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形成的起点

基础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认同形成的基础即认同形成的起点。认同是认同主体和认同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这一关系的起点是认同主体和认同客体的存在，以及把两者建立联系的认同中介。

（一）认同主体与认同主体的特性

1.认同主体是认同的基础

（1）泰勒对认同主体的探讨

认同问题进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后，不同学科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诸多探讨中，比较有深度的当推晚近英语哲学界的关键人物、社群主义的主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试图明确表达和写出现代认同的历史，他用认同这个术语就是想标示出“整个系列的关于什么是人类的主体性的理解”，不难看出，认同问题和人类主体性问题的内在关联。在泰勒的著作中，主体性就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人本性的存在”，或者说是“带有内部深度存在的我们自身的感觉” ^[1]。泰勒用了整整一编的篇幅讨论这种内在深度的内在感，梳理了这种内在深度的历史演变过程。泰勒的梳理路线是从古希腊开始，经由奥古斯丁、笛卡尔、蒙田进而到达他所在的时代。泰勒的梳理建立在他的道德地形学之上，即以道德和精神维度理解人类主体性——内在本性。

泰勒认为内在本性源于人们对善的追寻和思索，这种追寻和思索在柏拉图的范式中就出现了内在和外在划分。泰勒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表达了如下思想，当理性占支配地位时，我们就成为善的，而且我们不再为自己的欲望所控制。在柏拉图的思想中，理性的代表是灵魂，理性的能力就是理解秩序、观察存在、阐明现实的能力^[2]。柏拉图认为，理性来源于理念世界，是理念进入人的灵魂形成的，这样理性就成了人的内在之物。通过泰勒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的这种“内在之物”实际是从一个外在于人的世界强行进入人的内在世界的。近代哲学中，虽然主体和主体性的观念是笛卡尔奠定的，但是泰勒认为在柏拉图到笛卡尔的途中，要经过奥古斯丁。他认为，奥古斯丁的全部观点受由普罗提诺传给他的柏拉图学说的影响。奥古斯丁接受了理念理论，不过跟柏拉图认为的理念存在于独立的理念王国中不同，奥古斯丁把理念视为上帝的思想，上帝思想是宇宙秩序的外部表达。奥古斯丁进一步区分了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内在的深度是通向上帝之路。这样，奥古斯丁把焦点从客体的认识领域转移到认识活动本身，转移到上帝。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是内在地寻找上帝的确定性这条西方精神路线的创始人。泰勒进一步认为，笛卡尔在许多方面是地道的奥古斯丁式的：强调反省和我思的重要性。在路线上，都是从自己的观念出发，不是从外在的事物出发。实体的再现必须被构造出来，“观念”概念不再是实体性意义，而是人“心灵中”的事情，是我们建构的东西。理性控制是心灵支配去魅化的物质世界，主体找到了自己作为理性存在的尊严感。

通过泰勒对内在本性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条线索中，不论是柏拉图、奥古斯丁还是笛卡尔，不论他们提出了怎样的范畴，理性都是他们认为的内在性的东西。区别在于，柏拉图认为理性是由外在于人的理念世界赋予人的灵魂的，奥古斯丁认为理性是人通过内在本性与上帝合一获得的，而笛卡尔则把理性明确表达为我。从认同的角度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主体回归的过程。从同一性视角看，人类发展史经历了向自然的同一、向神的同一、向人的同一的发展过程。远古时代，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但人对自然的依赖远大于人的能动性。对自然的敬畏，生出了多神教。据休谟考察，早期人类“都是多神信仰者”^[3]。人类早期的多神源于人给每一种自然现象都赋予一个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虽然是按人的形象想象出来的，但当时的人们以为神们是同自然现象一样真实存在的。为了求得与神的同一，社会中出现了专门的巫与祭司^[4]。这些神实际都是外在于人的世界的，在柏拉图那里，它们统一成了理念。随着此岸社会的发展，由人创造却貌似独立于人的神的社会也在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最高统治者，神的社会也出现了统领诸神的一神。当一神出现之后，人与自然的同一逐步转向人向神的同一^[5]。多神时期的巫与祭司演化为一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他们是人向神同一的中介。这个唯一的中介在西方就是上帝，也就是奥古斯丁认为的整个宇宙秩序都是上帝思想的外部表达。宗教改革破除了人和神的中间代理人，正如马克思所说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6]。宗教改革之后，近代哲学承担起了破除同一性问题神的维度的任务。笛卡尔通过寻求既确定又真实的东西，找到了“我的思维”，从而对主体的“我”进行了确认。

