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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山躲警报的经历:重走西迁路

【摘要】:因为已经在城外,就不用天天跑路躲警报,等到紧急警报时再到流溪岩躲避也来得及。我们在宜山一年多的时间里,安了三次家,几乎每天都在躲警报的惊慌中度过,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

钱 灿[1]

大约在1938年秋季,我们家跟随浙大西迁大队从兴安搬到了宜山,那年我六岁,我们在西一街(当年的主街道)乐群社西边租下一间店面房,楼上有一大两小间,我们只在楼上住,楼下店面租给新知书店来宜山开的分店。安定下来没多长时间,就有日本轰炸机三天两头来空袭,经常做好饭菜就响起警报,赶紧跑出城去躲避,有一次警报解除回来,上楼开进门发现房间特亮,原来屋顶一处开了天窗,飞进一块弹片……放在桌上的四碗菜都翻扑倒在桌上,当时肚子实在太饿,只能将就着吃了!

自从1937年夏秋离开嘉兴老家逃难,住过建徳乡间的里蔡小村、湖南长沙,后来到广西兴安再到宜山,一路真是非常艰辛,我妈妈上海一向过惯舒适生活,实在无法忍受,就在1938年底带着我和七姐,辗转广州坐海轮回到上海外婆家,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十三层楼(现今锦江饭店)附近的蒲石路,妈妈原想在外婆开办的初基小学以教学谋生,没想到战时的私立小学也很难维持,无奈在1939年夏季我们母女三人只能又返回宜山,这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了西一街北侧的平房里,那个平房是个大院,好像还住着冯乃谦、许国容两家,还有这个大院的房东,我们搬进去住的这个房子,原本是朱叔麟伯伯一家住的,朱伯伯执意要回浙江,到浙大新办的龙泉分校去教书,后来又折回遵义。

从楼房搬到平房,对小脚的亲妈(我们嘉兴人把奶奶叫亲妈)来说不要上下楼梯方便多了,但那个时候的小县城哪有平坦的柏油路,城里是石子路、城外是高低不平的泥土路,小脚走起来非常艰难。那时候几乎天天有警报,警报声分三种播放方式,一是空袭警报,两声鸣叫之间有间歇,预报敌机已进入广西境内;二是紧急警报,呜呜……一长串鸣叫没间断,是说敌机已进入境内,那长鸣叫声听起来就很心慌吓人,当地有句话说“紧急警报东西不要”,意思是丢下一切赶紧逃命,满街人都在奔跑着,在慌乱中却还有警察维持秩序,特别注意穿着显眼雪白衣服的,就向他衣服上喷洒黑墨汁,在当时警报响起后是严禁穿浅色衣服的;三是解除警报,声音缓缓的,示意敌机已经离境。我们一般都在空袭警报时离家出城,有时还没有找到山洞,已经响起紧急警报,我们就得很紧张地小跑着,好在宜山的山洞多,总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历经数次后找到了一个叫流溪岩的好地方,山洞很大,洞中有洞,还有小溪潺潺有声,掩盖了外面隆隆的飞机声,所以后来我们总往那里去躲警报。那时候空袭警报几乎天天有,那个流溪岩大山洞每天都有很多人逗留,小商贩也去那里又躲警报又做生意,慢慢地就有卖小包装的米粉糕,起名叫警报糕,虽有人买但不多,我们就买不起,因为不是偶尔而是几乎天天如此,只能忍饥挨饿,等警报解除后回家吃饭……我爸爸和哥哥却借躲警报的机会,走遍周边的大小山洞,后来佘坤珊(外国文学系主任)单身一人来宜山执教,就住在我们家里,爸爸躲警报就有了伴,每次大家躲警报回来,他们都会讲述新发现了什么奇特风景,有一次佘家伯伯带回一手帕包的西红柿,我们都好奇他怎么会去买西红柿,他还要卖关子,还要叫我们猜是多少钱买的,他在我们印象中是个只求质量不问价钱的人,看到这么好的西红柿我们都往贵里猜,他却哈哈一笑(他从不大笑)地说没花一分钱,原来是采摘山洞旁野生的……我也曾跟随哥哥去过惊险的山洞……

