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宇宙：跨越-平行宇宙

《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如何生活才能去天堂，而不是在天堂如何生活。

——伽利略在受审期间所复述的巴隆尼斯红衣主教的话

世界凭什么只能是“有”，而不能是“无”？世界完全有可能并不存在，正如它也完全有可能确实存在一样，这是个悬念，有了这样一个悬念，形而上学思想的钟才永不停摆。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神秘感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体验。它是最根本的情感，有了它才能哺育出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无论是谁，如果对它没有认识，不再好奇，不再有惊异，那就与死无异，而他的目光也就暗淡下来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63年，托马斯·H.赫胥黎（Thomas H.Huxley）写道：“人类一切问题的问题，隐藏在所有问题背后，而且比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趣的这个问题，是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与宇宙之间的关系。”

赫胥黎是有名的“达尔文斗士”，他曾与极为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展开激烈的辩论，维护进化论。对于当时大多数的英国人来说，人类傲然屹立在造化的正中心；不仅太阳系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人类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最高成就，是上帝神圣杰作的巅峰。上帝就是按照他本人的模样创造我们的。

面对宗教势力的万箭齐发，赫胥黎公然挑战这一宗教正统观念，捍卫达尔文理论，从而帮助我们更科学地认识了自己在生命之树中的地位。今天，我们认识到，在科学巨匠当中，牛顿、爱因斯坦和达尔文在帮助确认我们在宇宙中的正确地位方面进行了艰辛的耕耘。

他们为确定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地位所做的工作，都对神学和哲学造成了冲击，为此他们各自都极力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原理”一书的结论中，牛顿宣称：“太阳、行星和彗星所构成的最美丽的体系只可能出自于一个智慧和强大的生灵的指引和主导。”如果说，是牛顿发现了运动定律，那么必然有一个神灵的存在，是它制定了这些定律。

爱因斯坦也相信存在着一个他所称的“老家伙（the Old One） ”，但它并不干预人类事物。他的目标不是颂扬上帝，而是要“读懂上帝的心思”。他常说：“我想要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这种现象或那种现象。我想要知道上帝的心思。其他都属于细枝末节。”对于自己对这些神学问题的浓厚兴趣，爱因斯坦做出的结论性的解释是：“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但是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但是达尔文对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问题上则是无可救药的莫衷一是。虽然达尔文是公认的把人类从生物界中心宝座上拉下来的人，但是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要把这个无限绝妙的宇宙，包括人类可以回顾过去以及遥想未来的能力都看成是盲目的偶然或必然结果，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他曾私下对一个朋友说：“我的神学观点完全是一塌糊涂。”

不幸的是，“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与宇宙的关系”也是充满危险的，对于那些敢于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及僵化教条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尼古劳斯·哥白尼在1543年临终之前写下了其开创性著作《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Orbs），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使他得以免受宗教裁判之苦。伽利略虽然受到了美第奇家族中强有力的保护者的长期庇护，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梵蒂冈的震怒，因为他普及了一种仪器，它所揭示出来的宇宙与教会的信条截然不同：望远镜。

科学、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的确是一剂烈药，一触即发。伟大的哲学家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认为上天有无穷数量的行星，蕴藏着无穷数量的生命体，1600年竟被在罗马的街道上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他写道：“这样，上帝的美德才得到弘扬，他的王国的伟大之处才得以昭示；他的荣耀不是因为一颗太阳，而是因为有无数的太阳；不是因为只有一个大地，一个世界，而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我要说，有无穷数量的世界。”

伽利略和布鲁诺的罪不在于他们敢于探究上天的法则；他们真正的罪在于他们把人类从我们在宇宙中心至高无上的宝座上拉下来。梵蒂冈过了350多年，直到1992年才向伽利略作了迟来的道歉。对布鲁诺则始终不予道歉。

