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军政体制研究：瀚海天山与三州抉择

宝应二年（763）正月，史朝义身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然而唐朝未能彻底抹平叛乱给国家带来的伤害，不仅姑息史朝义部下诸将以致留下河北藩镇割据之遗祸，亦未能阻止吐蕃对于河、陇的蚕食。是年，陇右诸州尽皆被吐蕃攻陷，占据朔方的仆固怀恩也出现了反叛的迹象。河西与北庭也被卷入了随之而来的风暴之中。

广德二年（764）十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大举入寇，长安震骇。《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十月”载：

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谓监军柏文达曰“：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怀恩闻之，自永寿遽归，使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达将余众归凉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士卒怨其言。未几，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79]

广德元年前后马璘对河西的救援可能是起到了一定作用，此时河西受到的攻击有所缓解。面对仆固怀恩的南寇，杨志烈想出了“围魏救赵”之计，出劲卒五千攻击仆固怀恩盘踞的朔方，以解长安之困。果然，仆固怀恩在得到消息后，只得分兵二千回援。最终，突袭奉天的回纥、吐蕃联军面对郭子仪的布阵不战而溃。可以说杨志烈此次出兵完成了救援京师的战略目标。然而河西军却为此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死者殆半。监军柏文达率众返回凉州时，竟是“哭而入”。杨志烈“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的一席话，引起了士卒的怨恨。在此时，杨志烈与凉州士卒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杨志烈虽然自身困在凉州，却心系长安和天下，随时准备尽己所能来挽回唐朝的颓势。但凉州的士卒却没有这种觉悟，他们更关心自身和凉州的安全。在他们看来，为了救援长安而将凉州历经劫难所剩无几的精锐消耗殆半，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没有被杨志烈的大义所激励，反而怨恨于他的无情。

于是就在当年，凉州便失守了。《旧唐书·吐蕃传》载：

广德二年，河西节度杨志烈被围，守数年，以孤城无援，乃跳身西投甘州，凉州又陷于寇。^[80]

从这里的描述看，凉州城陷落之时，杨志烈似是只身跳出城外，逃往甘州。前引《资治通鉴》也提到，广德二年吐蕃再次围凉州时，“士卒不为用”。这似乎暗示我们，凉州有相当一部分士卒已经不再听从杨志烈的指挥。这样看来，除了吐蕃的围攻以外，杨志烈出兵朔方也是凉州失陷的一个导火索，这次事件折射出的是节度使的救国方略与当地士卒的自保利益产生了冲突。

凉州的陷落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最终造成了北庭与中原的隔绝。杨志烈也在逃到甘州后不久被沙陀杀死。敦煌P.2942判集文书中，有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信息。先来看其中最后三道判文，一是《伊西庭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使主兼矫诏河已西副元帅》（以下简称《周逸煞使主判》）：

副帅巡内征兵，行至长泉遇害，军将亲观事迹，近到沙州具陈……览三军之状，已辨淄渑；听两道之词，了分曲直。馆中毁玉，曾未讯于守持；衙内攫金，何遽受于旌节。承伪便行文牒，凭虚莫畏幽明，侮法无惧三千，抟风妄期九万。尚书忠义，寮属钦崇，生前无人间言，殁后状称矫诏……伏寻表草之言，却似首陈之状。上书自然不实，下策何烦漫行。此乃欲盖弥彰，将益反损。……又伪立遗书，躬亲笔削，恣行贪猥，莫顾章程。况随使资财，尽知优赡，供军玉帛，众委丰饶，人虽非命薨亡，物合却归府库。今者马承官印，货被私收，杂畜全留，家僮半放……周逸非道，远近尽知，理合闻天，义难厘务。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某某谬司观察，忝迹行军，欲宽泉下之鱼，有惭弦上之矢。公道无隐，敢此直书。各牒所由，准状勘报；当日停务，勿遣东西，仍录奏闻，伏待进止。^[81]

又《差郑支使往四镇索救援河西兵马一万人判》（以下简称《索兵马判》）：

戮力勤王，古今所重，师义殄寇，春秋则书。盖生人之令谟，实臣子之守节。况河湟尚阻，亭障犹虞。元帅一昨亲巡，本期两道征点，岂谓中途遇害，遂令孤馆自裁，痛愤辕门，悲感□□……差河□□□□赞善，专往计会，征发讫先报。各牒所由，准状□条表录奏。^[82]

