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教改革前沿的探索

黄炎培先生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也是现代职业教育思想建设的先驱。学习研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不仅为了继承发扬他的思想，同时也要以他的成功之路激励21世纪中国职业教育新一代教育家加快成长。

一、爱国爱民的远大抱负

黄炎培先生早年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以救国救民为己任。1901年，身为科考举人、已是私塾先生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毅然弃封建旧教接受新学。他参加同盟会，反对封建清王朝，投身民主革命；响应蔡元培的教育救国主张，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他痛感“中国最大、最主要、最困难、最迫切解决的是人民的生计问题”。他认定“提倡爱国之本在于职业教育”，“办职业教育，须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

一战期间，我国民族工业复苏，黄炎培奋力于职业教育事业，振兴民族工业，改善人民生计。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他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平民服务，在城市办各种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在农村开展“富教结合”的农村改进实验区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努力使职业教育配合国家民族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提出“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

先生一生曾有机会多次出国考察教育，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身份，他都时时处处表现了其拳拳报国之心、赤赤爱民之意。他关心留学生所学专业与国内产业发展的相关，呼吁留学生所在国给予中国学生同等勤工俭学待遇。在东南洋，他体察侨民教育事业，殷切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从而也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提出，“职业教育，是今后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国策实施时所必要采取的措施”。在旧社会，北洋政府两次请他任教育总长，他拒不接受，不愿入污泥。新中国成立后他欣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职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做人民的官。

黄炎培先生本着“一分精神全为国、一寸光阴全为民”的宗旨，以“功在人先、利在人后”的高尚人品，毕生奋斗，经历了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从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者转变发展为社会主义者。黄炎培先生的思想和行动生前曾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赞许，老先生逝世40年后，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仍然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高度评价。在2005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温总理在讲话中再次提到黄炎培先生的“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希望各地领导研读黄炎培先生关于职业教育的论著。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教育是人民的事业，爱国为民的坚定信念和深厚情怀是一个伟大教育家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这也是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一生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二、脚踏实地的教育实践

教育家的卓越思想来自于脚踏实地的、不平凡的教育实践，黄炎培先生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黄炎培先生20岁就选择了教师职业，25岁创办川沙小学，27岁创办浦东中学，成为年轻有为的教师兼校长。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第二年， 34岁的黄炎培走马上任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他全力以赴扩充中等实业教育，使江苏实业教育在国内保持了领先地位，成为各省学习的模范。办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实践，使他谙熟教育规律、深切了解教育教学问题；教育行政的经历扩大了他的宏观视野，从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角度，研究教育改革。

1917年，黄炎培先生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推动职业教育的民间团体。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拉开了帷幕。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立伊始就有了一个较高的工作起点，它既有蔡元培这样的学界泰斗支持，也有邹韬奋这样的革命才子加盟，还有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赞助，更有聂云台等一批新兴纺织界巨子的长期同舟共济。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服务的载体，职业教育的队伍组织了起来，活动范围拓宽了，社会的影响扩大了，发展了事业，也为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1918年，黄炎培先生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之后又陆续开办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和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等办学实体。正是在这些学校，联络相关企业、选聘有职业经验的教师，实施半日授课、半日工作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创造出“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的新思想。

黄炎培先生通过亲自筹建、经营管理学校，为毕业生找出路，解决大量现实困难问题，不断实践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总结在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规律，逐渐形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先生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儿子黄大能送到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使其成为“手脑并用”、学以致用的社会之才。这一做法，使其全力提倡的职业教育的主张更加具有说服力。

三、追踪世界先进博采众长

黄炎培先生当年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但他并未受到更多的局限，这得益于他大量的、富有前瞻性的、丰富多样的国际交流与比较研究活动。

