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北庭回纥、沙陀与粟特探究

2023-10-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隔绝中的北庭，对回纥的依靠绝不仅仅是传递消息，北庭还需要通过回纥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吐蕃。故而回纥会倾全国之力在北庭与吐蕃决一死战。真正与北庭唇齿相依的是沙陀。同时沙陀本就是为避吐蕃而迁回北庭，作为北庭附近最重要的部落，沙陀的存亡也与北庭密切相关，必然会与北庭一起抗击吐蕃。除了回纥与沙陀之外，粟特人也在北庭具有重要的地位。从这份牒文来看，北庭都护府所在的金满县户税征收对象为百姓、行客、兴胡三类。

隔绝中的北庭，对回纥的依靠绝不仅仅是传递消息，北庭还需要通过回纥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吐蕃。《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载：

吐蕃既侵河、陇，惟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与沙陀、回纥相依，吐蕃攻之久不下。^[158]

北庭、安西虽然在为唐朝坚守，但唐朝国力衰弱已无法再出兵西域。北庭自广德二年（764）隔绝以后坚持二十余载，除了驻军的奋勇坚守以外，实在是有赖于沙陀、回纥等部族的军事援助。

北庭很早就开始寻求与回纥联系。如前文所述，在永泰元年（765）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杨志烈遇害之时，北庭节度留后周逸就是与仆固怀恩有所联系。而作为回纥可汗的岳父，仆固怀恩背后的势力当然就是回纥。在当时，北庭就已经选择联系回纥以自保，不愿再出兵援助河西。朝廷对此也无计可施。隔绝之后，北庭节度使曹令忠（即李元忠）更是要依靠回纥的势力与吐蕃对抗。可惜史籍中只提到北庭与回纥“相依”，而没有记载回纥援助北庭的细节。只是在记载贞元六年北庭失陷之前的情况时记有：

于是吐蕃率葛禄、白服之众去冬寇北庭，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率众援之，频败。^[159]

这一次吐蕃大举进犯，回纥便是由大相颉干迦斯亲自率军救援。

薛宗正认为，北庭防务的巩固，主要是代宗朝奉行的结盟回纥以抗吐蕃的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160]。然而，回纥之所以援助北庭，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唐朝结盟。对于回纥来说，北庭具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北庭和西州都是商贾云集、财富积累之处。回纥也以军事援助为条件，对北庭进行了经济掠夺。《旧唐书·回纥传》即载：

回纥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161]

回纥强取豪夺之状，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北庭既是唐朝通往西域的门户，同时也是北方草原通往西域的一个重要通道。回纥需要通过控制北庭来保证贸易的畅通。其通过绢马贸易从唐朝得到的钱物，也可以经此流通。森安孝夫甚至认为，回纥如果失去北庭与西州，就会从财政方面动摇整个国家的根基，所以北庭的存亡是关涉回纥兴亡的重大问题^[162]。故而回纥会倾全国之力在北庭与吐蕃决一死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回纥对于河西的态度。河西节度使周鼎在沙州被吐蕃围困之时，曾向回纥求救，但回纥“逾年不至”，最终导致了周鼎被害的结果^[163]。回纥救援河西并不积极，因为河西并不像北庭那样关涉其核心利益。总之，回纥对于北庭的援助，更多地还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回纥并不是真的想帮助唐朝守卫疆土，他们终究还是想要直接控制北庭。

真正与北庭唇齿相依的是沙陀。《新唐书·沙陀传》载：“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164]一般据此认为，沙陀即是处月^[165]。沙陀与唐朝、与北庭地方有着极深的渊源。前文提到，处月部世居唐代轮台县（即今乌鲁木齐）附近^[166]。早在唐朝进入西域之前，处月就统属于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叶护^[167]。随着唐朝势力在西域的扩大，处月也归附于唐朝。永徽五年（654），唐朝在处月部落居地设立了金满州和沙陀州，将其置于羁縻统治之下^[168]。在唐朝处理龙朔元年（661）葛逻禄部落的案件中，正是金满州都督沙陀某最先向朝廷报告了葛逻禄南下的情况。龙朔二年，处月首领沙陀金山随薛仁贵讨击铁勒，因战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处月大部或随之赴瓜州。先天初，为了躲避吐蕃，又迁回北庭^[169]。开元二十二年（734）北庭都护刘涣的“悖逆”事件，也曾波及沙陀^[170]。安史之乱爆发后，金满州都督沙陀骨咄支亦曾率部赴中原靖难^[171]。从这些史实来看，沙陀真可谓是“世为唐臣”。同时沙陀本就是为避吐蕃而迁回北庭，作为北庭附近最重要的部落，沙陀的存亡也与北庭密切相关，必然会与北庭一起抗击吐蕃。《新唐书·沙陀传》又载：

贞元中，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庭，陷之。^[172]