又《周逸与逆贼仆固怀恩书判》：

推亡固存，商书所重。去顺效逆，春秋则诛。周逸猖狂，素怀悖乱。辇毂之下□见逃门……^[83]

这几道判文中的“使主”、“副元帅”、“尚书”、“元帅”都是指同一人，他是在往北庭征兵的路上被伊西庭留后周逸勾结“突厥”杀害。事件发生的地点长泉，正是在伊州至北庭之间^[84]。

唐长孺先生推测，被杀的“使主”便是河西节度使杨志烈^[85]。安家瑶也认为“使主”的相关事迹正可与杨志烈对应^[86]。王小甫清楚地论证杨志烈并非死于甘州，而应是死于沙陀所居的北庭附近^[87]。金滢坤亦撰文详细论述被杀之人为杨志烈，而判文作者为杨休明，理据颇详^[88]。故而学者们大多还是信从死者为杨志烈。史苇湘、马德则认为被杀之“使主”为节度使杨休明^[89]。然而此说理由并不充分。且从《周逸与逆贼仆固怀恩书判》看，周逸杀“使主”事件又与反叛的仆固怀恩有关，仆固怀恩卒于永泰元年（765）九月，故“使主”被杀当在此前或者稍后不久。《新唐书·代宗本纪》于“永泰元年”下记载：

十月，沙陀杀杨志烈。^[90]

朝廷得知杨志烈的死讯正好是在仆固怀恩死后不久，时间正相合。史苇湘推测杨休明“长泉遇害”是在大历二年（767），时间便太晚了。此外，李宗俊先生根据《唐崔汉衡墓志》中记载的“春官卿尚衡总戎河右”之句，认为尚衡曾任河西节度使，判文中被杀的“使主”是尚衡^[91]。然而史书中并不见尚衡出镇河西的任何记载，且《唐崔汉衡墓志》中又于“总戎河右”后记“尚公方欲升闻，荐于密近。尚寻罢镇，公亦去官”^[92]云云，可知尚衡的结局是罢镇，而非死于河西。由此看来，P.2942文书中记载的被杀“使主”，还应当是杨志烈。根据文书的内容可以知道，杨志烈在逃到甘州后，又曾出发赴北庭征兵，并遇害于途中。

关于杨志烈之死的细节稍后再作讨论，这里先来看一下杨志烈的官职。杨志烈此时是河西节度使，判文称其为“尚书”，当是因为他兼任了某部尚书。中晚唐地方节度使兼尚书衔是很常见的现象，杨休明最后的官职就是“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那么杨志烈的尚书衔很可能也是工部尚书。值得注意的是，判文中又称杨志烈为“副帅”、“元帅”，皆是指《周逸煞使主判》标题中出现的“河已西副元帅”。史书中不见有所谓河已西副元帅之官职。唐长孺先生认为，元帅职衔通常是授予亲王或郭子仪等大将，故此处的“副帅”、“元帅”可能是指节度使或节度副大使^[93]。但金滢坤指出，肃、代之际多见有副元帅，其中与杨志烈级别相类的路嗣恭便是以检校工部尚书充关内道副元帅，且河西、河北、河南皆有副元帅，故河已西副元帅当是实授的官职^[94]。当以此说为是。按平定安史之乱时，常设有天下兵马元帅，以太子或亲王为元帅，以宿将重臣为副元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皆曾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此后，又出现了地方性的副元帅，此类副元帅通常是兼统数道，其管辖范围和军事职权都超过了节度使。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李光弼任河南副元帅时，便“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95]；广德二年（764）正月，郭子仪任“关内、河中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96]，是以河中节度使统关内道；大历元年（766）四月，杜鸿渐任“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97]，即所谓“山剑副元帅”，是以剑南西川节度使兼统山南等道。似只有仆固怀恩所任河北副元帅只领朔方一道。如此来看，肃、代年间设立的地方性副元帅，是比节度使更高一级别的军事使职，副元帅通常统领一道或多道节度使。杨志烈的河已西副元帅，应当就是此类地方性副元帅，即以河西节度使兼统河以西的河西、北庭、安西三道。前引P.2942判集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周逸煞使主判》中，周逸为伊西庭节度留后，而杨志烈是其“使主”，似乎表明伊西北庭此时没有节度使，是由杨志烈以河已西副元帅的身份兼统。同样，《索兵马判》中称杨志烈“亲巡”、“两道征点”，“两道”即是安西与北庭，表明安西亦授杨志烈节制。故杨志烈在宝应元年（762）末、广德元年（763）初任河西节度使至永泰元年（765）十月去世之间，曾被任命为河已西副元帅，即以河西节度使身份兼统北庭和安西。

