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州的陷落及其影响—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

继北庭之后，西州也曾被吐蕃攻陷。关于西州陷落的相关过程，学者们已有清楚的讨论，此处仅略述之。《元和郡县图志》载西州贞元七年（791）陷蕃^[205]。而敦煌P.3918《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中有：

至今大唐贞元九年……其经去年西州顷陷，人心苍忙，收拾不着。^[206]

由此可知，西州陷于吐蕃的时间实际上是贞元八年（792）^[207]。然而吐蕃可能很快就退出了西州。荣新江先生在静嘉堂文库见有一件梁素文旧藏吐鲁番文书残片，仅存一行字：

贞元十一年正月　日　　录事^[208]

这很可能是一件唐代的官文书，说明在贞元十一年（795）唐朝的行政机构还在运作。荣新江据此认为，此时唐朝的统治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同时提示根据敦煌P.2132《金刚般若经宣演》提及的内容来看，西州可能在贞元十九年（803）才被迫放弃使用唐朝年号^[209]。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回纥最终取得了北庭争夺战的胜利^[210]，以此为契机，唐朝和吐蕃的势力可能都一并被回纥逐出了北庭。虽然北庭和西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了唐朝统治时期的秩序，但唐朝却与之形成了彻底的隔绝，唐朝也就此退出了西域。

【注释】

[1]参见唐长孺《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原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此据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5—443页；王小甫《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第57—63页；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唐研究》第2卷，1996年，第415—436页。

[2]《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7146—7147页。

[3]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兼领伊西北庭节度使是在天宝十三载三月，见《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第3209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26页。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5页。

[5]《旧唐书》卷九，第230页。但《旧唐书》此处月日干支记载有误。

[6]《旧唐书》卷一〇四，第3209页。

[7]《旧唐书》卷一〇四，第3206页。

[8]《旧唐书》卷一〇四，第3209页。

[9]《旧唐书》卷一〇四，第3209页。

[10]《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43页。

[11]《安禄山事迹》，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7页。

[12]《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考异》所引《玄宗实录》，第6943页。

[13]《旧唐书》卷一一〇《王思礼传》，第3312页。

[14]《文苑英华》卷六〇八《为人请合袝表》，第3151—3152页。

[15]《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73页。

[16]《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77页。

[17]《旧唐书》卷十，第242页。

[18]根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考异》所引《肃宗实录》载：“即位之日，以泌为河西、耀为陇右节度使。”第6969页。则任命周泌为节度使的皇帝似是肃宗，而非玄宗。

[19]《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79页。

[20]《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5页。

[21]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第64—70页。

[22]《旧唐书》卷一二八，第3584页。

[23]《新唐书》卷一五三，第4848页。

[24]《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7页。

[25]《旧唐书》卷一四四，第3924页。

[26]《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98页。

[2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7页。

[28]《新唐书》卷一四六，第4735页。

[29]《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7页。

[30]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70页。

[31]《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4页。

[32]《新唐书》卷一三八《李嗣业传》，第4616页。

[33]《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7页。

[34]《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53页。

[35]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73页。

[36]柳洪亮：《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64页。

[37]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63—65页。参见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262—264页。

[38]《旧唐书》卷一五二，第4065页。

[39]《全唐文》卷四一九，第4279页。

[40]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76页。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也认为“二庭”是指安西与北庭，如翁俊雄：“唐后期的河陇与二庭、四镇”，《唐代区域经济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41]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第415页。

[42]《旧唐书》卷一二，第329页。

[43]王育龙：《唐马璘墓志铭述考》，《文博》1997年第6期，第93页。

[44]《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二载”载有：“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第7018页。

[45]《旧唐书》卷三八，第1385—1388页。

[46]邓小南：《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96—599页。

[47]《旧唐书》卷十，第247页；《新唐书》卷六，第159页；《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38页皆载吐蕃至德二载（757）十月陷鄯州。

[48]参见李宗俊《唐代中后期唐蕃河陇之争与疆域变迁》《，唐史论丛》第14辑，2012年，第111—114页。

[49]《新唐书》卷六，第163页；《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第7102页。

[50]以上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第979—997页。

[51]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1—423页。

[52]王小甫：《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60页。

[53]《文苑英华》卷九一七，第4829—4830页。

[54]唐长孺指出，此“伊西北庭都护”乃是伊西北庭节度使、北庭都护二官之省，见唐长孺《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第430页。

[55]碑文据吴景山、张洪《〈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校读》，《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第18页。

[56]唐长孺：《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第429—433页。

[57]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元年（766）河西巡抚使判集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8页；金滢坤：《敦煌本〈唐大历元年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研究》，《南京师大学报》2011年第9期，第74页；李宗俊：《法藏敦煌文书P.2942相关问题再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4期，第56页。