历史观念

自伽利略以后，一系列的变革颠覆了我们关于宇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角色的看法。中世纪时，宇宙被看做是一个黑暗的禁地。大地像一个小小的平整舞台，充满了腐败和罪孽，由一个神秘的天球包围着。像彗星之类的天体被视为天兆，不论是国王还是农夫一律都会惊恐。而且如果我们对上帝和教会赞扬得不够，我们就会惹来剧评家及自以为是的宗教裁判所成员的震怒，任他们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迫害工具发威。

牛顿和爱因斯坦把我们从过去的迷信和神秘主义中解放出来。牛顿告诉我们，一切天体，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天体，都受到精确的机械法则支配。事实上，这些法则精确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类现在可以如鹦鹉学舌般不假思索地对其加以运用。爱因斯坦使我们对生命大舞台的看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仅不可能对时间和空间确定一个一成不变的尺度，就连这个大舞台本身也是有曲度的。这个大舞台不仅被置换成了一张绷紧的橡皮单子，而且它还在膨胀之中。

量子革命告诉了我们一个更加奇异的世界。一方面，决定论的破产意味着，被动的木偶们可以扯断它们的牵线，念诵自己的台词。我们又恢复了自由意志，但其代价是，后果不止一个，而且不确定。这意味着，演员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而且可以消失和再出现。要想确切地说出演员在什么时间、位于台上的什么地方已经成为不可能。

现在，多重宇宙的概念又使我们的思维定式发生了变化，因为英文中“宇宙”（英文中的“宇宙”一词是universe，含有“单一”之意）这个词本身也有可能成为过时。多重宇宙中有许多平行舞台，一个叠置在另一个之上，相互间有活门和暗道连通。事实上，一个舞台派生出另一个舞台，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个舞台上都会形成新的物理法则。很可能，这些舞台中只有很少几个具备承载生命和意识的条件。

今天，我们是在第一幕中生活的演员，刚刚开始探索这一舞台的宇宙奇观。到第二幕，如果我们还没有因战争或污染而毁灭了自己的行星，我们也许将有能力离开地球，去探索恒星和其他天体。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会有最后一幕，也就是第三幕。戏结束了，所有的演员都消亡了。在第三幕中，舞台变得如此寒冷，生命成为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拯救办法，是通过一个活门彻底离开这个舞台，在一个新的舞台上重新上演一出新戏。

哥白尼原理挑战入择原理

很清楚，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向今天的量子物理过渡过程中，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和位置随着每一次科学上的革命而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的世界在按照几何级数扩张着，迫使我们改变对自己的认识。当我仰望苍穹中似无边际的群星，或思索地球上万千不同的生命形式，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审视时，我有时被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绪所左右。一方面，我觉得在宇宙面前自己多么渺小。对无垠空寂的宇宙进行遐想的时候，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一次写道：“那些无垠的空间中永恒的寂静使我惊恐。”另一方面，色彩缤纷的生命形式以及精妙复杂的生物的存在使我痴迷。

今天，当我们面临以科学方式确定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这一问题时，物理学界中存在着两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截然相反的哲学观点：一是哥白尼原理，一是人择原理。

哥白尼原理声称，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毫无特别之处。（有些好事者把这称为“平庸原则”。）迄今为止，每一项天文发现似乎都证实了这一观点。不只是哥白尼剥夺了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而且哈勃空间望远镜还把整个银河系搬离了宇宙中心，告诉我们宇宙正在膨胀，它有几十亿个星系。最近对于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发现突出说明，构成我们身体的这些高等化学元素只占到宇宙中全部物质/能量成分的0.03%。根据膨胀学说，我们必须把可见宇宙想象成嵌在一个大得多的平整宇宙中的一粒沙，而这个宇宙本身也可能在不断地分裂出新的宇宙。最后，如果M-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即便是我们所熟悉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也必须扩大为11个维度。我们不仅不再处于宇宙的中心，我们还有可能发现，即使是可见宇宙也只是一个大得多的多重宇宙中的一个微小零头。

面对这一宏大的认识，我们想起内战时期的作家斯蒂芬·克雷恩（Stephen Crane）的诗句，他曾经写道：

人对宇宙说，

“先生，我存在着。”

