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范宾馆与银帆：登沙河历史文化图本

老开发区人尤其20世纪80年代的“老开发们”，谁不知道范勇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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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1日，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下简称“开建公司”）的98名干部登车悄然北上，他们出大连市区之后，走南关岭、前关、大连湾，再经金州而来到大孤山乡马桥子村，由此，拉开了“中国神州第一开发区”开发建设的帷幕。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开建公司的总经理范勇昌。

范勇昌率领开建公司进入小渔村马桥子后，先进行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等方面的勘察、测量、统计。他们用双脚丈量了开发区的每一寸土地，拿出了各方面的相关数据，然后开始总体规划设计，以及水、电、路、气、电信等“七通一平”基础设施的施工建设。

大连开发区初期的基础设施工程，都是开建公司做的。

那时整个开发区就是一个大工地。开建公司在马桥子10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山修路，挖沟铺管，盖房筑屋，干得热火朝天。作为总经理的范勇昌白天跑工地，看现场，或者登上山坡丘陵，或者跳下几米深的管沟，甚至钻进水泥管里去检查；晚上又要组织大家开会，布置安排工作，共同商量怎么在这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会议结束之后，范勇昌还常常连夜到长春路、沈阳路、哈尔滨路这些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工地去检查。开发建设初期，天天坚持在马桥子村摸爬滚打、一身泥土搞建设的大连市市级领导干部，范勇昌是第一人。

1988年10月，开发区已经有了模样，形成了规模。范勇昌却告别了开发区，调任到大连市政协任副主席。临别之际，他收拾自己的行装，把那双一直跟着他又沾满泥巴的雨靴拿起来看了又看，最后还是装进了自己的箱子里。

2004年夏天，大连开发区电视台制作了一个专题片《辉煌20年》，原本安排对范勇昌有一个专访，但正在病中的范勇昌却给电视台写来一封信：

……在最初的几年中，参与开发区建设的有数十家设计单位、数千人参加的建设大军，那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大家都是开发区的主人，为能参加开发区建设而荣幸、自豪。真是一心扑在工程上，整天与泥土打交道，不叫苦不知累。争分夺秒，为早日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目标而拼搏着，为早日看到一个现代化的新城市而欣慰。至于我本人只是当时参与建设的一员，不必单提。

2009年10月15日，大连开发区在大剧院举行庆祝开发区创立25周年纪念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范勇昌和崔荣汉两人被大连市委、市政府特别授予了“大连开发区特殊贡献奖”的称号和奖章。当市委书记夏德仁为范勇昌授奖章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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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沙河走出去的企业家，据说十个人里就有八个是和建筑行业有关联的，但是搞建设，第一人是范勇昌。

范勇昌是登沙河范家村大范家屯人。

在范家村采访时我问了很多人，却都不知道范勇昌这个人。后来有位老人说他知道范勇昌的名字，但他也从来没有见过本人。

他们说，范勇昌一家离开范家村很早很早了，所以现在村里的人都没有见过他，或者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范勇昌1930年在大范家屯出生。金县解放初期，他是金县三中第一批学生党员中的第一名，那时才刚刚18岁。

范勇昌后来是旅大市团委书记、旅大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还在大连钢厂担任过两年副厂长，1978年到1983年期间任旅大（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

到了1983年4月，正逢大连市政府班子换届。换届时中央有一个“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硬杠要求，其中年龄和文凭的硬杠就卡下来两个人。

一个就是61岁的市长崔荣汉退了下来，调整为大连市委第二书记；再就是副市长范勇昌退了下来，到市建委当主任。

退下来第二年即1984年，年初大连市委准备创立全国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要建开发区了，谁去打头阵？谁去当尖兵？

大连市委决定把范勇昌推到第一线，成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范勇昌是总经理。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区的“七通一平”建设，要先期进入马桥子村，他们是创建开发区的先头部队。

二话不说，范勇昌率领队伍来到了小渔村。

范勇昌任劳任怨，当副市长的时候这样，不当副市长了，还是这样——哪里艰苦哪里去。年轻的同志被提拔重用，排在他的前边主持工作，他还是一样支持工作。大家说起来，都认为范勇昌是一个党的好干部。

