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后代纪实：重走西迁路，感悟浙大求是精神

管敏政 管敏文 管敏华[1]

从2017年8月31日开始至2019年3月23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管家七个姐弟，即敏新、敏文、敏求、敏学、敏喜、敏政、敏华，以及大姐敏新的爱人叶诗宏、小妹敏政的爱人李尧坤及儿子李聪（浙大毕业的西迁第三代）、弟弟敏华的爱人郑莉等浙大西迁后代共十多人，满怀对父亲（外公）的崇敬之情，先后分别自行或跟随浙大西迁后代组织，寻访了浙大在抗战时期的各个办学点，重走了父亲的西迁求学之路、竺可桢校长故居等地，其中大姐敏新和二姐敏文走完了浙江龙泉、临安、建德，贵州湄潭、遵义、永兴，江西新余、泰和、吉安，广西柳州、宜州等全部浙大西迁办学之地，其他几个姐弟也走遍了大多数办学地点和父亲曾就读过的龙泉与遵义西迁办学之地。通过数次集体寻访活动，我们感受到当年父亲求学的不易与艰难，目睹了那些西迁后代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抗战时期浙大西迁的历史和人文情怀，收获满满。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年多来的寻访活动意义非凡，同时也真正感受到了西迁后代重温和传承浙大求是精神的执着与兄弟姐妹般的情谊。

2018年6月13日，重走西迁之路的浙大后代，怀着对前辈的崇敬之情踏上了寻根之路的第一站——湄潭。在湄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黄正义和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馆长阴利君等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参观了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浙大办公室、图书馆旧址）等几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湄潭浙江大学旧址、谈家桢等教授的住处（天主堂）、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浙大农场、病虫大厦）和万寿宫（浙大研究生院旧址）等地方。在参观文庙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时，由馆长亲自为我们做讲解。她在饱含深情的介绍中说到竺可桢校长为了教育事业而无法照顾妻儿、痛失妻儿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一度哽咽说不出话来，我们也被感动得潸然泪下……通过馆长的详细解说及观看图文介绍、实物展示，我们了解到抗战时期浙大西迁的艰难办学历程和学生求学的不易。虽然那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师生们经常会在上课期间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他们丝毫没有被吓倒，甚至在房屋被日本鬼子炸毁而失去课桌椅和黑板的情况下，仍然不畏艰难在废墟上坐着或蹲着坚持学习，而老师则是将黑板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继续给学生们上课；又由于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学生们经常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只吃水煮白菜，没有一滴油，有些身体较弱的师生会因缺乏必要的营养而患上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休学一年或更长时间再恢复上课；由于当时缺医少药，有的师生因患重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最后就“牺牲”在了那片土地上。据有关资料统计，那些年先后病逝的师生达64人之多，但尽管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浙大的师生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先后培养出了54名院士（其中27名教师、27名学生），真是太不容易！太了不起了！至今当地老百姓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中国有两支打不垮的队伍：一支是工农红军，一支是浙大文军。在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中造就的一代“文军”，他们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值得后人赞颂与怀念！参观中，我们还欣喜地发现在陈列馆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展示墙上，有一张“浙大在遵湄时期行政组织及各学院教师任职图表”，上面写有父亲的名字（父亲1939年考上浙大龙泉分校，1940年10月从龙泉分校西迁至遵义继续求学，1943年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意外的收获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呼叫起来……

浙大在遵湄时期行政组织及各学院教师任职表

李聪在万寿宫实验茶场纪念馆门口

随后，我们在文庙前的浙大广场上看到了两块大石碑——“西迁纪念碑”和“求是精神碑”，以及另外四块形状不一、造型别致、刻有浙大各院系的领导与师生名单的大岩石板，大家顶着炎炎烈日在四块大岩石板上仔细寻找父辈们的名字，当我们先后在密密麻麻几千人的名字中找到了两处都刻有父亲的名字（分别是学生名单与毕业后留校当教师的名单中）和其他好多认识的前辈们的名字时，更是激动地欢呼雀跃，纷纷指点着父亲的名字拍照留念。