“然而，”宇宙回答，

“这一事实并未使我

产生什么义务感。”

（这让人想起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科幻奇谈《搭便车者的星系旅游指南》〔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其中写到一个叫做全视野涡流〔 Total Perspective Vortex〕的装置，它保险能把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变成一个思维狂乱的疯子。在舱室中有一张宇宙全图，有一个细小的箭头标着“你所处的位置在这里”。）

但是在另一个极端，我们还有人择原理，它让我们认识到，只是由于有了一套奇迹般的“意外”，生命意识才在我们这个三维宇宙中成为可能。使智慧生命得以成为现实所需要具备的一系列参数，范围狭窄到荒唐的地步，而我们恰恰就在这么狭窄的一个范围内生机盎然。质子的稳定性、恒星的大小、高等元素的存在，诸如此类，都好像经过了精细设定，使复杂形式的生命和意识得以产生。这种幸运的环境究竟是人为设计的还是意外产生的，人们可以辩论。但要使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则需要复杂精确的参数调整，这一点却无可争辩。

斯蒂芬·霍金说：“如果大爆炸发生1秒钟之后的膨胀速度哪怕是慢了一千亿分之一，（宇宙）就会在达到其目前的规模之前重新坍塌……像我们这样一个宇宙能够从像大爆炸这类的事件中产生出来，其偶然性实在太巨大了。我认为这很清楚地表明应从宗教上找到解释。”

我们常常不能够充分认识生命和意识究竟有多么宝贵。我们忘记了，像液态水这样一种简单的东西，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物质之一。在太阳系，乃至银河系中的这一区域中，只有在地球上（可能还包括木星的卫星欧罗巴）才能找到液态水。人类大脑有可能是大自然在太阳系中，乃至远达最近的恒星范围内所创造的最为复杂的物体。当我们审视拍自火星或金星的逼真照片，它们的大地上了无生机，完全不存在城市及灯火，连构成生命的基本的复杂有机化学物质都没有，我们受到震慑。深邃的太空中无数的世界空无生命，更不用提智慧生命了。这应该令我们认识到生命是多么脆弱，它能够在地球上生机勃勃又是怎样一种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哥白尼原理和人择原理是涵盖我们这一存在的两极观点，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一方面，哥白尼原理迫使我们面对宇宙，也可能是多重宇宙的纯然巨大；另一方面，人择原理则迫使我们认识到，生命以及意识又是多么难得。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哥白尼原理和人择原理之辩是不能确定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的，除非我们能以更大的视角，以量子理论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

量子意义

量子科学的世界对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这一问题提供了启示，但它是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接受魏格纳（Wigner）对薛定谔之猫这一问题的解释，那么我们必然会看到意识之手无处不在。在无穷观察者的链条上，每位都观察着前一位观察者，最终引向一个宇宙观察者，他可能就是上帝本人。在这幅图景中，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位神祗在观察着它。但是如果惠勒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整个宇宙就是被意识和信息所主宰着。在这幅图景中，意识是主宰力量，决定着存在的性质。

魏格纳的观点反过来又引发罗尼·诺克斯（Ronnie Knox）写下如下的诗句，它是关于一位怀疑论者与上帝之间的一次遭遇，它思索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人在观察，那么庭院中的树是否还存在：

曾有人说：“上帝

定然十分诧异：

既然庭院无人

此树缘何兀立。”

有匿名好事者写下了如下的应和：

君之所言差矣

我何片刻离去

此树犹自兀立

在下乃是上帝

换句话说，树在庭院中存在，是因为一直都有量子观察者，使波函数坍陷，而这个观察者就是上帝本人。(www.chuimin.cn)

魏格纳的解释把意识问题摆放到了物理学基础的正中心。他与詹姆斯·吉恩斯（James Jeans）遥相呼应。詹姆斯·吉恩斯曾经写道：“50年前，一般都把宇宙看做是一架机器……但当我们转向尺度的两个极端时，不论是大到整个宇宙，还是小到原子的核心深处，我们却发现对大自然的机械解释失效了。我们面对着的，是绝非机械性的实体和现象。对于我来说，它们与其说是机械过程，不如说是思维过程；宇宙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思维，而不是一架巨型的机器。”