黄炎培先生学习与引进国外理论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学习和借鉴。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他批判了当时学校脱离实际和脱离生活的严重问题。同时，他还与人共同编译了日本竹原久之助所著《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提供了结合中国实际的采用实用主义的具体方案。1919～1921年，杜威教授来华讲学达两年之久，他的学生陶行知、胡适担任翻译，黄炎培先生主持的江苏省教育会是5家邀请单位之一。1920年5月，杜威再度来上海演讲，黄炎培先生曾到车站欢迎，并邀请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进行演讲，先生主持了演讲。1921年，美国教育行政专家孟禄博士来华，黄炎培先生建议他不专事演讲，希望他带领一个中国教育调查社，帮助中国进行教育调查。后来，孟禄博士结合调查结果进行约10来次演讲，黄炎培先生从头至尾一次不落听了其演讲，并对博士就提倡科学、中学改革和教育指导员等方面问题给中国的建议予以充分肯定。

黄炎培先生对国外职业教育的考察主要对象国是美国和当时的东南洋国家，如菲律宾、马来亚、泰国，还有日本、朝鲜等国家。自1915年至1921年，黄炎培访美一次历经四个半月，三次访问南洋几国历时近一年。黄炎培教育文集登载的考察主报告就有两份，一份是关于美国的《新大陆之教育》约14万字，另一份是关于日本和菲律宾的《东南洋之新教育》也有12万字左右。围绕主报告，其他形式的随笔、游程日记、调查报告、访问纪要还有多篇，占了黄炎培教育文集四卷中的相当大的篇幅。这些文献，资料翔实，文风生动、活泼，使人阅后如身历其境。纵观黄炎培先生国外教育考察，其特点可以归纳为“全面、具体、深入”6个字。

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考察教育还要考察教育服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不仅考察职业教育还要考察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不仅考察学校还访问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以1905年黄炎培先生随实业团访美为例，在美国25个城市考察2个月，参观了诸多企业，访问了52所学校和多个城市的教育局。企业中有当时美国第四大制造中心的圣路易斯市的机器厂、啤酒厂、制鞋厂等，匹兹堡的钢铁厂、芝加哥的屠宰托拉斯、费城的机车厂和制帽厂、波士顿的华山钟表厂，等等。参观工厂，黄炎培先生总能以职业教育家的视角，寻找工艺技术、劳动过程与职业教育的联系，细观之、联想之，不仅有所察更有所悟。此外，为研究劳动工人保护法，他抓住机会了解美国劳工部的职能与政策；为感受工业文明中的科技力量，他专程造访大发明家爱迪生并参观其实验室。黄炎培在美考察的学校中有实业学校6所，中学16所（大多设有职业科），师范学校6所（也设有工商业职业教育相应的实验设施），一些著名学府也在其中，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等。考察学校，他不仅抓住办学要点，还能以该地区产业、职业需求为参照，观察其课程设置、实习教学特点和就业出路情况。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出售实习产品，更是先生关心、留意的问题。

所谓“具体”是指其考察不仅着眼宏观大局，还注意事实的具体、现象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一一交代清楚。如考察一地教育时，管理体制图、学制、课程表，甚至教师工资结构表都尽量给出；有的资料是索取的，有的资料是同团蒋梦麟提供的，有的则是他在途中计算统计出来的，如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分布表。又如，他在参观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时，将美国馆中教育部分按照工业、农业、师范、幼儿、教育行政等10个方面逐一详细记录下来，同时还有些更形象的描述。由此，人们可得知美国的博物馆有一半展品是装在车上，到各学校巡回展示；由此，人们也能想见到那些以彩色模型、闪亮灯光和立体图画组成的铁路建设图、教育发展图和各国移民分布图，是如何奇妙万千的。先生参观学校，一面观其方法，一面观其精神，如，他观察国外学生与国内学生课间休息方式的不同，从“一动”和“一静”之中发现人才培养中的大问题。