这可以称作是河西、北庭、安西三道的联防。薛宗正先生即认为，杨志烈领河已西副元帅的名号，标志着河西、北庭、安西已合并为统一的军政单位，实行三道联防^[98]。不过实际上，河西、北庭、安西并未完全合并为一个节度使。从《周逸煞使主判》看，伊西北庭虽无节度使，却有节度留后，说明伊西庭还保留了节度使的建置。河已西副元帅的实质是，河西节度使以副元帅的身份兼统安西、北庭。这样一种联防的形式，无疑是唐朝力图加强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系，巩固边防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应该注意到，副元帅之设并非只是针对河西，而是全国性措施。前文已经提到，肃、代之际出现的副元帅有河南副元帅，河北副元帅，关内、河中副元帅，山剑副元帅，等等。这种地方性副元帅，最初是为了适应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而设立的，乱后又出于种种军事和政治需要而陆续增设或保留。所以，河已西副元帅的设立，是唐朝整个军事战略及体制调整的一部分。然而，唐朝努力构建的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在危机时刻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面对凉州的失陷，西北诸州力图自保，所谓的联防体系也就随之崩溃了。

再来看杨志烈之死。前文提到，杨志烈在逃到甘州后不久，又亲赴北庭。P.2942判集文书中有一道《玉门过尚书妄破斛斗》判：

尚书当过，具有文牒。所由颜情，妄事周迎。既违公式，自合私填。^[99]

此处的“尚书”即是杨志烈。此处是说杨志烈过玉门之时，相关负责人擅自增加了接待标准。这应当就是杨志烈出河西、赴北庭的记录。又有《两界来往般次食顿递》判，或也与杨志烈的出巡有关。《周逸煞使主判》中提到“副帅巡内征兵”，《索兵马判》又有“元帅一昨亲巡，本期两道征点”，可知杨志烈此行的目的，就是以河已西副元帅的身份赴北庭、安西征兵。此时凉州已然失陷，征兵的目的恐怕就是要一举收复凉州，或者至少借北庭、安西兵抵御住吐蕃的进一步攻势。作为河已西副元帅、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以河西安危为己任，亲自征兵，以图力挽狂澜，不想却换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周逸煞使主判》记录了有关杨志烈之死的一些细节。根据这道出自河西的判文，杨志烈是遇害于伊州至北庭途中的长泉。从“屏王之耳目”、“上书自然不实”等语句看，伊西庭留后周逸在杨志烈被杀后抢先向朝廷上书，报告“突厥”杀害杨志烈。而在撰写此判文的杨休明看来，周逸的做法就是“欲盖弥彰”。杨志烈的随行军将逃回沙州，向河西报告了情况。于是杨休明认定该事件是周逸主谋，所谓“建谟出自中权，纵逼方凭外寇”，“中权”即是指周逸，“外寇”则是“突厥”。杨休明也准备向朝廷奏闻，即是所谓让朝廷“听两道之词”，便可“了分曲直”。判文提到“矫诏”，应当是指周逸“矫诏”称“河已西副元帅”，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周逸似又推脱说是杨志烈死前矫诏授予周逸副元帅的职位^[100]，即所谓“殁后状称矫诏”。“衙内攫金，何遽受于旌节”，也是说杨休明认为杨志烈不可能突然把副元帅之位授予周逸^[101]。判文又提到，周逸伪造遗书，将杨志烈带去募兵的大量钱帛、牲畜等都扣留在了北庭，即所谓“马承官印，货被私收，杂畜全留，家僮半放”。杨休明对于周逸的评价是“煞人求饷”、“害使贪荣”，希望能严惩以绝后患。