这种解释的一种最大胆的形式，可能就是惠勒的“信息是存在的根本”理论。“不只是我们适应于宇宙。宇宙也适应于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的现实存在是由于我们自己所做的观察造成的。他把这称为“观察者起源论（Genesis by observership） ”。惠勒声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参与式宇宙之中（participatory universe）”。

这些话得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乔治·瓦尔德（George Wald）的呼应，他写道：“在没有物理学家的宇宙中当一枚原子是可悲的。而物理学家是由原子构成的。物理学家是原子们理解原子的方式。”一神派教长盖利·科瓦尔斯基（Gary Kowalski）概括了这一信念，他说：“可以说，宇宙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赞美它自己，是为了揭示它自己的美。如果人类是宇宙在认识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的目的必然就是要保护我们的世界使之永存，并且对它进行研究，而不是把花了如此之长的时间才形成的东西断送或毁灭。”

如果按这个思路来推想，那么宇宙的确有其目的：产生出像我们一样能够对它进行观察的智慧生命，这样它才能存在。根据这个观点，宇宙之所以能够存在，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像我们这种能够对它进行观察的智慧生命，从而使它的波函数坍塌。

我们可以从魏格纳对量子理论的解释中得到宽慰。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多世界解释，它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根据多世界解释，薛定谔之猫可以既已死去，同时却也还活着，道理很简单，因为宇宙本身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宇宙。

多重宇宙的意义

在多世界理论中，人容易迷失在无穷多宇宙之中。拉利·尼万（Larry Niven）的短篇小说《万千之路》（All the Myriad Ways）对这些平行量子宇宙的精神意义进行了探索。故事中，副侦探基尼·特林布尔对一连串神秘的轻率自杀案件进行调查。忽然之间，全城有许多过去从没有过精神病史的人，或从桥上跳下去，或打爆自己的脑袋，甚至进行集体谋杀。当建立了“跨时间公司”的亿万富翁安布罗斯·哈蒙在扑克牌桌上赢了500美元之后，从他的豪华公寓的36层楼上一跃而下时，这种事件的神秘性就更加加深了。他富有，有权势，交际广泛，各种享受生活的条件他全部具备；他的自杀毫无道理。但是特林布尔最终发现了其中的一个规律。跨时间公司的飞行员中有百分之二十都自杀了；事实上，这些自杀都发生在跨时间公司成立一个月之后。

随着调查深入，他发现哈蒙是从其祖上继承的巨额财富，但都挥霍在资助一些靠不住的项目上了。他耗尽了全部的财富，只有一项赌注成功了。他聚集了一小撮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对是否存在平行的时间轨迹进行了调查。最终他们设计出了一种运载工具，可以进入一条新的时间线路，其飞行员很快从“美国南部邦联”带回了一项新发明。跨时间公司于是出资，对平行时间线路进行了几百次考察，把所发现的新发明带回来并申请专利，很快，跨时间公司有了亿万美元身价，拥有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世界级发明的专利。看起来，在哈蒙的管理下，跨时间公司应该成为它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公司了。

他们发现，每条时间线路都是不同的。他们发现了天主教帝国、美国印第安人统治的美洲大陆、俄罗斯帝国，还有几十个毁于核战争，业已死去的充满放射线的世界。但最后他们发现了某些极为令人不安的东西。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复本，他们的生活轨迹几乎与他们自己的毫无二致，只是其中有一个离奇的曲折。在这些世界中，他们发现不论他们以前做过什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论他们以前工作得是否努力，他们都有可能实现自己最离谱的梦想，或是生活在最为难以想象的噩梦之中。不论他们以前做过什么，在有些宇宙中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宇宙中则完全失败。不论他们以前做过什么，总有自己的无数个副本，他们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而且收获了一切可能的后果。如果做了银行抢劫犯之后，在某个宇宙中你逃脱了追究，那么为什么不做呢？