（2）吉登斯对认同主体的探讨

与泰勒探讨认同主体的方式不同，吉登斯在讨论认同主体时，侧重点在于认同主体的生成过程。在这里，吉登斯一方面创造了很多概念，另一方面把已有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讨论中，吉登斯用到了几个关键概念，如本体安全感、实践意识、反思性觉知、自我、身体等。根据吉登斯的定义本体安全感是所有文化中大部分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生活中在无意识和实践性意识层面回答根本性存在问题的过程。实践性意识是本体安全感的认知依托和情感依托，它形成于人的行动过程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在生活中靠反思性觉知形成的。反思性觉知是所有人类行为的特征^[7]。如果把上述过程连贯起来表达，应该是人类在活动中，应用其反思性觉知回答根本性存在问题形成实践性意识，进而形成本体安全感。由此看出，反思性觉知和根本性存在问题是理解吉登斯认同主体的两个较为关键的概念。反思性觉知，吉登斯给的定义非常明确，意指所有人类行为的特征，具有面向全人类的普遍性，但是吉登斯没有把反思性觉知视为人的固有特征，而是人类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特征。需要注意，人的固有特征和人类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特征背后隐藏的哲学基础是不同的。如果把反思性觉知视为人的固有特征，这是把人当做实体性存在。把反思性觉知视为人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其实说的是人在某种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或者人在日常实践层次上表现出来的特征，这是把人视为某种关系存在。这里流露出来的实体存在和关系存在的区别，在吉登斯对根本性存在问题的分析中得到了确认。吉登斯认为根本性存在问题有四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外在世界与人类生命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他者的存在问题、自我身份认同。这里的第一个存在问题就是西方哲学中被称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各种“实体”以及他们的“属性”，即吉登斯所说的“‘外在现实’的本体论框架”^[8]。吉登斯所说的后三个根本性存在问题可以概括为存在方式问题，即存在者怎样存在，也就是吉登斯所言的人与外在世界、与他者、与自我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传统中，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存在”问题以来的两年多年，关于本体论研究的实体型思维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本体论和实体思维方式突破的哲学成果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不是简单的自然关系，而是人的生命存在、主体性存在的本质方式^[9]。

跳出实体思维，通过关系思维把握认同主体，在吉登斯关于自我和身体的讨论中进一步显现。在西方语境中，自我通常指自我意识，身体通常指肉体或者叫做自然存在。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看，身体是自我的载体。但是，在吉登斯看来，自我和身体的关系远比思想和载体要复杂。毫无疑问，作为肉体的身体更多是一种自然存在，但是，人们关于身体的意识，却向肉体那样是自然而然的。这里吉登斯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儿童是通过与外在客观世界及与他人的交流互动来实现对身体的认识的。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不再是简单的实体，而是一种应对外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或者说身体本身是在日常互动情境中生成的。日常互动情境就是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场景。正是基于身体本身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吉登斯进一步认为生活规则对认同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规则将身体习惯与身体可见表征联系起来^[10]。到这里，可以看出吉登斯对身体与自我的理解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解框架。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吉登斯讨论认同主体的基础是人的活动，或者叫做日常社会生活，也就是他在结论中提到的生活政治。这里还需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活动或日常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吉登斯的回答是动机，动机“指涉的是行动的源泉”，并进一步把动机界定为“个体深层的‘感觉状态’，它包含无意识的情感形式以及更为有意识地体验到的痛苦或激动”^[11]。不过吉登斯又表示人类常规行为的许多方面都不是直接由动机激发的，它们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构成部分。这些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由什么激发，吉登斯没有明确指出。不过，他认为婴儿没有动机，只有需求。至于需求是不是那些不由动机激发的人类常规行为的源泉，吉登斯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对于主体理论的探讨存在一定的不彻底性。

（3）认同主体的内涵

通过泰勒和吉登斯的论述，认同主体作为认同的基础是没有异议的，异议在于对认同主体的理解，或者说认同主体到底指什么。要想清楚认同主体的内涵，需要回顾主体概念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中的发展过程。

a.西方哲学中主体的发展过程

西方哲学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对这两千多年历史的总结就是哲学史，一般哲学史是以时间段划分的。也有学者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到了其研究重点的转变，即古代哲学以本体论为对象，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对象，现代哲学以语言哲学为对象。在西方哲学中，主体或主体性是近代哲学理论基点或逻辑出发点。本体论研究始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哲学”，关注万物的具体形态，寻求万物存在的基本原理。对第一哲学的研究，在中世纪成了追求实体化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唯一可靠的实体就是上帝，一切都需要从上帝出发，一切都是上帝的显现，人也不过是上帝的奴仆而已。上帝的绝对权威，神性对人性的极度压抑，导致了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中，哲学家们的目光也从神圣的上帝转向了人和自然。哲学视野的转变导致了西方近代哲学研究方向从实体论转向了认识论^[12]。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西方哲学对认识论的研究，关注点在人的经验或人的理性上，关注经验的一方以培根为代表，强调认识需要从感觉经验出发，逐渐上升，从而达到普遍的公理。培根开创的认识方法被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传承了下去。关注理性的一方则始于笛卡尔，笛卡尔也被冠以近代哲学的开始之人的殊名。笛卡尔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他认为最可靠的东西是思维，最确定的东西也是思维，这样哲学转入了主观性的领域^[13]。笛卡尔创建的这个方向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继承下去。由此开端，西方近代哲学既开启了对认识论的研究，也开启了思维和存在对立，消除这个对立就成了近代哲学的任务。

