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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大学教师选聘意义阐述

【摘要】:然而,我国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若干所普通本科院校,在教师招聘这个环节上与传统型院校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连选择具有创业价值认同教师的意识都没有。为了说明创业型大学选聘具有创业价值认同教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分析。然而,这些正是创业型大学在选聘教师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大学,其实就是抓师资。有什么水平与层次的教师,才有什么水平与层次的大学;有什么类型与结构的教师,才有什么类型与结构的大学。要培育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首先要选择一批优秀的教师。可以说,严把“进人关”或者说“入口关”是师资队伍整体实力提升的前提与基础。然而,我国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若干所普通本科院校,在教师招聘这个环节上与传统型院校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连选择具有创业价值认同教师的意识都没有。这就不难理解,创业型大学如此热火朝天地宣讲学术创业理念乃至出台如此让人鼓舞的成果转化政策,不但不能激起大批教师的创业热情,反而会受到少数教师的冷嘲热讽。可见,如果一所高校准备确立创业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定位,并立志坚持下去,成为一所成功的创业型大学,那么,该校必须全方位谋划,落在实处,从教师选聘的第一个环节就要予以重视,而不能再停留在高喊口号的发动阶段。为了说明创业型大学选聘具有创业价值认同教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其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心理结构中具有可塑性,但在一定年龄与阅历之后便趋于稳定。一般而言,价值观是指人对客观事物之价值、意义与作用的总体看法与评价,是决定人们行为活动的心理基础。在学理探究上,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等学者在价值观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3]时至今日,学界较少纠缠于价值观的概念辨析,而是将价值观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应用到各种事物的研究中。在对价值观的研究与应用中,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4]“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定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5]。大学教师在入职之际,普遍接受了系统的教育,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在许多事情上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基本定型。尤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中,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在哪里,该不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转化,能否在学校的推动与帮助下实现转化,对于这些学术创业价值的认识问题,或许许多大学教师在入职前没有思考过,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初步的答案。然而,这些正是创业型大学在选聘教师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所谓创业型大学,是将知识的生产、传承与应用融于一体的大学,在教学科研的基础上倡导创业职能、积极推动学术资本转化的大学。[6]相较于传统的学术本位型教师,创业型教师坚持学以致用而不是学以致知的科研观,认可知识的商品属性,强调科研成果贵在转化。如果一所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高校选聘了大量具有反对学术创业文化的学术本位型教师,而且他们的学术价值取向又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那么在推动这所大学从传统型转向创业型的过程中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阻力与困难。事实上,没有该所大学教师的整体转型,也就没有该所大学的真正转型。

其二,公办高校“只进不出”的师资通道,限制了创业型大学能动更换教师的自由。教育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拿公立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来说,虽然目前校方与教师大都按照企业用工方式签订了聘用合同,规定了几年一聘,但基本难以作为学校辞退不胜任、不满意教师的依据,除非教师触犯了国家法律或者校纪校规。完全依照合同聘用教师,任期结束之后主动辞退不合格教师,这倒不是高校不可以这样做,而是高校不应该这样做。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社会化的保障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正如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一文中提到的,“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7]假如有一天,社会上所有人都按照在岗时的社会奉献与所缴纳的个税来从社会上统一领取退休金,不再实行双轨甚至多轨的养老保险制度,那么,事业单位的企业属性就非常明显了,大学按照合同管理教师就有社会保障了。但是这样的一天,在中国还有较远的路程,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创业型大学在选聘师资时,需要选择那些具有学术创业价值认同的教师,否则“只进不出”的师资通道难以优化创业型大学的师资队伍。站在高校管理者的立场,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就能很好地理解。对此,有文从招聘风险的角度亦提到,“招聘工作的一次性与高校用人事实上的终身性是当前我国高校教师招聘风险中最为显著的特征”[8]。(www.chuimin.cn)

其三,创业型大学的中国实践尚处在探索初期,需要培育学术创业共同体的文化氛围。自福州大学于2008年明确提出创业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定位以来,国内一些普通公办本科院校亦先后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曾经一度引发了传统型院校转向创业型大学的建设热潮。例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1年第54号文件(浙政办发〔2011〕54号),提出了关于创业型大学建设试点的省级教育体制改革项目,并确定浙江农林大学、浙江万里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为试点。但是,创业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更没有转化为广大普通本科院校的战略定位与办学实践。而且,“在主流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在政府办学资源的配置中,创业型大学都处于不利的地位”[9]。因此,创业型大学在中国还处于理论的诠释期与实践的探索期,亟须在那些高举创业旗帜的普通本科院校形成并巩固学术创业共同体,最终不至于因校内教师的抵触而让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探索与实践半途而废。确实,在我国公办院校中,教师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的决策。西方创业型大学在转型过程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例如,20世纪30年代MIT副校长凡尼佛·布什关于专利商业提案就遭到教师的反对;[10]20世纪40年代斯坦福校长特里西德的改革就遭到以布莱克韦尔为首的教授会的反对,斥责斯坦福管理者是“一帮最坏的从不放下长矛的流氓”,教授会到了“维护其权利”的时候了;[11]1969年,华威大学首任副校长巴特沃斯因推行亲工商路线被赶下台,反对者认为学校被工商界收买了,拜倒在资本家的“石榴裙下”,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将华威大学贬为“土丘上的克里姆林宫”。[12]因此,那些有志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学校领导,从一开始就必须为学校的远航选好教师,为后来的接任者储备人才,为学校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的创业型大学文化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