特林布尔想：“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侥幸。每项决定都有双向后果。你呕心沥血地做出的每个聪明选择，也就等于同样做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选择。整个历史中都是如此。”后来他有了一个刻骨铭心的认识，使他从头到脚失望到底：在一个一切都有可能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任何道德意义。他陷入绝望中无力自拔，意识到，我们最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论我们做出什么决定，其后果都无关紧要。

最终他决定效法哈蒙。他拔出一支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但就在他扣动扳机的时候就存在着无数的宇宙，在其中有些，枪要么没打响，要么子弹射中了天花板，要么子弹杀死了侦探，等等。特林布尔的最终决定在无穷数量的宇宙中以无穷种方式上演了。

当我们想象量子多重宇宙时，我们就像上面故事里的特林布尔一样，面临着这种可能：虽然在不同的量子宇宙中，我们的平行自身可能具有完全一样的基因编码，但是在我们生涯中的一些关键时刻，我们的机遇，给我们出主意的人，以及我们的梦想都可能把我们引向不同的道路，引向不同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这种两难境地实际上差不多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这只是个迟早问题。也许只需几十年，人类基因克隆就会成为生活中的寻常事。虽然把人克隆极端困难（事实上，还没有人能完全克隆出一个灵长类动物，更不要说人类了），其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极为令人不安，但这件事情在某个时候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当它发生了以后，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克隆体有灵魂吗？我们本人要不要对自己的克隆体的行为负责？在量子宇宙中，我们会有无穷数量的量子克隆体。由于我们的量子克隆体当中有许多可能会作恶，那我们要不要对它们负责？我们的量子克隆体所作的孽会不会使我们的灵魂受折磨？

但是，对于与量子相关的存在危机有一个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扫视多重宇宙中的无穷世界，我们会发现命运的随机可能性之多令人目眩，难以想象；但在每个世界中，因果规律作为一种常识准则大体上还都是一样的。在物理学家提出的多重宇宙理论中，各不相同的宇宙在宏观上都遵循牛顿式的法则，所以我们大可以放心地生活，知道我们的行为结果大体上还是可以预知的。平均起来看，每个宇宙都是严格遵循因果律的。在每个宇宙中，如果我们犯了法，都难免进监狱。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做自己的事情，不必去担心与我们并存的平行世界中发生的事情。

这使我想起物理学家之间有时互相讲述的一个寓言故事：一天，一位俄罗斯物理学家被带到了拉斯维加斯。这座罪孽之城充满了资本主义的奢华糜烂，看得他眼花缭乱。他立即走向赌桌，把所有的钱都押在第一个赌注上。有人告诉他，这种赌法太傻了，这种策略完全违反了数学和概率的法则，他回答说：“是的，你说的都对，但是在某一个量子宇宙中，我就因此而发了！”这位俄罗斯物理学家可能是对的，在某个平行世界中，他可能正在享受超乎其想象的财富。但具体在这个宇宙中他输了，输得一文不名。而且他必须承受这种后果。

物理学对宇宙的意义是怎么看的

这场关于生命意义的辩论，由于史蒂文·温伯格在他的那本书《最初三分钟》（The First Three Minutes）提出的一些惹人争议的说法而变得愈发激烈。在那本书中，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宇宙越是看来可以理解，就越显得毫无意义……人生是场闹剧，只有为数非常有限的几件事可以使它从这种闹剧水平上略有提高，而努力去理解宇宙便是其中之一，可使人生带上一点悲剧性的优雅色彩。”温伯格承认，在他所写下来的所有话中，这句话招引的反应最为激烈。他后来又引发了一场争议，说：“不管有没有宗教，好人照样做事规矩，坏人仍会作恶；但是要让好人作恶的话，那就需要宗教了。”

温伯格很明显是在有意恶搞，他在挑逗那些号称对宇宙意义有所洞察的人，借而从中取乐。“我在哲学问题上凑趣已经有好多年了。”他供认说。与莎士比亚一样，他相信世界就是个大舞台，“但是，悲剧没有被写成剧本；悲剧在于没有剧本。”