所谓“深入”，是指黄炎培先生在国外考察中能够抓住重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如，与美国驻北京代理公使卫理君探讨在中国科举变新学中，青年转变读书做官观念的问题；与菲律宾总督探讨政府在民众转变轻视职业教育观念中的引导作用；与日本高等工业学校退休校长、教育家手岛精一氏探讨实业家与职业教育家如何加强联络的问题；以及他对于美国学校由实业家、社会贤达组成咨询委员会的研究等。这些深入的交流表明，在比较教育领域，黄炎培先生当时就已跨过拿来主义的阶段，进入了综合分析比较的阶段。这些职业教育问题的对话，不仅是个人间的职业教育思想交流，也是东西文化之间、东方国家相近文化间就教育问题和工业文明问题的思想碰撞，无不闪烁着职业教育真理的火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

改革教育的思想往往来自于对社会问题的教育归因分析和对原有教育弊端的批判。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正是沿着这一逻辑路线发展起来的。

他说，当时采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由于受到三大刺激：一是一般社会生计之恐慌，二是百业之不改良，三是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无算。他大胆揭露旧中国的社会问题，还尖锐地批判了教育与社会职业的供需错位。1913年在《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一文中，他列举了惊人的调查结果：沪宁一带5地，学政法的学生有4700多人，而学工农医师的只有470人。

黄炎培态度鲜明地反对“呆授空讲”式的教育，他在《考察本国教育笔记中》指出，一些地方“其设农科或商科也，仅多购一种教科书——初无何等之设备，以为其实验、实习地也”，认为这是对实用教育的“取貌遗神”的扭曲。时任江苏省教育长官的黄炎培能如此客观科学地看问题，其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黄炎培先生对理论的最大贡献，体现于他的主导思想，即要通过沟通教育与职业来改革教育脱离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弊端。他通过对职业的经济、社会属性的研究，发现职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以人与职业和人与教育的关系为纽带，就构成了教育与职业相沟通的基点。正是在这一主导思想基础上，他提出了完整、系统的职业教育目的：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主导思想和教育目的，形成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和重要基础。

与时俱进是黄炎培先生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的勉励，也是他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的写照。1913年，他针对小学教育脱离学生生活实际的问题，倡导实用主义教育，开展实验达三年之久，是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一次重要启蒙。1917年，他明确提出了“必须注重职业教育”“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不失时机地把实业教育引导向职业教育。1926年，国内民族工商业衰落，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先生说职业教育遇到了礁石。他发表了《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以敢于自我否定的态度，反省了当时职业教育的“三个不够”，他向职业教育同仁提出：“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当年，黄炎培先生所关注和提倡的“大职展的问题”。经过以上三个阶段，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几经磨砺，走向成熟。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内涵丰富，包括了“科学化、平民化、社会化”的教育实施方针；“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学原则；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尊重劳动的尊严、尊重人的尊严的价值观等方面，8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在我们重温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时，不仅为先生学术造诣而赞叹，而且深为先生的治学风范而折服。先生一生勤奋好学，23岁开始学习新学，练习演讲并学英文、日文，同时还在工作中不间断学习，晚年还精读《资本论》并写了数万字的心得。先生辛劳工作更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大量社会工作之余还要挤出时间从事研究，如编写《中国教育史要》时就是每日坚持半天，两年完成。无论做校长、做司长、做申报记者，还是做社领导，他总是亲自动手写文章，撰写国内外考察报告和工作日记。文如其人，先生不但快笔如神，而且笔下生花，教育纪实文学风格自成一统。先生广交教育界和实业界朋友，共议职业教育大计；先生与国内外职业教育界频繁交流，民主讨论、平等商榷，其繁荣学术的治学风范也是令人称谓，值得发扬光大的。

黄炎培先生何以成就其辉煌职业教育思想？先生何以成为职业教育一代宗师？我们从先生的十六字格言中可以找出其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精髓，这就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这也是黄炎培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职教体系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1] 本文是作者在2006年5月中华职教社召开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考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