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西迁后代回忆录：重走西迁路

2023-10-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陈健宽[1]80年前父辈一代跟随竺可桢校长从杭州西迁，直到遵义、湄潭、永兴。我今年8月有机会跟着陈天来教授重访湄潭，回忆了童年的往事，对今日湄潭发展感到宽慰、兴奋。我们从杭州出发飞贵阳，再坐小车上高速直达湄潭，前后仅用8小时。从湄潭到遵义要经过虾子场，停车吃中饭，到遵义已是下午3点多，现在湄潭到遵义，开车只需40分钟。今年回湄潭，看到电力充足，回忆起我们当年在湄潭，晚上点的是灯草桐油灯。

陈健宽[1]

80年前父辈一代跟随竺可桢校长从杭州西迁，直到遵义、湄潭、永兴。他们不顾日寇飞机轰炸，克服重重困难，西迁途中坚持办学，体现了树我邦国的爱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我们西迁后代在这种氛围中长大，得到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1937年离开杭州时才2岁，1940年先到遵义后到湄潭，开始读小学，湄潭的父老乡亲接纳了我们，我们自然地和湄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今年8月有机会跟着陈天来教授重访湄潭，回忆了童年的往事，对今日湄潭发展感到宽慰、兴奋。

最直接的感受是交通便捷了。我们从杭州出发飞贵阳，再坐小车上高速直达湄潭，前后仅用8小时。但是在抗战时期，竺可桢校长等1939年6月初次考察湄潭，从遵义到湄潭坐滑竿要花两天时间，第一天60里，第二天80里。以后公路逐渐开通，可以坐汽车，但是遵义到湄潭有一段山岭拐弯处叫“菩萨岩”，容易翻车，那时有的汽车还是烧木炭的，开不快。我父亲每月要到遵义开一次校务会，常担心这个路段。1946年复员，我们坐上车到这个地方，我也担惊受怕。现在已经不走这条老路，改走高速公路。我家住在七星桥附近，我跟着父母于1946年5月13日离开湄潭，先和房东的媳妇梁大嫂告别，过了七星桥，走到汽车站，去搭“黄鱼”（是小学的储凤书老师在走前一天为我们接洽好的）。这是运米的卡车，我们坐在米袋上，我很高兴，自从到了湄潭就没有坐过汽车。但是车开到菩萨岩，大家很担心，看着汽车慢慢地开着，安然通过，才松一口气。从湄潭到遵义要经过虾子场，停车吃中饭，到遵义已是下午3点多，现在湄潭到遵义，开车只需40分钟。那时从遵义到贵阳要经过息烽。现在有高速公路，湄潭到贵阳只用三个多小时，高速路虽盘山而过，但平稳舒适，风景宜人。今年回湄潭，看到电力充足，回忆起我们当年在湄潭，晚上点的是灯草桐油灯。更困难的是大学里开展教学科研，没有电怎么办？在宜山竺可桢校长确定了“求是”校训，我父亲参加了那次会议，他自己以行动践行，他在宜山建立了植物病理实验室，但迁往湄潭又要重新建立，而且许多设备没有电就无法使用，他就试验并且成功地制作了土定温箱，解决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也解决了学生写论文的问题。土定温箱是利用湄潭当地的木炭资源，我在家看他把很多木炭磨成粉，又拌了泥土做成一条条的炭条，摊在地上，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做试验，把木炭粉和黏土粉混掺成不同比例，再做成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炭条。他在病虫大厦办公室的走廊上（今年我回访已经找不到病虫大厦了，早已拆除），摊放了很多炭条，有的炭条有斑马纹，覆盖草木灰，经过反复试验，可使炭条既不烧得过快也不熄灭，可使土定温箱在10至12小时内温度稳定。他和杨新美先生利用这个土定温箱开展了银耳人工培育的研究，他还设计了担孢子弹射装置，克服了组织分离引起的污染，顺利获得银耳纯种，在病虫大厦前面的斜坡上，用野外挖浅坑、埋青杠木接种的办法，人工培育银耳。他用同样的方法还培育了食用菌大脚菇等。

湄潭教学环境好。在群山环抱中，小城清静不受干扰，教学气氛浓厚，教学有序。这里和在宜山不同，在宜山经常要躲警报，一看见山上挂出红灯笼，我母亲就带着我往山洞里跑，待到警报解除才可以回家。父亲和同事们根据当地农作物的病害，指导学生们对油菜霜霉病、玉米大斑病、马铃薯早疫病及储藏期细菌性病害、竹类病害、大豆病害等课题进行广泛研究，写论文。其他院系的科研也很多，英国李约瑟博士一行于1944年10月到湄潭，我父亲也参加接待。李约瑟认为浙大在湄潭的研究工作很活跃，师生们刻苦钻研，晚上的时间都利用上，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我有时到农学院去，跟老师们拿标本箱和捕捉网，采标本，捕昆虫。农学院的农场有两百多亩地，有花园、果园、树林，大家都喜欢到农场去玩，湄潭水果多，经过品种改良后更好，浙大到湄潭引进了洋葱、番茄和西瓜。湄潭有特产水果毛桃（可能就是现在叫“猕猴桃”的水果）和刺梨，罗登义教授说富含维生素C。