温伯格的话与科学家同事、牛津大学的里查德·多金斯（Richard Dawkins）有异曲同工之妙。多金斯是一位生物学家，他说：“在以盲目的物理作用力构成的宇宙中……有些人要受伤害，另一些人会走运，从中你找不到任何规律或道理，也不存在正义。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宇宙的种种特性，恰恰就是在归根结底不存在设计、不存在目的性、不存在恶，也不存在善，只有盲目的毫无怜悯的冷漠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就是那副样子。”

实质上，温伯格提出了一项挑战。如果人们认为宇宙有其目的，那么它是什么？天文学家们窥探广阔无垠的宇宙，看到宇宙以爆发速度膨胀了几十亿年，其中一些比我们的太阳大得多的巨大恒星正在诞生或死去。实难令人相信，这怎么可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怎么可能是为了让居住在一颗围绕着一颗默默无闻的恒星旋转的微小行星上的人类有什么目的。

虽然他的说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但很少有几个科学家站出来回应。但是，当阿兰·赖特曼（Alan Lightman）和罗贝尔塔·布拉威尔（Roberta Brawer）采访一组著名宇宙学家，问他们是否同意温伯格的意见时，只有很少几个人接受温伯格对宇宙的这种相当黯淡的估测。坚定地站在温伯格阵营里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位是里克天文台和圣克鲁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桑德拉·法贝尔（Sandra Faber），她说：“我不相信地球是为人类创造的。它是由自然过程产生的一颗行星，生命和智慧生命都是这些自然过程的进一步延续。我认为宇宙也与此完全一样，是某种自然过程的产物，我们在其中的出现，完全是我们这一具体区域中物理法则的自然产物。我想，这个问题中暗含着，人类存在之外还有某种带有目的性的推动力量。对此我不相信。所以，我想，从最终意义上我同意温伯格，从人类的视角来看，宇宙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在天文学家中有一个大得多的阵营认为温伯格错得离谱，他们认为宇宙确有其目的，虽然他们无法一一说明。

哈佛大学教授玛格列特·杰莱尔（Margaret Geller）说：“我想我的生活观点是，生命苦短，要享受生活。重要的是应该尽可能多地获得丰富的阅历。这就是我所争取做的。我争取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我争取教育人民。”

而且其中有几个人的确从上帝的杰作中看出宇宙有其目的性。埃尔伯塔（Alberta）大学的唐·佩奇（Don Page）过去是斯蒂芬·霍金的学生，他说：“是的，我认为毫无疑问有目的性。我不知道全部的目的都有哪些，但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上帝要创造人类来陪伴上帝。更重大的目的可能是，要用上帝的创造来使上帝荣耀。”他甚至在量子物理的抽象规则中也看出了上帝的杰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物理法则似乎相当于上帝选择使用的语法和语言。”

马里兰大学的查尔斯·米什内尔（Charles Misner）是早期分析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先行者之一，他与佩奇有共同认识：“我感觉，宗教中有非常严肃的东西，例如上帝的存在，人类的手足之情，这些都是严肃的真理，总有一天我们会学会理解它，不过可能要采用另一种语言，站在另一种尺度上……所以我认为，那里面有实实在在的真理，宇宙之所以宏伟壮丽是有其意义的，我们应该对宇宙的创造者心生敬畏。”

由造物主的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科学在上帝存在与否方面能有发言权吗？神学家保罗·提里奇（Paul Tillich）曾经说，科学家中唯有物理学家可以说出“上帝”一词而不必脸红。确实，科学家中唯有物理学家在探究人类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否存在一个宏伟的设计蓝图？如果是的话，那么存在不存在一个设计者？找到真理、道理或其启示的真正途径是什么？