湄潭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文庙前的浙大广场全貌

敏喜找到学生时代的父亲名字

敏政找到另一处父亲留校当老师时的名字

敏文在湄潭座谈会上发言

两姐妹代表管家七姐弟接受湄潭领导颁发的捐赠证书

当天下午，湄潭县浙大西迁历史研究会在湄潭大酒店组织召开了“浙大西迁二代回访湄潭座谈会”，敏文在谈到对湄潭寻访活动的感想时动情地说道：以前我在别处旅游，参观展览馆都是“走马观花”，这次可不一样，每一步都是紧跟馆长，仔细听她讲解，因为那是怀着对自己长辈的特殊感情在聆听……在会上，她和敏喜还代表管家七姐弟接受了湄潭领导颁发的“捐赠证书”（捐书给陈列馆留存）。在湄潭，我们还特意去走了院士桥和湄江大桥，感受当年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搬迁至湄潭经过大桥时受到湄潭人民夹道欢迎和送鸡蛋等物品的感人情景。在湄潭与一些百姓接触和交谈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当地百姓对浙大师生的厚爱，他们至今还保持着非常淳朴的民风民俗，每当我们提起当年浙大西迁到湄潭办学的历史，他们都会感到很自豪，就像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的讲解员所介绍的那样：虽然战争年代湄潭的物质、粮食、住房等基本生活物品都很匮乏，但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甚至宁愿自己挨饿，也要设法帮助浙大师生解决吃住困难……　浙大与湄潭有着深厚的感情渊源。短短几天的寻访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印象。难以想象，当时如果没有湄潭人民的慷慨解囊，贡献出他们的房屋、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浙大的师生怎么能够落脚办学？怎么能够生存下去？这一切都离不开湄潭人民的鼎力相助和无私奉献！湄潭的一方水土养育了浙大的莘莘学子！

遵义可桢大桥

敏政和李聪与“老泰来”面馆老板合影

结束了在湄潭的寻访活动之后，我们来到寻访活动的第二站——遵义。在遵义，我们参观了浙大另几处办学旧址——子弹库（现为遵义第十一中学、浙大旧址纪念馆），何家巷3号的浙大教务处、训导处、文学院、工学院（1939—1946），竺可桢雕像和几组浙大老师和学生的雕像。在可桢大桥上，看到了大桥护栏两旁竖着几十块不同寻常的石碑，上面刻有介绍竺可桢校长的生平及他对浙大乃至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贡献的事迹，桥下建有浙大西迁文化园供市民和游人观赏与憩息。我们还慕名寻找到与浙大有着渊源关系的“老泰来”面馆（1942年就跟随浙大西迁、为师生服务的当地两代人开的面馆），专门去品尝了大排面和馄饨，当我们说明来意时，受到了老板的热情接待，临走前还与我们合影留念。

父亲是1939年10月成为浙大龙泉分校（当时称浙东分校）第一届学生的，大一读的是理学院化学系，1940年10月西迁去了遵义浙大本部。他生前多次提到，那时从浙江龙泉出发去贵州遵义，途中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走走停停共耗时一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有一段路程中，同行三辆车中的两辆都不幸被日本飞机击中，人与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幸好他乘坐的那辆躲过一劫，得以保住了性命。

父亲到了遵义就读大二前夕，与竺可桢校长的得意门生、同在学生会工作的（父亲当时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长）史地系学长赵松乔（大我父亲一届、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后来又去中国地理研究院工作，是学部委员）有了许多接触，成了好朋友。在学长的建议和动员下，同时也得到了竺可桢校长的鼓励；加上父亲胆子比较小（读大一时曾在一次低头做化学实验时，不小心被酒精灯烧到了眉毛，虽无大碍，也没被烧伤，但他却被吓到了），大二时父亲就从理学院化学系转到了文学院的史地系（当时学校规定：大二理科生可以转文科，反之则不行）。