说起范勇昌，“老开发们”都服气，都说那是个实干家，是为开发区做出了贡献的人。

为开发区做出了贡献的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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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昌初到开建公司，就大胆起用了已经退休的张士英来当副总工程师。

当时有人推荐说：“市房产局的总工程师张士英那是一把好手，曾经干过许多大工程，棒棰岛宾馆、碧流河水库、大连—旅顺中路大桥、龙王塘军港给水工程、海军学校，等等，可惜就是年纪大，已经六十了。”

范勇昌说：“不要设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年纪大怕什么？征求一下他个人的意见，只要他不怕吃苦就要来，我们需要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人。”

于是，市房产局将要退休的总工程师张士英来开建公司担任了副总工程师，后来还成为五彩城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在开发区干了很多大工程。大家对张士英都是称呼为张老总，以示尊重。

范勇昌还有一处值得纪念的就是支持银帆宾馆的建设。

开发区最初的写字楼和宾馆设计方案，是打广告向全国设计单位招标的。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各设计单位纷纷拿着自己的设计方案和沙盘模型来到马桥子。开建公司把这些方案摆到东方剧场里，因为那里宽敞，让大家参观和评议。经过评审组和国内外1500余人次的参观评议，写字楼项目是东北建筑设计院设计的1号方案中选（即金马大厦方案），总设计师是陈成宇。

宾馆项目是黑龙江建筑设计院的14号方案（即银帆宾馆方案）在9家实力雄厚的设计单位的角逐中一举夺魁，设计师是徐勤。他是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建筑大学）毕业的一位工程师。

徐勤的设计颇为大胆，两座主楼为剪力墙式结构，酷似大海中两只不期而遇的白帆，相逢瞬间又要匆匆离别，擦肩而过，是典型的象征主义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下，这个设计方案过于浪漫、过于大胆，有一些前卫、另类的感觉。

他是受加拿大一船形建筑的启发设计而成，特点是各楼层逐层收缩，因此都有露天阳台，便于观海看景。

真的，那时银帆宾馆是可以看海的，不仅能看到大连湾，天高气爽时甚至能看到现在的东港那一片。

虽然经历了30余年风雨，当年许多建筑已显得有些落伍，银帆宾馆却依然魅力十足，青春常在。

但是银帆宾馆设计方案最终能被采纳，离不开范勇昌的全力坚持。当时甚至有人称银帆宾馆叫“老范宾馆”，因为是范勇昌坚持要上的项目。

专家评审组确定下来徐勤的方案之后，范勇昌怀揣徐勤的方案去向市委第二书记崔荣汉汇报。崔荣汉仔细看了宾馆的设计图纸后，对这个方案并不看好。原因有三：其一，徐勤这个设计结构比较复杂，在基础处理上花钱要多一些；其二，结构上小下大，即占地面积大而实际利用面积小；其三，楼层也嫌过低，有一点儿浪费空间的感觉。

开发初期，国务院只批了3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因此老书记的想法也非常现实。

但是在范勇昌的坚持下，崔荣汉还是接受了这个方案，同时提出在原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再增加3层的要求。范勇昌带回来这个意见后，徐勤等设计人员再三斟酌，感觉加高3层之后整个几何图案的效果不好，于是总高度增加了2层。

宾馆设计方案确定后，叫什么名字好呢？范勇昌让开建公司政治部于怀江等人帮助出主意。政治部发动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子想出了10个名字，包括黄海大厦、黄海宾馆、银帆宾馆等，最后大家认为“银帆宾馆”最恰如其分。

1984年11月10日上午8时，炮台山南侧一阵排炮轰响，掀起层层的冲天土浪，标志着银帆宾馆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大连建筑总公司一建公司在工程中标后不到46小时即开进工地，银帆宾馆也成为长春路上第一个开工的项目。

开始是开建公司自己干，但不久资金不够了，怎么办？经过多方努力，吸引了辽阳化纤总厂入股作为合作伙伴。

但是1985年工程建设到一半时，赶上国家宏观调控。原来主要是从中国银行贷款，而此时中国银行接到指令——不允许继续贷款，银帆宾馆被迫停工。这时有人说，“金马”要趴架，“银帆”要落帆了吧，省里一位领导来了之后甚至也无奈地说“下马吧”。