弦理论允许我们把亚原子粒子看做是振动的弦上的“音符”；化学法则相当于可以在这些弦上奏出的“旋律”；物理法则相当于适用于这些弦的“和弦”规则；宇宙是这些弦的“交响曲”；而“上帝的心思”则可被视为响彻超空间的宇宙音乐。如果这种类比能站得住脚，那么人就要问出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作曲者？这个理论是不是什么人设计出来的，以便允许我们在弦理论中看到的丰富万千的各种可能宇宙得以存在？如果宇宙像一只经过精密调节的手表，那么存在不存在这么一个制表匠？

在这方面，弦理论对这个问题有所启示：上帝有其他选择吗？爱因斯坦在创建他的宇宙理论时，他总是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宇宙设计成什么样？他倾向于认为，也许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余地。弦理论似乎支持了这种观点。当我们把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形成各种理论，充斥着隐含的但致命的弱点：奇异问题会当场发作，例外现象会破坏这个理论的对称性。只有纳入了强大的对称性以后才可以消除这些奇异和例外现象，而M-理论就具备了这当中最强大的对称性。所以，也许会有一种单一的、独一无二的理论，它可以满足我们在一个理论中所要求的所有假定条件。

由于爱因斯坦经常就“老家伙”的问题写大块文章，所以曾被问及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对于他来说，有两种神。第一种神是有人格的神，他回应人们的祈祷，他是亚伯拉罕、伊萨克和摩西的神，是那个能在水中分出一条路，并创造各种奇迹的上帝。然而，这个上帝未必是大多数科学家相信的。

爱因斯坦一次写道，他相信“斯宾诺莎（Spinoza）的上帝，他通过万物的和谐存在而显示自己，而不是那个关注人类命运和行为的上帝”。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的神是和谐之神，是理性与逻辑之神。爱因斯坦写道：“我无法想象存在着一个能够对其创造物进行赏罚的上帝……我也不相信个人在其身体死亡之后还能存活。”

（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Inferno〕中，最靠近地狱入口的第一层居住着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但不能全然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们。但丁在第一层地狱中发现了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及其他伟大的思想家和启蒙者。正如物理学家威尔切克评价的，“我估计许多现代科学家，也可能是其中的大多数都会到第一层地狱去落户。”）马克·吐温说不定也在那个群星荟萃的第一层地狱之中。马克·吐温有一次把“信心”定义为“相信连任何蠢货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的东西”。

我个人从纯科学的观点认为，要证明爱因斯坦或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存在，最强大的论据可以出自目的论。如果弦理论最终从实验上被确认是个万物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这些方程本身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统一场论果真如爱因斯坦相信的那样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必须要问这种独一无二性从何而来。相信这种上帝的物理学家相信，宇宙如此之美、如此之简洁，因此宇宙的终极法则不可能是意外造成的。宇宙完全可以是随机的，或者由无生命的电子和中微子构成，不能产生任何生命，更不要说智慧了。

如果，现实存在的终极法则像我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相信的那样，可以用一个不超过1英寸（2.54厘米）长的公式描述的话，那么问题就是，这个1英寸长的方程式从何而来？

正如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所说的：“为什么苹果会落下来？因为万有引力定律。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定律？因为相对论中的某些部分由这些方程组成。如果哪一天物理学家成功地写出一个终极方程，一切的物理法则都可以由它来描述，那么人们仍然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个方程？’”

创建我们自己的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我相信，存在着可以有序和谐地描述整个宇宙的单一一个方程式这件事本身，就暗示着存在着某种设计。然而，我不相信对于人类来说它能有什么人格上的意义。不论物理学最终能以何种辉煌或优雅的公式表达，它都不能使几十亿人获得精神升华，给他们以情感上的满足。宇宙学和物理学不会有魔法公式，使大众痴迷，使他们的精神生活丰富。

对于我来说，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必须找到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在创造自己的意义；我们的使命就是塑造我们自己的未来，而不是由某种更高的权威把它下发给我们。爱因斯坦一次承认，有成百上千的人心怀良好意愿，给他写了成堆的信，恳求他揭示生命的意义，但他毫无能力对他们进行抚慰。正如艾伦·古思所说的：“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没有错，但你不应指望一个物理学家能给出什么更智慧的答复。从我个人的情感上来说，我觉得生命归根结底而言有其目的，我觉得它所具有的目的就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而不是出自任何宇宙设计的目的。”