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先生

父亲在遵义就读期间，因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而被大家所称赞。1940年初，年仅35岁的著名史地系青年教师、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孤身一人从西南联大应聘来到遵义浙大史地系任教，由于缺乏营养与过度劳累，不幸得了肾病和肺气肿等多种疾病，时常流鼻血；又由于他教学勤奋，经常熬夜，生活孤单，缺人照顾，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41年8月，当父亲得知他病倒无法照顾自己生活起居、需要他人照料时，毅然搬到他那阴暗、潮湿的寒舍与他同住，陪伴和照顾他。半年后又向学校提出建议并协助他搬迁到离浙大本部较近、条件相对好些的何家巷一座楼房里继续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不料从1942年5月开始，张先生的病情逐渐加重，厌食、头晕、咳喘，还因时常流鼻血而造成的贫血，使他面色更加苍白，已经不能起床。10月14日下午2时许，父亲果断地雇用了一辆人力车送他去遵义卫生院，在要求住院未果的情况下，父亲急忙赶到遵义县政府拜访杨友群县长（父亲在杭州高级中学读书时的历史老师），承蒙杨县长的热情接待与帮助，第二天下午父亲就携带生活必需用品替张先生办理了住院手续。

自从张先生住院之后，史地系张其昀主任和其他浙大师生陆续去卫生院看望他，竺可桢校长也前去医院看望过他，并把这段往事记载在日记里。

没想到从入院第六天开始，张先生的神志开始迷糊起来，连父亲进入病房他都会高喊“谁啊”，当父亲将名字告诉他时，他才说“噢”。更糟糕的是从10月24日开始，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大小便也失禁了。见此情景，父亲一阵心酸，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当即弯下身来用温水给他擦洗下身，换上尿布。当晚父亲与同是张荫麟教授的学生、从昆明到遵义看望张先生的云南大学历史系李埏老师一起，在病房共同看护张先生。10月25日，张先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晚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年仅37岁。追悼会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城南的一个小山岗上，坟前竖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中国史学家张荫麟之墓”。

“多情自古伤离别”，第二年的清明节，也是父亲即将毕业前夕，怀着对张先生的无比怀念之情，父亲买了一捆清香、一对蜡烛、两斤糕点，还不忘带上张先生房间里遗留下来的平日里他最喜欢却来不及吃的大胡桃和白果，约了同学一起去他坟前沉痛哀悼，鞠躬告别：“尊敬的张先生，安息吧！”在回来的狭小山径上，父亲和同学屡屡回头，舍不得离开，心中在想：一位清华大学的高才生、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哲学博士、西南联合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著名史学家教授张荫麟先生，就这样英年早逝留在这里，今后陪伴他的只是冷月、青松……这是多么使人痛惜啊！一座小小的坟茔竟是张先生奋斗终生的归属，但他的工作业绩和忘我精神必将永存人间。多年后，父亲撰文追忆、悼念张萌麟老师，回忆自己在1941年8月到1942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陪伴与照顾张萌麟老师走完最后的岁月时，仍然记忆犹新，仿佛当年的情景还在眼前。

张荫麟文集

父亲生前曾与我们说，他把张先生（浙大学生对张荫麟教授的尊称）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照料他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父亲不畏艰辛，不怕脏累，悉心照料张荫麟先生的事例在当时成了一段佳话，也得到了校方的肯定与赞赏，这也是父亲毕业时除了学业成绩优异之外，能够留校任教（1943年史地系毕业生中就他一人留校当老师）的原因之一。在我们寻访活动中，有关父亲照料张荫麟教授之事多次被遵义等地的史学研究者提起，我们作为子女，真心为父亲这种尊师、敬师的精神而感到骄傲与自豪！每当我们阅读有关回忆浙大西迁历史的纪念文章和回顾我们重走浙大西迁之路的时候，都会勾起对父亲生前点点滴滴的追忆，以及对从事了几十年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并为之贡献了一生的父亲深深的怀念！大家表示一定要继承父辈的优良传统，弘扬和传承浙大求是精神。