然而身为伊西庭留后的周逸，绝对不会仅仅为了“求饷”和“贪荣”便做出杀害河已西副元帅这样的严重事件。真正的根源在于杨志烈的征兵。且看《索兵马判》，杨志烈死后，河西又派出郑支使往安西四镇征兵，征兵数量达到了10 000。杨志烈亲巡之时，向北庭、安西两道征兵的数量也至少会是这个数目，他也是因此携带了大量的军资。前文提到，唐代安西、北庭的总兵力不过44 000，安史之乱已有近万精锐入援中原。肃宗征兵5 000之时，安西节度尚且犹豫不肯发兵，河西节度想要征兵万人，更是难上加难。故而杨志烈要亲巡征兵，或也是要借助其曾任伊西北庭节度使的威信。但是对于同样面临吐蕃威胁的北庭来说，并不愿意为了救援河西而损害北庭的地方利益。陈国灿先生也指出，周逸杀杨志烈并非一人主张，而代表北庭一部分官员的意图^[102]。在国家大义和地方利益面前，北庭还是选择了自保。《索兵马判》开头便专门强调“戮力勤王”、“师义殄寇”之责任，要安西守臣子之节，似也是有感于北庭不守臣节。

另一个促使北庭决议害死杨志烈的因素，或许就是北庭与仆固怀恩的沟通。《周逸与逆贼仆固怀恩判》便透露了这个信息，虽然判文残缺，但看来河西一定是掌握了周逸与仆固怀恩联络的证据。周逸与仆固怀恩很可能是存在某种利益交换。北庭最大的利益就是地方安全，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在唐朝无力西顾的情况下实现自保。而回纥可汗即是仆固怀恩之婿，当时仆固怀恩有能力联合回纥、吐蕃两大势力来侵扰长安周边，具有强大的政治资源。而河西的杨志烈曾经偷袭过仆固怀恩盘踞的朔方，对其形成了牵制。因此，我猜测周逸与仆固怀恩的交换，就是用杨志烈之死为筹码，来换回仆固怀恩及其背后的回纥势力对于北庭安全的保护或承诺。在此后北庭与中原隔绝的时间里，北庭就是依附回纥来对抗吐蕃。《旧唐书·地理志》即载：

上元元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103]

从这一角度来看，周逸勾结仆固怀恩之举也就可以理解了。

总之，杨志烈之死的实质，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唐朝虽然设立河已西副元帅以构建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但面对凉州失陷的突发事件，北庭还是选择了自保而置河西于不顾。

朝廷对于杨志烈遇害也是无可奈何。《新唐书》仅是简单地记载：“沙陀杀杨志烈”^[104]，《资治通鉴》亦仅载其“为沙陀所杀”^[105]。可见朝廷最终的认定结果是杨志烈死于沙陀，大概没有追究周逸。沙陀，即是判文中的“突厥”。《新唐书·沙陀传》载：“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106]那么沙陀就是居住在北庭附近的处月部落。如上文所引《旧唐书·地理志》，沙陀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与北庭共同抗拒吐蕃。由于地域上的相近和长期以来的共存关系，北庭与沙陀有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之间才是真正的联防。在杨志烈事件中，沙陀配合周逸出面杀死杨志烈，周逸再将责任完全推到沙陀身上。

在杨志烈遇害之后，朝廷也并非全无动作。《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永泰元年（765）”载：

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107]

代宗听从郭子仪的建议，希望通过派遣长史的方式来控制河西诸州，以稳定局势。杨休明也出任河西节度使，继杨志烈之后统领河西。建中三年（782），朝廷曾追赠杨休明为司徒，根据《册府元龟》卷一三九所载当时的追赠诏书，杨休明的官职为：“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少保。”^[108]可知杨休明在任河西节度使时，同时兼任了伊西北庭节度使，兼统两镇。由此看来，朝廷还是想以河西来控制北庭。只不过杨休明并没有河已西副元帅的头衔，似乎表明副元帅已经随杨志烈之死而撤销。

