影

[1]严欣澂：严文兴之女。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物理系，浙江教育学院（现浙江外国语学院）物理系主任、副教授。
严文兴于1945年6月到浙大西迁办学点湄潭任化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