我相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潜意识的黑暗面做了大量的猜测，说使我们的头脑保持稳定并感觉有意义的，是工作和爱，这话最接近真理。工作可以给我们一种责任感和目的感，使我们的工作和梦想有一个具体的焦点。工作不仅使我们的生活井然有序，还给我们提供了自豪感、成就感，以及使我们有所作为的一方天地。而爱则是把我们编织在社会机体中的一个要素。没有爱，我们就迷惘、空虚，失去了根本。我们会漂荡在自己个人的天地中，断绝了他人的关注。

除了工作和娱乐之外，我认为还应该有另外两个因素使生命有了意义。第一，要实现我们与生俱来的才干，不管它是什么。不论命运给了我们多么不同的才能和力量，我们都应该努力去把它们发挥到极致，而不要让它们萎缩衰变。在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没有能够实现孩提时代展现的才华。其中许多人为自己本可以成为什么样子而背上了包袱。我想我们不应该抱怨命运，而应该如实地接受自己，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使它变得比我们降生时更好。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可以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论是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清理环境、为和平和社会正义而工作，还是作为启蒙者和指路人，培养年轻一代的探索和进取精神。

向Ⅰ类文明过渡

在安东·契诃夫的戏剧《三姐妹》（Three Sisters）中，维尔希宁上校在第二幕中宣称：“再过一两个世纪，或再过一千年，人们将以新的、快乐的方式生活。我们是看不到了，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生活、为什么我们要工作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受磨难。我们在进行创造。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幸福，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工作。”

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因为宇宙如此浩瀚而悲叹，我为紧挨着我们就存在着许多全新的世界这种想法而激动。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刚刚开始利用自己的太空探测器、空间望远镜，以及我们的理论和方程式对宇宙进行探索。

我为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如此的英雄壮举而感到庆幸。在我们有生之年，将目睹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伟大的一次过渡，向Ⅰ类文明过渡，它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但也是最危险的一次过渡。

过去，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严酷而不宽厚的世界中。在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生命短促，近乎禽兽，平均预期寿命大约20岁。在他们的生活中，对疾病的恐惧无时不在，命运完全不能自己掌控。对先祖们的遗骨进行检验时，显示出它们劳损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证明他们每天承受着怎样的重负；它们还刻画着疾病和可怕事故的遗痕。甚至就在上个世纪，我们的祖父辈也没能享受到现代卫生条件、抗生素、喷气飞机、计算机或其他电子奇迹。

然而我们的孙辈将迎来地球上第一次全球文明的曙光。如果我们能够不让自己这些经常是粗蛮的自毁直觉把自己吞噬掉，那么到了我们的孙辈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就会不再受欲望、饥饿和疾病的纠缠。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既有手段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也有手段在这颗行星上建立起天堂般的乐园。

我在孩提时代经常幻想生活在遥远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今天，我相信如果让我选择生活在人类历史中的哪一个具体时代，我会选择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中最激动人心的时代，处在有史以来一些最伟大的宇宙发现和技术进步的巅峰。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过渡，从自然之舞的被动观察者，过渡为自然之舞的指挥者，有能力操控生命、物质和智慧。然而，这种令人敬畏的能力也附带着巨大的责任，要确保我们努力的成果得到明智的应用，造福于全人类。

现在活着的这一代人也许是地球上生活过的人类当中最重要的一代。与我们的前代不同，在我们手中掌握着我们种群的未来命运，要么冲天而起，实现我们成为Ⅰ类文明的诺言，要么跌入混乱、污染和战争的深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影响到整个这一世纪。我们如何解决全球战争、防止核扩散、宗教派别和种族冲突关系到是为Ⅰ类文明奠定基础，还是摧毁它。也许，当前这一代人的生存目的和意义就是要保障顺利过渡到Ⅰ类文明。

何去何从在我们的掌握中。这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代人所能留下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