[58]史苇湘：《河西节度使覆灭的前夕——敦煌遗书P.2942号残卷研究》，《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26页；马德：《关于P.2942写卷的几个问题》，《西北师院学报·敦煌学研究专辑》1984年10月，第63—66页。

[59]王小甫：《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59页。

[60]吴景山、张洪：《〈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校读》，第16页。

[61]唐长孺：《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第430页。

[62]《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第6781页。

[63]《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第6784页。

[64]参见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第52页。

[65]《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瓜州·晋昌县”载：“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隋开皇四年改为常乐县，属瓜州，武德七年为晋昌县。”第1028页。

[66]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第163—164页。

[67]《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79页。

[68]《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5页。

[69]《旧唐书》卷一一六，第3386—3387页。

[70]王小甫：《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59页。

[71]刘安志：《唐朝西域边防研究》，第25页。

[72]刘安志：《唐朝西域边防研究》，第25页。

[73]《旧唐书》卷一九六上，第5239页。

[74]唐长孺：《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第432—433页。

[75]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85页。

[76]《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6页。

[77]《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23页。

[78]文书中有“今我河西节度使吕公……拥旌旄四载”云云。戴密微、邓小南皆认为文书写于宝应元年（762），则吕崇贲任河西节度使是在乾元二年至宝应元年（759—762）。见戴密微《吐蕃僧诤记》，第401—424页；邓小南《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第596—614页。王小甫指出，上元元年（760）有杨预为河西节度使，故吕崇贲的任职时间应是上元元年至广德元年（760—763）。见王小甫《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59页。然而文书中所载肃宗尊号，行用时间为乾元二年正月至上元二年九月（759—761），当时肃州尚未与中原完全断绝联系，不应在广德元年（763）尚不知去尊号之事，故文书写作时间不可能晚至广德元年（763）。我猜测此文书写于上元元年（760），吕崇贲在任时间应是至德二载至上元元年（757—760）。杜鸿渐在至德二载十月之后可能就已经离任河西节度使，而其后来瑱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却未之任（参见邓小南《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第599页）。故吕崇贲可以在这一时间段主政河西四载，这也正是肃宗对吐蕃采取和谈政策的时期。如此，杨预是在上元元年接吕崇贲任河西节度使。

[79]《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7168—7169页。

[80]《旧唐书》卷一九六上，第5239页。

[81]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30—631页。

[82]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31—632页。

[83]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32页。

[84]《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伊州》载：“别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经长泉、龙泉，百八十里有独山守捉；又经蒲类，百六十里至北庭都护府。”第1046页。

[85]唐长孺：《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第440—442页。

[86]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元年（766）河西巡抚使判集研究》，第254—261页。

[87]王小甫：《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60页。

[88]金滢坤：《敦煌本〈唐大历元年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研究》，第73—79页。

[89]史苇湘：《河西节度使覆灭的前夕——敦煌遗书P.2942号残卷研究》，第126页；马德：《关于P.2942写卷的几个问题》，第63—66页。

[90]《新唐书》卷六，第172 页。

[91]李宗俊：《法藏敦煌文书P.2942相关问题再考》，第54—64页。

[92]毛阳光、余扶危：《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70页。

[93]唐长孺：《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第441页。

[94]金滢坤：《敦煌本〈唐大历元年河西节度观察使判牒集〉研究》，第76页。

[95]《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4页。

[96]《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7161页。

[97]《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190页。

[98]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86页；另参见同氏《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369—370页。

[99]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627页。

[100]参见唐长孺《唐肃代期间的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第439页。

[101]“衙内攫金”取《列子》“齐人攫金”之典，讽周逸利令智昏、自欺欺人之举。

[102]陈国灿：《安史之乱后的唐二庭四镇》，第423页。

[103]《旧唐书》卷四〇，第1647页。

[104]《新唐书》卷六，第172页。

[105]《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7168页。

[106]《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3页。

[107]《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185页。

[108]《册府元龟》卷一三九《帝王部·旌表第三》，第1553页。

[109]参见史苇湘《河西节度使覆灭的前夕——敦煌遗书P.2942号残卷研究》，第120页。

[110]王小甫：《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61页；薛宗正：《安西与北庭》，第291页。

[111]《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191页。

[112]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第417页。

[113]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九七叶一二，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21年扫叶山房本。

[114]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502—503页。

[115]《册府元龟》卷一三九《帝王部·旌表第三》，第1553页。

[116]王小甫：《安史之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61页。

[117]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2325页。

[118]《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27页。

[119]《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第6101页。

[120]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7页。

[121]《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第3310—3311页。

[122]以上参见陈国灿《安史乱后的二庭四镇》，第416—418页。

[123]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01页。

[124]陈国灿：《安史乱后的二庭四镇》，第416—418页。

[125]《唐大历三年（768）典成铣牒为杰谢百姓杂差科及人粮事》，参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6—117页。