然而实际上沙陀只是与“北庭之人”一起被迫降附吐蕃，没有“寇北庭”之事^[173]。北庭陷落后，沙陀被吐蕃迁徙到甘州，不过沙陀最终在元和三年（808）逃至灵州归唐。从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立场出发，沙陀还是倾向于依附唐朝。我们知道，作为影响晚唐五代历史的重要部族，沙陀具有十分强悍的战斗力。沙陀与北庭将士的齐心坚守，也是保证北庭安全的重要因素。

除了回纥与沙陀之外，粟特人也在北庭具有重要的地位。粟特人在唐代常常被称作昭武九姓、九姓胡，等等，他们是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的最为重要的商人群体。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北庭历来就是粟特人的聚居地^[174]。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15号文书《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以下简称《金满县牒》）有：

③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10页。

从这份牒文来看，北庭都护府所在的金满县户税征收对象为百姓、行客、兴胡三类。金满县总共收得税钱259 650文，其中百姓税钱只有85 650文，约占了三分之一。沙知先生指出，文书中的“人”当是指户，金满县共有1 760户，并推断行客与兴胡的税钱也各占三分之一^[175]。兴胡就是指粟特胡人。这些掌握大量商业财富的粟特人，无疑会对北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说到粟特人，就必须要关注一下伊西北庭节度使曹令忠。如前文所述，大致在大历四年（769）前后曹令忠就已经是北庭都护，那时他的职务至少是北庭留后；在大历七年被赐名李元忠之前，他已经是北庭节度使了；直到贞元二年（786）他才死于任上。如果从大历四年算起的话，曹令忠统领伊、西、北庭的时间，长达18年。这几乎跨越了整个北庭被隔绝的历史时期。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维持北庭的稳定，曹令忠一定是通过卓越的才能有效地整合了北庭的各种势力。除了个人才能外，出身背景应该也起了很大作用。从姓氏判断，曹令忠就很像是个粟特人。荣新江先生指出，曹令忠改从皇家的李姓，说明他很可能就是出身胡族的曹姓，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来自西北其他地区^[176]。这一推断无疑是有道理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常常会给出身外族的将领赐以李姓，如李怀光为渤海靺鞨人，本姓茹；李元谅祖籍安息，本姓安；李茂勋为回鹘阿布思之族；李国臣为河西人，本姓安；李国昌为沙陀人，原名朱邪赤心；李思恭为党项人，原名拓拔思恭，等等。从这一点来说，曹令忠被赐名为李元忠，完全可以作为他是粟特人的一个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曹令忠长期担任北庭节度使，无疑会有利于平衡北庭驻军与粟特胡商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商业民族，粟特人通常会在丝绸之路上便于贸易的地点建立聚落，因此他们的足迹遍布于自西域至中原、甚至草原的广大地区。所以不仅北庭有粟特人，回纥、沙陀之中都有粟特人。粟特人对于回纥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载：

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177]

这里就明确讲到粟特胡人为了攫取财富，劝回纥牟羽可汗南下侵唐。虽然有不少粟特胡人在随后的内乱中被顿莫贺诛杀，但还是可以看出粟特人已经深刻地介入到了回纥的内政之中。森安孝夫即认为，牟羽可汗的“征服”有粟特人的辅佐和支持^[178]。即便是在顿莫贺自立为可汗之后，也依然会任用粟特人，在建中元年发生张光晟杀突董事件后，可汗便是派粟特胡人康赤心来与唐朝交涉^[179]。回纥改宗摩尼教也与粟特有关。根据《九姓回纥可汗碑》的记载，牟羽可汗正是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从洛阳带回了粟特摩尼教僧侣^[180]。向可汗传教的主要就是粟特人^[181]。从用突厥卢尼文、汉文、粟特文书写的《九姓回纥可汗碑》以及用突厥卢尼文、粟特文书写的《塞维列碑》来看，粟特文也是回纥汗国的一种重要语言。至于沙陀，前文提到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见有龙朔三年（663）《粟特语唐金满州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182]，文书钤有“金满州都督府之印”。可见，沙陀部落早在高宗时期就使用粟特人来书写公文，他们的文秘人员应当就是粟特人^[183]。那么大致回纥和沙陀都可以委任粟特人来处理外交事务，所以在北庭与回纥、沙陀相互依存共同抵御吐蕃的过程中，粟特人一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也是粟特人要追求的，可以想见粟特人在其中穿针引线，更容易促成三种势力的合作。而作为节度使同时又是粟特人的曹令忠，既是北庭唐朝驻军的统帅，又是粟特势力的代表，他可以更好地与回纥、沙陀沟通，大概也会取得他们更多的信任。

这样，北庭驻军与回纥、沙陀、粟特等各种势力结成了利益群体，共同守卫北庭。他们共同的利益就是在北庭保护自身的安全和财富。回纥为了经济利益必须要援助并逐步控制北庭，沙陀则只能与北庭共进退，粟特人在其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北庭实现了长期的稳定坚守。

唐代北庭回纥、沙陀与粟特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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