父亲大三时取得全校论文竞赛第五名、文学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竺可桢校长签署、刊登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的布告）

2018年10月8日，我们三姐妹跟随西迁后代寻访团来到临安的一块“风水宝地”——禅源寺。在那里已经看不到当时的旧址，因为日军在汉奸的告密和配合下，轰炸了禅源寺，使得浙大旧址面目全非，所幸在竺可桢校长主持召开的校务会后浙大做出决定事先搬迁了，因此没有人员伤亡，后人就此立下了“浙江大学西迁纪念碑”。(www.chuimin.cn)

随后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富春江畔——建德，参观了竺可桢校长曾居住过及当年办学的旧址，那里的政府正在努力重新修缮，供后人瞻仰、传承。

最值得一提并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姐弟七人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0月10日上午8时许，第一次相约全体外出，跟随浙大西迁后代寻访团踏上了父亲当年在浙大龙泉分校办学点的求学之路。虽然那天天气阴沉，气温较低，还下着雨，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去寻访父亲求学的第一站——浙大龙泉分校旧址的迫切心情。

一到目的地，我们就被浙大龙泉分校旧址——曾家大院吸引住了，并对保存完好的砖墙外貌和陈列馆内富有特色的木质建筑感到十分惊讶！在陈列馆内看到了当年师生们学习和生活的历史照片，使用过的实物、简陋的教室与学生宿舍，虽然当时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但他们却十分刻苦与勤奋，无论听课还是自修，都非常认真，充分体现出浙大学子的求是学风，尤其是他们晚上看书时用桐油灯来照明，脸经常被熏得漆黑，这种“挑灯夜读”的情况，令我们非常感动，我们既感受到了父亲当年在此学习和生活的勤奋与艰辛，也领悟到了父亲当年求学的执着与不易，大家坐在教室里，模拟上课情景，认真听课，举手发言，再现了当年的课堂学习氛围。参观中，我们还与闻讯特地赶来的原杭大外语系教授、现浙大校史研究专家许高渝老师进行了交流。

我们在浙大龙泉分校旧址—曾家大院

下午天公不作美，竟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撑着伞、冒着大雨，兴致勃勃地行走在浙大龙泉办学旧址旁的龙泉浙大中学新校区内，在竺可桢校长雕像前合影留念。随后我们在浙大中学会议室与龙泉市府办、党史方志办、浙大中学负责人等有关方面的人员进行了座谈。龙泉有关部门介绍了浙大在龙泉办学的历史情况和分校旧址修建和保护情况，寻访团主要成员介绍了父辈参加浙大西迁的情况，陈天来、王宽福、王宇平三位老师分别代表寻访团和个人向龙泉赠送了有关浙大的书籍、有关父亲的纪念文集和光盘及有关祖辈心怀祖国梦的书籍。

第二天上午，七姐弟再次重返陈列馆，将父亲读书时的黑白旧照与晚年工作时的彩照（跨度65年）捐赠给了浙大龙泉分校陈列馆。

七姐弟感受父亲当年上课时的情景

姐弟们与浙大校史研究专家许高渝老师交流

陈列馆讲解员给我们姐弟作介绍

七姐弟在龙泉浙大中学新校区竺可桢雕像前

父亲照片捐赠浙大龙泉分校陈列馆留存

父亲读大一时与晚年时照片（跨度65年）

弟弟敏华拿着父亲照片在他名字前

七姐弟在师生名录墙上父亲名字前合影

五姐妹在上田村竺校长办公室门口合影

到当年浙大帮泰和所建垦殖场寻访

当我们在浙大旧址广场名人纪念墙上找到用龙泉特产青瓷材料做成的父亲名字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们手捧着父亲的照片，相拥在父亲名字两旁拍照留念。此行两天的寻访活动意义重大，令我们受益匪浅，值得我们永久地纪念并为之骄傲，因为这是我们七姐弟有生以来第一次全体外出，共同了却了期盼多年的“寻找父辈足迹、重走浙大西迁路”的夙愿：寻访了父亲大学求学的第一站——浙大龙泉分校旧址，留下了珍贵的值得永久纪念和珍藏的合影，我们望着嵌在墙上的父亲名字依依不舍，久久不愿离去……