再说说我亲妈,一个小脚老太太是怎么躲警报的,前面说到我们都在空袭警报时出发,我亲妈是小脚,加上路又难走,她走起来很吃力很慢,怎么办,那时候当局也想得周全,在空袭警报之前还会在一个山顶上悬挂灯笼,全县都能看到,根据敌机起飞、行进方向,先是挂一个灯笼,再是挂两个灯笼,我亲妈都会在看到挂两个灯笼时,一个人默默地先出发,她平时喜欢抽水烟筒,这是一个每天都擦得净亮的白铜水烟筒,有时已经挂起了两个灯笼,她还在不紧不慢地抽着水烟筒,她实际是边抽着、边斗争着(小脚要走这么难走的路,她从未抱怨过,但每次事到临头,我想她内心肯定很纠结)、思考着准备挑战一次次艰难的行程,大院房东看她还未启程,就会说,“老太太,两个灯笼了,你还没走啊?(至今我还能记得那熟悉的宜山话音,还能学着说出那句宜山方言)”亲妈会从沉思中立刻惊觉,马上把点燃水烟的纸煝在土墙上触一触灭掉,起身出“征”,哥哥偶尔回家看到此情此景,立即就说“这就叫触霉(与煝同音)头”,一语双关,这个触煝头寓意着敌机来袭遭灾难的触霉头。(www.chuimin.cn)

后来我们又搬家了,搬到我们常去躲警报的那个流溪岩旁边的小山头上,因为几乎天天都要走出城,往返这么多路别说亲妈吃不消,我们也吃不消,那小山上的房子是罗韵珊的,原来腾出两间租给张绍忠一家,他们家在1939年底就搬去遵义,尽管我们明知道在宜山已住不久了,但哪怕少走一天路也是好的,何况去遵义又没有确切的时间,所以我们毅然决定搬过去,好在那时行李简单,搬家方便,大约只住了两三个月也迁到遵义去了。因为已经在城外,就不用天天跑路躲警报,等到紧急警报时再到流溪岩躲避也来得及。

浙大在宜山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是晴天,警报几乎天天有,但真正在宜山城里投下炸弹的,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是1938年秋一颗炸弹投在乐群社(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社团),致使我家楼顶开天窗;再一次是1939年2月5日,敌机投下了一百多枚炸弹,标营就有118枚,在标营的浙大男生宿舍损失惨重,好在学生都没有受伤,有些炸弹投入了江中,鱼都被炸死漂起来,大家都到江中捞鱼。

我们在宜山一年多的时间里,安了三次家,几乎每天都在躲警报的惊慌中度过,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但也有欢乐的时光,如《在抗战流亡中长大》中讲述的为抗日募捐,两次全家总动员义卖嘉兴粽子,在大家的赞美声中为抗战出力很开心;还有在1939年阴历九月初七,给亲妈作虚岁的七十大寿,浙大的几位老同事都来了,还请了一个跟随浙大逃难到宜山的江浙师傅叫王新民,烧了一桌好菜,大家都很开心地欢聚一堂!席间王师傅也来向亲妈敬酒,并且还说:“老太太,等你八十岁大寿时我还来为你烧菜。”果然在1950年阴历九月初七,抗战胜利后全家回杭州,这个王新民师傅也跟随浙大回到杭州,在浙大华家池边的活动房里开了个小餐馆,他如约来到我们家为亲妈操办八十大寿寿宴!可惜我已经离开杭州参加革命,未能参加,甚为遗憾!

[1]钱灿:钱宝琮幼女,1937年随父母参加浙大西迁,在湄潭就读于浙大小学和浙大附中,1946年随浙大复员回杭,退休前在浙江工商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钱宝琮于1928年8月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教授,曾任数学系首任主任,在浙大西迁办学期间曾任一年级永兴分部主任(1943年2月至194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