老范不甘心，再找银行帮助想办法。后来听说，按规定，如果是中外合资企业就可以继续贷款。按此思路，开建公司经多方努力，联系到中国银行总行在美国开办的一家子公司——美国京伦公司（在美国注册），吸引他们加入，作为银帆宾馆的股东，于是银帆宾馆成为中美合资企业，又可以贷款了。

1986年，银帆宾馆工地上停顿了很久的搅拌机、长臂吊又开始运转，终于把开发区的一叶帆高高升了起来。

1987年，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高68米的雄伟建筑屹立在金马路上，成为大连开发区一个最好的标志。

2019年，市政府宣布了第一批《大连市历史建筑名录》。在第一批37处（43栋）《大连市历史建筑名录》中，最后一个竟然是大连开发区的银帆宾馆。

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因为要进入“历史建筑名录”必须是50年以上的建筑，市有关部门为保护开发区这个地标性的历史建筑，所以破格将其加入名录中。细细一想，银帆宾馆不是凭资历年龄，而是凭颜值和它的特殊区位。把它列入历史建筑名录中，它就有了一块护身符。

1987年正在建设中的银帆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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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回市政府开会，范勇昌也常常是车过家门而不入，会议结束驱车直接回到马桥子，因为肩上的担子重啊。范勇昌说：“那时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大连市里的主要街区都是日本人、俄国人建的，如今我们有机会自己建一个新城区，就一定要超过他们。”

1985年，《人民日报》一记者来到开发区采访，年轻的记者被年轻的开发区所感动，于是充满激情地写了一篇报道，提到了大连开发区南北主干道都是控制红线100米。

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看到文章之后发现，大连开发区没有按照国家批准起步区3平方公里的面积开发，而是超出了这个范围，于是派人来视察，严肃责问：你们修100米宽的路干什么，要修飞机跑道吗？并且进行了通报批评，批评大连贪大求洋。

通报下来之后，范勇昌的嗓子一下子就哑了，很长时间说不出话。上火啊，这边拼命干，结果却挨批。

除了上边的压力，身边也常常吹来冷风。开建公司开工第一年就投入2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第二年又投入了1.2亿元。施工队伍干得热火朝天，却看不见高楼大厦，看不见项目上马，于是有人着急了：“白花花的银子埋到地下管道里连个响都没有，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有那么多钱不如用在老市区改造老企业见效快！”甚至有人指责“搞大了，搞洋了，金马、银帆都是冒进，马桥子建什么大宾馆啊”。

范勇昌坚信“栽下梧桐树，能引金凤凰”。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投入上始终坚持“两高两大”，即高起点、高标准、投大钱、干大事。然后再揽大项目、大生意。

耐得住3年的寂寞之后，大投入有了大收获。1988年良好的投资环境刚一形成，这里便成了中外客商竞相投资的热点，大连开发区以项目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的优势称雄于全国开发区。

当时一些外商赞叹：大连开发区好，好就好在有一座吸引人的“地下长城”。

这个“地下长城”的背后有一个人，名字就是范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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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昌爱才惜才。当年大庆市规划院院长王明历来到开发区搞庆港大酒店项目，范勇昌就主张把王明历调到开发区来。王明历调来之后，女儿正上高中，没有合适的学校。又是范勇昌联系了登沙河的金县三中，让王明历女儿到那里去读书。

范勇昌还有一件事，就是大胆起用金县三中原校长于振洋。

当时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于振洋从三中校长的位置退下来了，一转身却成了大连开发区一所学校的创始人。

这还是因为范勇昌的爱才。

那是1984年初秋的一天，于振洋到大连市委去看望一个朋友。中午在市委机关食堂吃饭时，他偶然遇到了原来的老领导也是登沙河老乡范勇昌。

范勇昌老家就在登沙河范家村的大范家屯，20世纪80年代初范勇昌任大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更熟悉这位金州重点中学的校长。

当时的范勇昌刚刚被任命，任市建委主任兼开建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他打招呼说：“老于，现在干什么呢？”于振洋据实回答：“已经退休了，在家干个体呢。”范勇昌说：“那你到开发区来干吧，我们这儿正需要人。”