[126]《旧唐书》卷一四五，第5209页。

[127]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大举进兵是在广德二年十月，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7167—7168页。

[128]详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7179—7184页。

[129]《新唐书》卷六，第172页。

[130]《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185页。

[131]马俊民：《唐与回纥的绢马贸易——唐代马价绢新探》，《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67—77页；薛宗正：《回纥史初探》，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98—208页。

[132]《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六，第605—606页。

[133]《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203—7205页。

[134]《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208页。

[135]《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202页。

[136]《资治通鉴》卷二二四，第7208页。

[137]薛宗正：《回纥史初探》，第196页。

[138]《旧唐书》卷一一，第300页。

[139]刘安志：《唐代西域边防研究》，第27页。

[140]《册府元龟》卷八二五，第9593页。

[141]《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36页。

[142]《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50—7251页。

[143]详见《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5245—5246页。

[144]《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82页。

[145]即所谓“陕州之辱”，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33页。

[146]《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87—7288页。

[147]《旧唐书》卷一二七《源休传》，第3575页。

[148]见《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88页。

[149]《旧唐书》卷一二，第329页。

[150]《旧唐书》卷一二，第335—337页。

[151]《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第11514页。

[152]陆贽：《陆贽集》卷十，王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8页。

[153]《资治通鉴》卷二三一，第7442页。

[154]《旧唐书》卷一二，第353页。

[155]陆贽：《赐安西管内黄姓纛官铁券文》，《陆贽集》卷十，第294—295页。

[156]《游方记抄》卷一，CBETA，T51，no.2089，p.980，c16-p.981，a11。

[157]《资治通鉴》卷二三一，第7442页。

[158]《新唐书》卷四〇，第1048页。

[159]《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09页。

[160]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第383页。

[161]《旧唐书》卷一九五，第5209页。

[162]森安孝夫：《增补：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夺战及びその后の西域情勢にっいて》，流沙海西奖学会编《アジア文化史论丛》3，收入氏著《东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ュ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232页。

[163]《旧唐书》卷一四一下《吐蕃传下》，第6101页。

[164]《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3页。

[165]岑仲勉先生认为沙陀并非处月，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201页。

[166]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98—401页。

[167]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58页。

[168]《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4页；金满州设立的具体时间，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5页。

[169]《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4页。

[170]见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曲江集》卷八，第418页。

[171]以上关于沙陀早期的历史，详见徐庭云《内迁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第10—16页；樊文礼《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8—77页。

[172]《新唐书》卷二一八，第6154页。

[173]见樊文礼《关于沙陀内迁的几个问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38—39页。

[174]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的迁徙及其聚落》，第45—47页。

[175]沙知：《跋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第187—195页。

[176]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吐鲁番学研究院编《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0页。

[177]《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82页。

[178]森安孝夫：《ウイガルから见た安史の乱》《，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ⅩⅦ，2002年，第159—163页。

[179]《旧唐书》卷一二七《源休传》，第3575页。参考王小甫《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99—100页。

[180]参见伯希和、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58—59页；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载氏著《摩尼教及其东渐》，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年，第83—84页；王小甫《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第102—105页。

[181]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2页。

[182]《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59页。

[183]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第34页。

[184]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57页。

[185]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0页。

[186]戴密微：《吐蕃僧诤记》，第214—215页；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第419—420页。

[187]王小甫：《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58—59页。

[188]《旧唐书》卷一八七下，第4904页。

[189]《资治通鉴》卷二二七，第7305页。

[190]《旧唐书》卷一二〇，第3474页。

[191]戴密微：《吐蕃僧诤记》，第214—215页。

[192]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第420—421页。

[193]《旧唐书》卷四〇，第1646页。

[194]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第66—67页。

[195]参见柳洪亮《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第65页；王小甫《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第59页。

[196]《资治通鉴》卷二二三，第7521页。

[197]《旧唐书》卷一九五，第5209页。

[198]《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六，第605—606页。

[199]《旧唐书》卷一九五，第5209—5210页。

[200]《新唐书》卷七，第197页。

[201]《旧唐书》卷一九五，第5210页。

[202]森安孝夫：《增补：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夺战及びその后の西域情勢にっいて》，第259页。

[203]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315页。

[204]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第430页。

[205]《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第1031页。

[206]《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8—39页。

[207]参见森安孝夫《增补：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夺战及びその后の西域情勢にっいて》，第259—264页；陈国灿《八、九世纪间唐朝西州统治权的转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8辑，1986年，第16页。

[208]荣新江：《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1996年，第182—183页。

[209]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中国学术》第1辑，2000年。

[210]森安孝夫：《增补：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夺战及びその后の西域情勢にっいて》，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