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创业型大学的理论鼻祖,克拉克曾提出大学转型的五个要素,亦即阐明了创业型大学建设的路径,[3]成为不少教育实践工作者推进创业型大学建设的行动指南。其次,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与创业型大学相适应的校内管理体制。从以上举措可以看出,这些高校为推进创业型大学建设,采取了全方位的改革策略,当前学界探讨的关于推进创业型大学的各种路径,基本上都被囊括进来了。......
2023-10-05
根据以上相关概念的比较与时代价值的分析,可以得知,创业型大学的核心特质不在于其服务社会的终极目标,因为传统大学也在倡导学术服务社会,只不过这些高校认为坚守学术本位更有利于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而在于其服务社会的路径选择,那就是克拉克概括出来的“自力更生”。也就是说,创业型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关键之处,便是凭借“自力更生”的意识与能力从市场获得办学资源,而不再是通过“等靠要”的传统模式对政府形成严重单一的依赖。毫无疑问,最具有通用性、基础性的办学资源便是经费。与所有大学一样,创业型大学只能依靠自己的学术产品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这意味着,创业型大学需要通过出售自己的教学服务与科研成果等来拓宽资金来源。显然,这对于当前中国的公办院校而言不具有可行性。但是,这并不意味创业型大学在中国行不通,而只能说中国不能采取创业型大学的西方模式,需要探索中国特色的创业型大学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那些准备迈入创业型大学轨道的公办本科院校,首先建成名副其实的应用型大学,通过培养社会各界欢迎的应用型人才以及推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成果,争取政府更多的办学资源,获得社会各界包括校友捐赠在内的广泛资助。中国特色的创业型大学之所以不能采取创办学科公司、提高学费标准等学术创业模式直接筹措办学经费,只能通过打造成为一流应用型大学以获得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支持的间接融资模式,至少有以下两大原因。
一方面,创业型大学的直接融资模式在中国具有政策障碍与市场风险。在谋求自力更生办学道路的过程中,西方不少创业型大学采取直接融资的学术创业模式。例如,英国华威大学通过整体经营校园、建立制造业集团和商学院、创办有特色的医学院等,直接拓宽资金渠道,使得政府的核心资助从20世纪70年代的70%,下降到1995年的30%,再到2000年的27%;[25]除了校友捐赠等外,如前所述,澳大利亚的莫那希大学通过对留学生和一些研究生按全部开支收费、学术成果的商业化运作等途径筹措办学经费,使得政府的核心资助从最初的98%,下降到2000年后不足40%。[26]但是,该模式在致力创业型大学建设的中国公办院校行不通。这与社会各界将大学定位于公益事业、民生工程的传统观念有关,与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有限性等制度因素有关,但直接原因主要还是受制于各项具体政策。例如,政府仍然是中国高校改革与发展的主导力量,各种政策方案与评价体系已为高校预设了前进的路线,但没有为致力于学以致用的创业型大学预留政策空间,从而无论在大学评估还是财政拨款上,创业型大学均处于不利地位。又如,推动传统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需要该校几代领导人的坚持与努力,然而高校没有自主选择校长的权力,政府任命高校领导具有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使得不少锐意进取的创业型高校在稍遇挫折时会因领导更替而变换办学定位。另外,公办院校在推进学术资本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与其他产品市场化一样,同样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例如,朱九思校长从鲜活事例或者他国经验捍卫他反对大学开展“自救”的立场,认为不少校长因为搞创收,大办公司,把学校搞得一团糟,最后问题没解决,校长却干不成了。[27]甚至那种“以钱生钱”的直接筹资行为,对公办院校都存在市场风险。例如,杨德广教授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后,将闲置的流动资金用于融资,每年可获数百万元利息。然而,1600万元融资款被人骗走了。[28]风波过后,杨校长依然推动学校走上经营道路,提出大学不仅要找市长,更要找市场。但是,在当前高校领导任命体制下,这种既能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又有经营意识、战略眼光的高校领导太少了。在如此巨大的市场风险面前,许多高校领导会望而却步。(www.chuimin.cn)
另一方面,应用型大学的间接融资模式同样可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创业型大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实用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作为价值追求,以培养创造性人才与推动成果转化作为历史使命,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品质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同时通过服务社会不断提升自力更生的能力,引领高校真正迈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这种办学取向的创业型大学,正是应用型大学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则是建设一流的应用型大学。当前中国应用型大学的融资模式,是一种间接而不是直接的融资模式。该模式着眼于教学服务水平的精准性与适切性,着眼于学术成果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在目标实现的前提下自然实现多元化办学经费的筹措。当应用型大学的办学质量获得人们的真正认可,就会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赞助,尤其校友的捐赠将是衡量应用型大学办学声誉的一项重要指标。潘懋元先生针对应用型大学运行机制指出,“逐步打破管理高度集中、投资渠道单一的管理格局,形成以政府财政为主,学生缴费、学校创收和社会集资‘一主三辅’多渠道投资机制”[29]。在开源的同时,应用型大学还具有“节流”意识,精简机构与人员,提高效率与效益,这些都属于间接融资模式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当应用型大学具备这些特征,中国特色创业型大学也就建立起来了。政府核心资助比例不断下降,创业型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与办学声誉就会越来越大。可见,一所成熟的应用型大学,其与创业型大学的边界是模糊的。中国传统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选择以应用型大学作为第一个发展阶段,采取间接融资模式,既可以避免以上各种市场风险,又可以实现殊途同归的建设目标,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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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创业型大学建设在我国可谓阻力重重,远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可是,两位美国学者在研究创业型大学时,观测的对象并不一样,对于创业型大学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也不一致。作为创业型大学理论的两位鼻祖,他们的分歧对于我国创业型大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样五彩缤纷的实践世界中,要让我们来观测国内创业型大学的建设情况,实在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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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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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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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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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5
[1]但是,时至今日,中国对于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仍然处在翻译介绍、概念辨析乃至伦理价值之争的初级阶段,远未实现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内涵诠释与理论构建。本文从类型划分视角出发,在梳理与分析国内学界三种关于创业型大学的分类观之后,基于其分类体系研究的合理因素,构建了中国创业型大学实践模式图。......
202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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