一次邂逅、几句对话就将一个新的选择摆在了于振洋面前。

1984年，退休之后闲不住的于振洋贷款买了两辆卡车，领着身边两个孩子干起个体运输。

搞个体运输虽然辛苦但是挣钱，有时日收入就超过了他当校长的月工资。老于腰包虽然鼓鼓的，可心里却总是若有所失，常为自己离开挚爱的教育事业而遗憾。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了老领导范勇昌。

几天后，于振洋应老领导之邀来到马桥子。于振洋一走进开建公司那简陋的办公室，范勇昌就对在座的其他同志说：“老于来了。我们请他来开发区办教育，搞一个职业中专，你们意见如何？”

于振洋，许多人都有耳闻，因为那是金县三中的校长啊！大家自然高兴赞同。范勇昌便对于振洋说：“给你15万元、15天左右时间，你把开发区的职业中专办起来吧，怎么样？”

范勇昌事前既没有找于振洋商量，这时也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事情就这样简单定了下来。

当年的“老开发”就是这样子，只争朝夕，说干就干。

建区之初，百事待兴，为什么要急着先建一所职业中专呢？

“老开发”们考虑的是开发区的未来和发展。建设开发区了，将来这里的孩子们怎么办？外资企业进来了，需要新工人怎么办？这些事情必须要想，更要做。

范勇昌安排完之后，开建公司党委副书记于怀江又和于振洋做了一些具体交代，事情就定了。

于振洋欣然领命，好像家里根本没有两辆挣大钱的卡车一样，开始忙着筹备建校办学。他在开发区一住就是半个月，这其间他只给家里捎了个口信，说他在开发区办事，家里的事让子女们料理。等回到家时，他才对家人说：“开发区办教育缺人，我在那里已经工作了半月，我只能在家待两天，把两辆卡车处理了就回去。”

“刚刚买了车，有拉不完的货、挣不完的钱，卖它干什么？”

子女们你一言我一语，都不同意于振洋到马桥子去办什么教育，一心想留他继续搞运输挣大钱。

于振洋充耳不闻，也不为所动，他认准的事情别人根本改变不了。他只用了两天时间，便将两辆卡车和家里事务处理妥当，然后返回了开发区。

于振洋接受任务时，除他一个“光杆司令”，教师、学生、教室、教具等办学所需的一切都没有。他跑大连、走金州，先请来两位老同事做助手。在他的努力下，大连开发区的第一所学校——职业中专，终于在1984年12月9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这时候，与他接受任务仅仅相隔23天。学校从招收第一批160名学生起，逐渐发展成后来拥有普通高中、初中在校生过千人的学校。学生还没有毕业，外资企业的老板就来学校要人了。

于振洋在开发区办学第一年，开始每月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补贴费，后来的每月聘金也远远不及他在家搞运输的收入。曾有人大惑不解，还给他算了一笔细账，说他这两年多若不是到开发区办学，在家搞运输，早已是数万元户了。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

于振洋从零起步，默默地为开发区教育大厦垒上了第一块基石。经过几年的努力，一直到学校初步形成规模，于振洋才再一次“退休”。

现在，开发区职业中专已经发展成为职业教育集团，于振洋由此也成为开发区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在大连开发区创业初期范勇昌（前排左四）和于振洋（前排左三）在开发区职业中专前留影

附录：范勇昌

范勇昌，1930年11月出生，辽宁金县人。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共青团金县委员会学校工作部干事、副部长、部长，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少年儿童部副部长、部长，庄河县黑岛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共青团旅大市委员会书记，大连起重机器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大连钢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旅大市电子工业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旅大市文教办主任、党组书记，旅大市革委会副主任，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兼文教办主任、党组书记，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4年6月兼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总经理，1984年10月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1988年1月任大连市政协第七届副主席，1993年2月任大连市政协第八届副主席。1996年4月退职休养，2012年病逝，享年82岁。

开建公司总经理范勇昌（左一）、副总经理孙秉卿在开发区建设工地上的合影

1984年10月15日在大连开发区正式创立之时范勇昌代表开发区人上台接过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牌匾

在大连开发区建区25周年庆祝大会上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右一）向范勇昌颁发了特殊贡献奖章

古城采风东行早，

登沙河口观大潮。

野阔天高青庐远，

暮云春树原乡老。

门前燕子村头鸡，

房后瓜豆路边枣。

晴耕雨读慢时光，

揖别江湖做渔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