不过朝廷的努力并没有挽回颓势，凉州失陷后的严峻局势使河西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从P.2942文书中所载诸道判文看，凉州失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河西诸州都面临着军粮极度匮乏的情况，位于最前线的甘州更是如此。但是从《肃州请闭籴不许甘州交易判》及《甘州兵健冬装肃州及瓜州并诉无物支给判》等来看，邻州非但没有援助甘州，肃州更是请求不许甘州来交易粮食。更有甚者，从《张瓌诈称节度判》来看，甘州甚至一度发生了叛乱事件，好在很快平息^[109]。又有《朱都护请放家口向西并勒男及女婿送判》，此朱都护可能是安西都护^[110]，在危难之际，他想将家口送到更安全的安西。当时河西军民惊恐的情形可见一斑。

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甘州于永泰二年（766）陷落，肃州于大历元年（766）失守。两州的迅速失陷使得河西节度使只能固守瓜、沙二州。《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元年”载：

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111]

杨休明将河西节度使的使衙移到沙州，应当就是在甘州、肃州失守的时间段内，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在同一年，西州出现了河西兵。吐鲁番出土《广德四年正月百姓周思温牒》有：

①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01页。

广德四年即是永泰二年（766），当时西州并不知道已经改元。故实际上在广德二年（764）凉州失守后，西州就一度与朝廷断绝了联系^[112]。值得注意的是，从西州大量征收刺柴来供其使用的情况看，来到西州的河西军将数目不少。当时河西节度使驻守的沙州尚在坚守，不知这些河西兵来到西州是为了援助西、庭，还是有其他目的。单从河西兵出现在西州来说，虽然发生了杨志烈遇害事件，河西与伊西北庭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军事关系。

随后，周鼎接替杨休明出任河西节度使。根据颜真卿所撰《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宋璟之子宋衡以河西节度行军司马的身份随周鼎固守沙州“十余载”，后陷于吐蕃，又于大历十二年（777）被护送回长安^[113]。如此推算，周鼎接任河西节度使可能是在大历二年（767）^[114]。根据《册府元龟》卷一三九所载建中三年（782）追赠杨休明、周鼎等人的诏书，周鼎最后的官职是“河西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侍御史大夫”^[115]。同样的诏书里，杨休明的官职是“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可知，周鼎任河西节度使时，或已不再像杨休明那样兼任伊西北庭节度使。那么名义上的河西、北庭的联防也不存在了。王小甫先生认为，周鼎接任河西之后，杨休明就专任伊西北庭节度使了^[116]。然而如前文所述，赠官诏称杨休明身兼两镇，又杨休明之孙《杨乾光墓志》亦载：“祖休明，河西、伊庭节度使”^[117]。可知杨休明最后的官职就是兼任河西及伊西北庭节度使，而非专任伊西北庭节度使。如此看来，在周鼎接任之时，杨休明可能已经过世。大历十一年（776）瓜州陷落^[118]。大致在此前后，阎朝杀周鼎，又率领沙州固守十年^[119]。至贞元二年（786）沙州才开门出降^[120]，河西诸州便全部归于吐蕃了。

总之，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一直在试图依仗并控制西北诸镇。河已西元帅的设立，也标志着正式出现了所谓河西、北庭、安西的三道联防。然而安史之乱陷入持久战，不仅极大地消耗了唐朝的国力，更使得西北诸镇面对吐蕃的威胁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凉州的失陷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在出兵讨贼、为国尽忠和拥兵自守、稳固地方的选项中，北庭选择了自保，并杀害了前来征兵的杨志烈。唐朝苦心构筑的三道联防也随之瓦解。可以看到，在唐朝出现动荡之时，地方势力的选择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实际上这种地方抗拒现象在安史之乱后曾经多次发生。例如永王璘妄图窃取江南以及仆固怀恩据朔方的叛乱。而在广德元年（763）长安被吐蕃攻破之时，时任河南副元帅的李光弼竟然迁延不救，代宗也只能尽力安抚^[121]。德宗朝更有泾原兵变及李怀光的叛乱，等等，藩镇拒命也愈演愈烈。这种现象或许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在边将拥兵自重的情况下，节度使逐渐掌握了更多的地方资源，围绕军将就会形成各种地方利益群体，当朝廷的利益与地方军将的利益出现冲突时，地方有可能会选择反对中央。唐代的藩镇割据也由此逐渐形成。无论如何，唐帝国的西北防线因中原板荡而崩溃，河西全部陷落之后，伊、西、北庭也彻底成为了一块飞地。