11月13日，我们五姐妹随团来到了西迁经过之地的江西泰和与吉安，参观了幼儿园和学校及当年的浙大礼堂旧址（西迁后代中曾有不少长辈都曾在泰和、吉安或工作或读书），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也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和录像。学生们身着美丽的民族服装，唱着动听的民族歌曲，像过节似的迎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西迁后代，使我们非常感动。

11月17日，我们团队来到了广西宜山（今称宜州），参加了宜州政府组织的浙大西迁宜州80周年庆典活动，参观了当年师生的住房（现已做了重新改造）。在宜山标营参观时，惊喜地看到大门上挂着——“热烈欢迎浙大亲人们回家！”的横幅，顿时感到好温暖！通过参观，我们了解到浙大在宜山办学期间，由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刚建成不久的教室、宿舍、食堂等都被炸得“体无完肤”，师生们只好躲进山洞里上课，充分体现了浙大人不怕牺牲、顽强办学的拼搏精神。

11月19日下午和晚上，我们姐妹五人与寻访团成员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西迁宜山办学80周年纪念大会和以“求是情·故乡行”为主题的文艺晚会，还与当地学校的老师同台齐声演唱了浙大校歌，那歌词、那旋律在耳边久久回荡，仿佛又重现了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父辈、浙大人走在西迁的路上……

宜州当地政府热情欢迎西迁寻访团亲人回家

与宜州当地老师同台齐唱浙大校歌

2019年3月23日，我们姐弟以及敏新、敏政、敏华三人的家属近十人，一起随同浙大西迁寻访团参观了浙江上虞的“竺可桢故居”，这是浙大西迁后代组织的“寻找父辈足迹、重走浙大西迁路”活动的最后一站。刚进门就看到一尊竺可桢校长的半身像，背后写着“求是精神”四个大字。在少先队志愿者颇具特色的讲解中，我们又一次重温了竺可桢校长的生平事迹观看了反映他各个时期的照片，再一次感悟了竺可桢校长在西迁办学中确立的“求是”校训和“求是”精神对浙大几代学子的现实意义及极其深远的影响力。

寻访团成员与竺可桢文化发展中心创办者窦小钢主任合影及座谈会现场

当天下午我们还来到了竺可桢文化发展中心，与中心创办者窦小钢主任就有关筹建竺可桢故居文化馆的建设进行了座谈，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弟弟敏华和李尧坤分别代表管家的西迁后代和家属做了发言。

为期一年多的寻访活动已圆满结束，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剩下的只是追忆和怀念，愿浙大西迁后代牢记并传承父辈的优良传统美德，延续他们与浙大西迁办学之地的百姓结下的深厚友谊，共同携起手来，不忘初心，努力奋进，去开创两地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愿文军长征、西迁文化生生不息，永放光芒！浙大求是精神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就像我们管家第三代浙大人李聪所说的那句话：铭记西迁历史，我们感动，感恩！展望浙大未来，我们砥砺前行！

[1]管敏政：管佩韦之女。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系，杭州市团校副教授。
管敏文：管佩韦之女。杭州青春宝集团公司职工。
管敏华：管佩韦之子。曾在杭州大学心理学系、物理系工作，目前在职于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
管佩韦于1939年7月在浙江龙泉入学浙大化学系学习，1940年10月转入遵义浙大文学院史地系。1943年7月毕业留校，在浙大西迁办学期间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