我们小学叫国立浙江大学附设湄江小学，虽然规模不大，学生一百多人，但也受到重视。我们小学的老师常利用大学的科研条件，带我们参观各个系的实验场地，例如到物理系观看电话机、电报机、电影机、收音机，到病虫害系观看各种昆虫，到园艺系观看各种瓜枣，到生物系观看好多鸟类、蛇蛙等，参观养牛场和血清厂。浙大的大型活动，我们也会参加，例如浙大校庆和竺校长任浙大校长十周年庆祝会，我们小学生排队到文庙的图书馆，听师范学院王院长、祝廉先先生演讲，会后到文庙前照相。

到六年级即将结束的4月份，储老师说毕业证书上要有我们的照片，他为我们联系好照相馆，交到学校后学校在毕业证书上盖章，还要送到遵义浙大去盖章。可见，浙大不仅对大学生的管理规范，对小学生的管理也是很规范的。

我们的老师布置作业很认真，假期写日记，留作业，练字。我在作文“雨”里写道，“雨有暴雨、大雨、小雨、微雨，在大雨连续时，会变成水灾，人民受苦”。因为我想到西门的老平桥有时暴雨来时，桥板被冲，很危险。我又想到有时天不下雨，农作物不能生长，我们就没有粮食了。因为我常在家门口看到求雨的人群经过，一些农妇一边走一边喊：“天那天，求天下雨，大雨落在秧田中，小雨落在大门前。”由此，在作文“一个农人的生活”中，我写道：“农人很苦，整天种田、放牛、喂猪……粮食是农人种出来的，所以农人对国家很重要。”(www.chuimin.cn)

在作文“理想的中国”中，我写道，“我理想的中国就是成了很强盛的国家，不怕别国来侵略，要造很好的铁路、公路，很多船，要多设工厂，机器代人力，要有很好的教育，全国的人民都认得字……”。因为西迁的经历让我从小很恨日本鬼子的侵略，大学生们常常唱抗战歌曲，我父亲在家也教我唱，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我的两个亲哥哥留在上海跟祖母和姑妈生活，等抗战胜利复员才团聚。有一天傍晚北门外有两个前线退下来的伤兵，他们想找个地方过一夜，好多人家看到伤兵赶快关门，我也去关门，我父亲不让我关门，说他们是抗战受伤的，让他们进来，这两个伤兵就进了我们家，在外间的躺椅上过了一夜，我原来很害怕，但第二天一早他们就离开赶路走了，没有打扰我们。当时老师常教育我们，要读好书，长大为国家做事，将来国家的责任要我们负担等。我们的小学靠近大学的操场，老师常带我们去玩球。但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在南门外浙大数学研究所内，那时只有四个班，没有五六年级，也没有操场，只有一片草地，二年级以后搬到玉皇阁这边来。今年我重访，寻找小学地址，在湄潭中学旁遇到当地老乡母女两人，带我们找到湄潭中学退休的85岁的语文老师李老师，李老师带我们指认了仅存的一间旧屋，李老师也曾经在湄江小学读过五年级。我的老同学郑德明记得进湄江小学需从挑水巷走进去，这些回忆就可确定湄江小学的位置了。

我家住在七星桥附近，当年教职员家属在这边的不多，我家隔壁是周本湘先生家和祝汝佐先生家，我们原住的房子现在已找不到，这里都是楼房了，记得束星北先生家也在附近，我们这些孩子平时就在街上玩，有一次祝家的一只鸡不见了，孩子们帮着找，最后发现这只鸡跑到束家，可见束先生家离我们家不远。有些先生到七星桥附近，路过我们家会进来坐坐，如李天助医生和夫人带着女儿久蒂、胡建人先生和夫人及女儿等。有些广东籍的学生会来家里玩玩，我母亲做广东点心给他们吃。过年时，我会跟着父母去各家拜年。

当时七星桥旁边有百鸟归巢，我们晚饭后会去欣赏吱吱鸟声。过去店铺少，赶场做买卖也蛮热闹，而且做交易的办法也奇特。我看到卖猪的买方与卖方，只比画手势而不动嘴，在外衣袍子遮挡下讨价还价成交。湄潭冬天很冷，要用灰炉。一般鞋子是布鞋或草鞋，我的布鞋涂上桐油，可当雨鞋。小伙伴们在街上玩耍，自得其乐。

我们在贵州长大的娃儿，回到杭州仍说一口的贵州话，我直到高三还在讲贵州话。

遵义、湄潭人民在抗战期间默默无闻地帮助浙江大学，我们这些娃儿能健康成长，平安上学，应当感谢湄潭的父老乡亲。现在贵州和全国一样在迅速发展，向小康迈进，祝愿湄潭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1]陈健宽：陈鸿逵之女。1937年随父母参加浙大西迁，1946年随浙大回杭。退休前是杭州玻璃集团建新浮法玻璃公司教授级高工。现聘为浙大关工委求是宣讲团特约宣讲员。
陈鸿逵于1935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教授，兼植物病虫害系系主任。

浙江大学西迁后代回忆录：重走西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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