消除思维和存在的对立首先在康德哲学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康德区分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分析判断不依赖于经验，而是由理性推理获得的，综合判断来自经验，进而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来自先天的理性能力，这样经验论和唯理论被统一到了先天理性上。康德哲学的继承者费希特和谢林对知识、自然和自我形成了整套理论体系，这套体系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完成，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14]。经过对哲学的历史考察，黑格尔得出的结论是“认识到理念就是精神，就是绝对精神”。至此，关于思维和存在对立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以存在统一到精神之中而宣告完成。然而，不论黑格尔怎样赞叹他的绝对精神，历史没有完成，哲学也没有完成。这种把存在统一到思维的解决方案不断接受着唯物主义的挑战，或者说虽不是当时代哲学的主流，唯物主义也并非销声匿迹。当时唯物主义的代表就是法国哲学，这种哲学被黑格尔称之为唯物论或无神论。

如果从主体或主体性发展的角度，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其实是向人的转向。它转向了人的两个属性，一是转向人的经验、感觉，另一个是转向了人的思维、主观。在寻求二者统一性的过程中，思维、主观占据了上风，黑格尔哲学的出现貌似给这种对立找到了绝对统一。这种统一导致的结果就是，西方近代哲学对主体或主体性的理解，始终与另一个哲学用语“主观”有着大部分的重叠。主体在诸多理解中被主观所取代，这为现当代哲学对这种主体或主体性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随着人类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源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和主体性极度扩张，最终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生存危机等问题逐渐凸显。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开始对主体和主体性进行批判，海德格尔就是代表人物。海德格尔指出“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15]。从海德格尔的设问就可以看出，他批评的是认知主体，即形成于近代西方哲学的抽象主体^[16]。20世纪下半叶，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对主体性采取全盘否定态度。(www.chuimin.cn)

其实，在西方哲学中，对抽象主体的超越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实现了，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及意识形态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或主体性的理解在西方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阐发。在那份“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17]文献中，马克思承认了唯心主义的能动的方面，不过认为这种能动方面具有抽象性的弱点，也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仅仅把客体从直观形式去理解。马克思用实践概念，从人的对象性活动角度统一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主体第一次以完整的人的形式出现。

b.中国哲学中主体的发展过程

由于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哲学的特质与西方哲学不同。同西方的主客二分不同，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张岱年把中国哲学的最主要特点概括为三点，第一，知行合一，指中国哲人研究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第二，天人合一，指天人本来合一，物我一体。第三，同真善，至真的道理是至善的准则^[18]。从中国哲学的这三个特点可以看出，哲学思维中人是一直在场的。但是，如果据此说中国哲学一直高举人的主体性地位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人虽然未曾缺场，但也绝非处在主体地位上。以天人关系中对人的地位的论述为例，中国哲学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人是藐小的，无足轻重，另一种认为人虽然藐小，却有特殊的优异性质^[19]。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对人的作用、人的能力的理解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人是宇宙中的人，是宇宙中的一分子。这在中国哲学思维与写作方式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哲人的文章与谈论，常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20]，可以看出宇宙，或者说天是在人之前的。把天视为根本，既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也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人，尤其是作为主体的人，虽然不曾依附于宗教或科学，但是，一直被皇权和族权所压抑。

从主体和主体性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人的主体地位一直处于受压抑状态。这种受压抑状态在近代开始转变。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从学习技术到学习制度文化等。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冲突、融合。这种冲突和融合在“五四”时代产生了突破。“五四”时代，为拔除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根，文化界开始打倒压抑人性的旧传统，批判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21]。新文化运动，让人的主体地位开始从皇权、族权压抑下解放出来。可以看出，“五四”时代不只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历史进入现代历史，哲学史也进入现代哲学史。关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主线问题，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另一种认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线不是马克思主义。把这两种观点抛开，如果这样说，中国现代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各种思潮做斗争，最终确立其指导地位，相信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如果从现代哲学的内容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如果从主体和主体性角度看，中国现代哲学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的能动性，侧重于阐发人的阶级属性。

如果说关于中国现代哲学的主线问题有争议的话，那么中国当代哲学的主线毫无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主体和主体性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当代哲学可以分成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当代哲学对主体和主体性的阐发延续了中国现代哲学的方式，即侧重于人的阶级属性和人的能动性。这符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仍存在着敌我双方的斗争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尤其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由于国家经历了几十年内战，各个行业的建设几乎都是从零起步，在物质基础匮乏的时代，人的能动性就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这种对人的能动性的侧重，在社会主义探索的严重曲折时期发展成了“精神万能论”^[22]，从而滑入了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十年动乱期间，唯心主义横行，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的狂热中，看似人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实质却是人的主体地位的扭曲，人的尊严的丧失。

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年代，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进行也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哲学的研究中，除了实事求是路线的恢复，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也得以建构。这一建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框架的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体系的重建，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的重新挖掘，使得主体和主体性思想进一步完善，这种完善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研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李德顺教授在其价值论中，把主体作为实践活动的基本关系项之一，并对主体和主观进行了明晰的分辨。他把主体定义为对象性行为中作为行为者的人^[23]。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或主体性立足于抽象的人，李德顺教授这一定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的人，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性存在方式。它克服了抽象主体极易把主体和主观混淆的缺陷，在理论上具有对西方哲学主体概念的超越和对主体概念批判的透彻性。

基于上述对中西方哲学主体概念的梳理，认同主体就是认同现象中的作为行为者的人。由于认同本身是一种关系，既包含认知关系，也包含赞同关系，所以这里的认同主体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认知主体，二是作为价值主体。作为认知主体，认同主体是认同对象及其属性的认知行为者，作为价值主体，认同主体是对认同对象作出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行为者。

（4）认同主体的特性

认同主体首先具有一般主体的特性，这里的一般主体的特性指人在主体地位上表现出来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四点：第一，主体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统一；第二，主体具有“为我”倾向；第三，主体具有主动自为性，首动性；第四，主体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主体的这些特性总结起来就是人在自己对象性行为中的权利和责任特征^[24]。

认同主体在认同现象中具有一些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质表现在认同主体是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作为关系存在，认同包含了两层关系：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由此认同主体既是认知的主体，又是价值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不是两个主体，它们统一于认同主体。之所以做出这种区分，因为认知主体在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中包含着不同的内在规定性。作为认知主体，认同主体的责任是准确客观的反映认同对象，这里认同主体坚持的尺度是“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客体尺度。作为价值主体，认同主体需要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作出是否赞同的价值判断，这里认同主体坚持的是主体内在尺度。

（二）认同客体与认同客体的特性

上述对认同主体的界定，承自李德顺教授的作为关系范畴的主体与客体的理论基础。这样，界定了认同主体，实际上也就界定了认同客体。认同客体是与认同主体相对的范畴，它指认同关系中的认同对象。把握认同客体，需要注意，认同客体不只是物，不只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也可以是人。这样对于各种认同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如自我认同，就是人以自我为认同对象，即人也可以是认同客体。

认同客体具有一般客体的规定性。第一，与主体对立的自身规定性，或者说异质性。当人以外在的客观事物作为认同客体时，其自身规定性或异质性比较容易理解，当人作为认同客体时，其自身规定性和或异质性指的是其与认同主体在性质和地位上的差异，它是以对象形式出现的。第二，客体具有自在性，它不是与认同主体天然保持一致的，而是具有异向的趋势。这种异向趋势，在人作为认同客体时表现的不太明显。同样以自我认同为例，在埃里克森那里，自我认同实质是人在生命周期中，作为认同主体的现在之我同作为认同对象的过去之我具有同一性。这里的过去之我，由于过去的社会存在和我的实践活动同现在之我的社会存在和实践活动的差异性，导致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并非是天然一致的，而是有其自在的因素。第三，客体对主体具有他律性，意指在主体的能动性和意识性之外，认同客体对认同主体具有制约、他律作用。

作为认同客体，它还有自身的特殊规定性。这就是认同客体既是认知客体，也是价值客体。作为认知客体，认同客体是认同主体认知的对象，这里它的外部现象和内在本质通过与认同主体的相互作用而逐渐显现。作为价值客体，认同客体是认同主体价值判断的对象，这里它本质和属性与人的需要建立关联。

（三）认同中介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中介是实践的基本要素，指实践活动中各种形式的工具、手段以及运用、操作这些工具的程序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认同中介是认同主体作用于认同客体的工具、手段以及相应的程序和方法。在自我认同中，中介是人的生命活动，这种生命活动包括两部分：物质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物质性活动指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无时无刻不在从事的活动，精神性活动指人运用自己的反思能力，对个人生命活动的反思。在社会认同中，中介包括范畴化、社会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